2023年，我拿到自己的第一本作品集，我的家人、朋友、同学们都不停地祝贺我。他们并非祝贺我能靠出版书籍赚钱，而是祝贺我能靠自己敲出这么多文字。
因为这上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脑梗后的我，靠唯一能动的一只右手，锲而不舍敲出来的。
2016年3月31日，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
当天，族里一位长辈因脑梗去世，我回豫北农村老家参加葬礼。下午，我接母亲回到城里，精神很好，可是到了晚上突然感到全身疲倦，便躺到床上看书休息，发觉左手和左胳膊不听使唤。
妻子送我到医院，我还坚持一瘸一拐自己下楼进汽车。到了医院，医生让我住院治疗，判断我得了脑梗，但不是特别严重。我朦胧地睡了一会儿，天明了还一瘸一拐地自己到食堂打饭。下午做核磁共振检查，医生看后说梗塞的面积很小，输水2或3周然后康复锻炼就行了。
大约两周后，我病情稳定，每天上午输水，下午做康复锻炼，除了脑袋从左到右感到疼痛外，没有不良的反应。
但不知什么原因，情况很快突然恶化了。
医生要我做例行检查，我却一点也走不成路，只能让妻子的哥哥背着我去。这次检查后，医生说梗塞面积有扩大，治疗又进行了一周，早上醒来我左边整个脸庞麻木，说话、吃饭都不利索了。
我对这家医院的治疗彻底失去信心，决定转到省城治疗。
省城一家大医院的医生认为我脑供血不足，提议做脑部支架手术。手术很顺利，麻醉过后，我感觉到右腿根部有一点疼，才知道支架竟是从那里放进去的。
我在手术看护室住了三天，要进行术后观察。后来医生告诉我，那是最危险的日子，是和生死搏斗的三天。那三天，我分不清白天黑夜，日夜不停地输液。护士一个多小时就换一瓶水，两只手都扎麻了。
我的思维还算清晰，就是翻身极其困难。睡眠也失调了，不管白天黑夜，困得不行，就迷糊一会儿，但没有长时间的睡眠。
四天后，经医生同意，我转到普通病房，但第二天一睁眼，意外又发生了：我的双耳失聪听不见声音，竟也说不出话来。
医生要推我出去做各种检查，我怕这一关过不去，躺在病床上要纸和笔。妻子当时不解其意，她不知道我是想留遗言了，但我的手一直颤抖，无论如何也写不成字。
在我住院的头一个多月，我就接连复发了三次同样的病症。按专家的说法，像我这样的发病率“世所罕见”，能活下来的几率更是微乎其微。省内一位著名的脑梗专家特意把我的病例复印，一边翻阅一边啧啧称奇，说要在全国的讲学中当做极其罕见的案例使用。
幸好，奇迹出现了。过了中午12点，我的病症忽然有所缓解：认人了，能顺利说话了，思维也清晰了。
在医院的康复室里，我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离开，锻炼一丝不苟。医生称我是“康复模范”，号召病患者向我学习。经过一周多的治疗，我征得医生同意，出院后在家里进行康复治疗。
原先我以为，住院的一个多月最难熬，但进行自我康复，才是意志力炼狱的开始。
最开始，我利用小区里的体育器材锻炼。那时我母亲还在，每天陪着我。每天早上7点起床，我吃饭后坚持扶着楼梯下楼，一瘸一拐地走到小区花园。
8点左右，我开始锻炼，一般9点钟结束，再艰难地走回家，念半小时书锻炼口语，下午再重复这几项锻炼，就这样一直到2018年的春节。
在复建中，摔跤成了家常便饭。我右手摔到骨折，胳膊一个多月抬不起来，只能让人喂饭；我的左腿几乎无法打弯，走起路像罐了铅一样重，在沙发上坐一会儿都坚持不住。
记得有一天，我从家走到小区的广场，就摔了三次。
公园扫地的阿姨扶了我两次，第二次扶我时，一脸疑惑:“怎么又是你啊？”
有几回摔倒了，我艰难地挪到路旁的树下，吃力地扶着树干站起来。很多人看到，多次劝我拄个拐棍或者推个小车，我笑着拒绝了。一方面，我尽量维持最后的体面，另一方面，我始终相信，总会有拨开乌云见天日的时候。
妻子长时间一人看护我，特别是在省城住院治疗期间，有时在走廊上和衣而眠，半步也不敢离开。
我母亲长期患有高血压和高血糖，她拖着肥胖的身体陪着我，每天上下楼累得气喘吁吁，晚上还给我按摩胳膊一小时左右，从没一句怨言。
身边的亲人都这么努力，我必须拼尽全力。
2018年春节后，医生复诊认为我锻炼“强度”过大，要求我循序渐进。母亲这时也突然病倒了。她浑身乏力、两耳轰鸣，只得住院治疗，转回老家休息。
不到一个月，父亲突然打电话说，母亲再次发病进了医院。我当时躺在床上不能大动，妻子回老家探视，委婉告诉我：“母亲这次病得不轻。”
我放心不下，用手机问妹妹情况，妹妹支吾半天，让我放心。我怀疑因为我的病情，家里人都瞒着我。
2018年8月上旬的一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梦见母亲和我说话，安慰我不断地锻炼、康复，还梦见到老家养的鸡死了，而我的母亲属相是鸡。
醒来，我发现自己出了一身的冷汗，有种不好的预感。
后来，老家不时有人来看我，谁都不提母亲。
日子久了，我终于清楚地知道，永远不会有母亲的消息了。我没能送葬，甚至没到母亲坟上哭一声，或烧一把纸钱。
我出院前夕，专家看了我三次发病的CT，直言不讳：“你有两次都生命垂危，特别是第三次，能起死回生，在医学上就是奇迹。”
好运，似乎从那时起就被我用完了。
2019年，我的复健进行了两年多，仍不见康复的兆头。我苦思良久，不能再让妻子跟我受拖累，便请求她带着孩子离开我。妻子丝毫没有犹豫，断然拒绝了。在以后的训练中，我又不止一次地请她离开，但她根本不接我的话茬。
因为行动不便，我情绪波动很大，有时因为大便干结就要发脾气。妻子安慰着我，千方百计打听“良方”。
日复一日的复建，并不能带来明显效果。记不得有多少次，我感到活着就是一种痛苦。
生病前，我是县里一个垂直管理部门的局长，下属围着转，轰都轰不走。后来调回市里，也经常忙个不停，每年还远赴新疆承担棉花监测任务。
病后在家修养，无法重返工作岗位，成了没有用的废人，拜访我的人也骤然变少，身边突然变得冷清，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我一时没法适应。
我曾灰心地盯着窗口，想纵身一跳一了百了。可等一只脚踏出去，眼前出现的就是辛苦的妻子和刚毕业的女儿，想到从“鬼门关”擦身而过的“奇迹”，强烈的求生欲还是占了上风。
有次，朋友到家里探望我，说起我以前写的文章，鼓励我重新写作。
我曾当过记者，进机关从事的也是文字工作。我刚当记者那会儿，还是刚运用电脑排版，报社进行了集中培训，我双手胖乎乎的，负责培训的一位大姐说我有打字困难症。
我一气之下，找到一位电脑老师教我，昼夜不休，用一个星期率先学会了打字，双手熟练得胜过培训老师。到机关工作后，专业打字员对我熟练的手法都惊叹不已。
但脑梗后的我，坐在电脑前，只能动一只右手，创作对我来说绝非易事。
也许朋友只是好心的鼓励和安慰，而我却认真起来。想起当年几次获得过全省的好新闻奖，当天晚上就坐在了电脑桌旁。
好在搞文字工作时间长了，电脑操作不成问题，虽然只能用一只手打字，慢慢来也能敲出不少字，我每日刚好有大把的无聊时间。
如果需要下载app，我一只手操作键盘和鼠标忙不过来，要等妻女来帮我。有时她们正忙着做家务或别的事，我就眼巴巴坐在原地等。
家人实实在在帮了我很多。电脑椅子过低，妻子就加了一个厚厚的垫子。后来她观察我打字的状态，还觉得不够满意，索性帮我换了一把高椅子。
外在硬件准备到位，接下来的挑战只能靠我自己。
首先还是打字的问题，我思维流淌的速度很快，但身体输出的速度很慢。我的身体还不习惯久坐，特别是左胳膊和左腿，坐一会儿就开始酸疼，身体忍不住倾斜，需要费力地摆正。眼睛看电脑时间一长，不免干涩流眼泪。
有时候，我累得只想躺平，也会给自己心理暗示说：“可以躺着，没必要强迫自己”，但躺了没多久，我还是咬牙站起来，坚持完成每天的写作任务。
好在经过辛苦磨炼，我的右手逐渐可以熟练控制整个键盘，打字的速度已经和双手相差不多，“噼里啪啦”的打字声，就像战场上的鼓点，不停敲在我心上，让我热血沸腾。
我当局长时，下面有个打字员住在我家对门。有一次他看我只用右手，竟然能熟练敲击键盘，张着嘴吧惊讶地观看了好一会儿。
开始写作后，我把文章发在网络上，大部分是我自身经历和感悟的散文，原本只是当做自己抒发情绪的排解，没想到真会有人喜欢。
2022年，中山大学的校刊《岭南人》的一位编辑在网上看到我的文章，主动联系我，刊发了我的两篇散文《映山红》和《奶奶》。校刊没有稿费，只是寄来两份样刊。
但从此，我投稿的兴趣更大了。
纯文学作品还是不太容易发表，特别是许多公众号，对纯文学的稿件“不屑一顾”，不少的报刊、杂志等也在适应新文体。
为适应市场，我也开始尝试新文体的写作。比如科幻、穿越等类型，都进行了尝试。
虽然许多作品投稿后还是石沉大海，我也一度失去信心，不想再写了。特别是我创作的一篇小说《露水夫妻》，某个公众号回信采用后，一家刊物从网上看到，也通知我想要采用。
原本我很欣喜，希望纸质刊物能采用我的作品，永久收藏。可耐心等待三个月后，刊物编辑答复我：“有别的稿件，愿意有偿刊登。”
我才知道，这篇小说因为需要支付稿费而被弃用，这让我灰心了好久。
期间，我偶尔有稿件发表，一个大学同学看到我发在报纸上的书评，发消息开玩笑地问我稿费如何。
我哈哈一笑，告诉他：“睡（税）前没有，睡（税）后也没有，睡着了倒有！”
其实，稿费不能说没有，多的一二百元，少的几十元，妻子有时也嫌稿费低廉，不值得我花这么多时间。
但我心态很好，宽慰她：“这就不错了。我早年当记者时，是千字20元。”
鬼门关走过三趟的我，重新写作不为稿费，从中获得的可能不再是金钱所能衡量。
第一次在刊物发表后，老家的一位叔叔专门打电话祝贺，说文章勾起他对过去农村的回忆，并推荐到县刊《卫河》发表。
一位大学同学看到我复健写下的文章，发到同学微信群里，曾经的同窗们对我的作品也热烈回应。还有几个高中同学特地跑到家里祝贺，同时也是来探望我的恢复状况。
我的身边重新热闹起来，这也是文字带给我的存在感。
搞创作一年多后，我欣喜地发现，我的左手也能活动了，全身也逐渐平衡了，不像以前坐一会儿就要歪倒下去。
现在，我虽然还是习惯右手打字，但一个小时已经能写1000字以上。
关在家里，时间长了思维难免枯竭。为了写作，我在户外的时间也逐渐变长。
我去热闹的菜场买菜，绿葱葱的蔬菜、红彤彤的果子，喜人又治愈。遇上恶劣天气刮风下雪，我在楼梯里上下“攀援”。每次扶着楼梯，一步步从楼上到楼下，从楼下到楼上，要走1000多个台阶。
这种状态，用“走”字显得轻飘了，应该用“爬”字，我在贴地爬行。刚开始康复锻炼，比“爬”更艰难，左腿似有千斤重，每走一步都趔趄，都要喘一口气，还得忍受着剧烈的疼痛。
因此，我给自己起的网名和笔名都是“锲而不舍”，至今没有变动过。
又是一年，我感觉身体明显有好转，每天走到小区花园的时间为4小时左右，我有预感应该是接近康复了。
自去年以来，我已经可以比较轻松地独立行走。原先我买菜中途要歇息一两回，一步一挪，动不动就摔倒，菜也撒一地。现在我已经可以轻松到家，一次也不摔。过去沿小区内的公园转一圈，我需要挪一个小时左右，现在10多分钟就能走完。
小区公园里一位打扫垃圾的老太太经常与我照面，见我就高兴地说：“好多了啊。”
妻子也忍不住感慨：“看来，文字才是你的拐杖。”
最幸运的是，我还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看，我的每一天都在变好，生命之树抽出了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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