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春华创始人胡祖六博士与大自然保护协会首席执行官莫睿思（Jennifer Morris）在世界经济论坛（WEF）刊物联合发表文章《珍视自然资本，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发展优先事项》（Valuing natural capital -Nature’s value: integrating
biodiversity with economic priorities）。
文章提出，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但目前正面临严重威胁；要在2030年前逆转生物多样性丧失，每年需要约7000亿美元，政府和私营部门行动起来填补资金缺口刻不容缓；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私营部门迫切需要一个简明高效的标准框架，识别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文章呼吁，保护生物多样性应成为全球性合作议题，而非碎片化的努力。
参差多样乃地球生命之本源。
我们知道，生物多样性越丰富，地球就越能更好地应对极端气候、人口增长和资源枯竭。然而，由于气候变化、栖息地丧失、污染和无序的资源开发等，生物多样性正在显著、长期地下降。
专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 警告公众，自然资源的消耗速度已经超过了其再生速度。地球生态超载日（Earth
Overshoot Day）记录了每年人类对生态资源服务的需求超过当年全球资源再生能力的日期，今年这个时刻发生在8月1日。这是自1970年有记录以来最早的一次。
如果不改变现况，到2050年，地球可能会有多达100万种物种灭绝。背后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虽然生物多样性领域没有类似于气候变化中二氧化碳百万分浓度这样的通用指标，世界银行预测，如果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崩溃，到2030年，全球年GDP将损失2.7万亿美元。然而世界银行同一分析显示，相比之下，如果我们实施对自然更友好的经济政策，在2030年，全球GDP反而可以因此增长1500亿美元。
这里需要提到两个重要概念：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
自然资本包括地球上储备的地质、土壤、空气、水和所有生物。在世界各地，无论是私下交流还是公开讨论，将环境看作自然资本的观点正在逐渐普及，这有助于人们理解保护、利用和恢复自然所能带来的效益及其重要性。同时，全球有识之士也在探索人与自然双赢的自然资本投资机制。我们把土壤更新、授粉、水储存和气候调节等等称为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这一概念也正在普及，各国对生态系统的态度已经从单纯的防灾减灾转化为更可持续的价值创造。例如，在哥斯达黎加，政府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生态系统服务补偿机制（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ES）——补贴保护森林的土地所有者，从而帮助保护生物多样性、水资源和维持碳封存。这一机制不仅保护了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还为当地社区创造了可持续的经济价值。当人们开始估算并了解自然资产退化的隐藏成本，关于自然资源做出的决策就会更理性。相关的概念和观点已存在多年，近年来正在被更加广泛地认可和应用。目前有很多积极的信号。例如，在2022年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上，各国政府代表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这一框架设立了一系列具体的目标及措施，旨在2030年之前停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 再例如，由厄瓜多尔、加蓬、马尔代夫和英国在2022年发起的《生物多样性融资十点计划》（10PP），制定了动员全球资源繁荣自然资本的路线图。目前，已有43个国家加入这一计划。10PP的数据显示，与昆明-蒙特利尔框架的融资目标相关的计划和措施正在稳步增加。真实有效地核算自然资本，公众才能了解不同政策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成本。自然保护协会（TNC）、保尔森基金会和康奈尔·阿特金森可持续发展中心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指出，要在2030年前逆转生物多样性丧失，每年需要约7000亿美元，这远远超过目前的资金投入。要扭转紧迫的形势，我们必须积极有效行动和投资，以促使经济生产向更适配自然的模式转变。一个直接高效的做法是：减少或重新分配不符合环保价值的补贴。例如，印度尼西亚减少了化石燃料补贴，转而将资金投入到可再生能源项目，通过重塑补贴机制来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资金，从经济角度让生态保护更加可行。2024年10月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16），主题为“与自然和谐共生”，大会呼吁重新审视资源攫取和环境污染驱动的经济模式。大会的一个核心目标是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第18项目标，即改革对自然有害的负面补贴，每年将5000亿美元重新分配到对自然友好的项目。民营经济擅长通过市场手段提升资金效率，可以扮演关键角色。例如，自然指标财务披露工作组（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NFD）的工作成果尤其值得赞赏。它制定了自然资本相关的披露建议和指导方针，帮助企业和金融机构评估与自然相关的影响，把控风险和机遇。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都到了观念、机制和工具创新的关键时期，其中有三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领域：过去15年中，全球生态保护机构在扩大自然保护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生物多样性仍然急剧下降，因为仅靠保护区难以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源在我们的生产、消费体系及供应链。尽管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设定了在关键领域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政策和社会主流的目标（例如第14项目标），但缔约方往往缺乏转型的工具和政治意愿。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秘书处需要与全球多边机构合作，包括多边开发银行，推动制定和实施特定领域的转型计划。现在各界应当坚定地就长期战略达成共识，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主流、融入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的实践中，包括采取措施变革食品与能源生产-供给体系和金融系统，从而保护自然。如果可以推动多边开发银行将政策和投资组合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保持一致，将极大改善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这已被列为《生物多样性融资十点计划》其中之一。沿用气候变化领域的实践经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呼吁多边开发银行衡量其投资组合的自然影响，并设定长期提升目标。该决议实际上也呼应了七国集团部长会议此前达成的共识。我们建议将自然资本纳入企业决策中，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这种方法能够推动保护实践，并吸引对自然的投资。然而，挑战在于，与气候变化不同，评估生物多样性缺乏简洁且标准化的衡量指标。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监测体系包含了100多个指标，即使如此仍未涵盖所有要素。基于自然指标财务披露工作组和科学目标网络（SBTN）的工作，我们迫切需要一个简明高效的框架，帮助私营部门识别和管控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一些合作项目正在努力统一框架，以吸引商界广泛采纳他们的标准，代表性的是“自然受益倡议”（the Nature Positive Initiative）。虽然我们不一定需要创立生物多样性投资产品，但搭建框架让企业参与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BSAPs），能在强制性、补偿性措施的基础上有效推动、补充自然资本投资。我们已经有了减缓生物多样性危机的金融方案，现在有机会动员资本，更广泛、更深入地投资建设和谐的自然。全球各界——包括政府、国际组织、多边开发银行和非政府组织——应团结一致，达成目标共识，在大刀阔斧并且明确和可衡量的生物多样性目标之下进行投资。未来我们期待看到政府和民间力量携手改革生产系统和消费模式，推动资本流向对自然资本更友好的领域。今天，我们对自然的投资越多，未来，我们子孙后代获得的回报将越丰厚。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Champions_for_Nature_Raising_Ambition_Sustaining_Impact_202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