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华读书会」一直在探索更为丰富的形式，本期邀请外部图书作者与春华同学们深度交流讨论。嘉宾新望博士分享了写作《关键时刻：中国制造业何去何从》前前后后的观察与思考。
在大国竞争、经济下行、地缘冲突的乌云下，中国制造业未来可能如何破局？“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反映了哪些政策信号？在脱钩大背景下，中国如何解决卡脖子难题？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制造业，更牵动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新望博士认为随着金融业、房地产、互联网行业的重新归位，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的意义被重新审视。面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和脱钩，内循环需要补课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问题，外部则要守住三道防线。
在“卡脖子”的问题上，虽然全国统一的体制具备一定的优势，但技术创新的主体永远是企业。“不能迷恋、迷信举国体制，也不能把举国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补短板也不是非举国体制不可。一味补短板，永远都补不完，关键领域的长板是最好的砝码。”
以下是新望博士的访谈分享：
Q：首先请简单介绍一下您这本新作的主要观点和创作背景，您认为中国制造业“关键时刻”有哪几层面的含义？
新望 概括来说，中国制造业具有这样几大关键词：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全链制造、富有韧性、超大内需市场、处在由大到强的关键跃升阶段。
“关键时刻”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中国从 2010 年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至今已经十四年。中国的制造业正处在一个由大到强的关键时期。
第二个关键时刻是全球产业链正在重构。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摩擦、俄乌战争，近年国际形势变化给全球产业链带来冲击。全球产业链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无论称之为“逆全球化”还是“阵营化”，国际市场的效率原则正在让位于安全原则。
这个书主要讲的就是中国制造业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如何应对。简单来说，中国要成为世界制造强国，必须补短板、锻长板、固底板，构建现代化制造业体系。
Q：今年两会前后，“新质生产力”的新提法引发了舆论和行业的关注，您认为这背后反映出哪些政策信号，对投资行业有什么实质性影响？
新望 新质生产力指的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事实上与以往我们对生产力、科技创新的论述，本质上是一样的。春华一直关注科技创新，所以这个提法对我们的投资没有实质性影响。
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九大任务当中的第一条，就是关于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我们可以看到，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与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同等重要的。
所以，并不是说“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只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利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服务传统产业转型也是新质生产力。
如果说政策信号，我想更值得投资行业注意的是近年政策对制造业、实体经济的重新强调。与之相辅相成的是，这几年，金融业、房地产、互联网行业都已重新归位。
金融业被强监管，要求治乱象、补短板、防风险、服务实体经济；过去几年，制造业将经营方向转向房地产、荒废主业的案例多如牛毛，现在也在回归理性；许多互联网大厂恶性竞争、无序扩张，对实体经济的挤压十分明显。国家对虚拟经济的整顿和规范，虽然手法比较粗放，让我们看到遏制脱实向虚的监管方向和决心。
不仅是中国，次贷危机后，欧美国家反思“去工业化”，不得不提出“再工业化”，吸引制造业回归。
中国的政策怎么定位制造业的意义呢？《中国制造2025》开篇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
Q：您的书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全球产业链重构和中美脱钩。这个问题事实上也被讨论了多年，您认为内外因素中，分别有哪些容易被公众忽视的点？
新望 中国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大思路是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
从内部来看，很多人会质疑，外贸出口放缓，国内经济能不能支撑内循环为主呢？我认为可行。
需要注意的是，内循环不畅的最大问题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但城市化欠账正在补上。对比同等工业化程度的经济体，我们的城市化欠账大约为十个百分点左右。如果一年提高一个点的话，我们还有10 年左右的城市化进程要走。
有统计表明，中国有六亿人口月均收入在1000 元左右，其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
过去的20 年，贸易增速长期显著高于GDP增速，贸易顺差持续增长，工业化快于城市化，这都是三亿农民工加四亿农村老人和留守儿童牺牲了正常家庭生活换来的。
中国不能带着二元结构下的八亿农民进入2035 年的基本现代化。城乡消费水平全国平均大致相差3 倍左右，如果把八亿农民的消费支出提升到城市水平，由此所释放出的巨大内需，必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后续增长的强大动力。
外部来看，对于全球化逆流，中国已有预案。
中国应对逆全球化的第一重防线是“一带一路”愿景，目前可能更多的是地缘政治考量，未来会更多地与经济效益挂钩；
第二重防线是争取与欧洲合作，虽然欧洲、美国表面是“盟友”，但彼此之间的龃龉也相当大，尤其德国等西欧国家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获利巨大，即使不会深化合作，也不至于去中国化；
第三重防线是中国积极申请加入CPTPP，推进环太平洋经济一体化，至少坚持把中日韩这个小循环保住。中日韩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相互深度嵌入，应争取早日建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这个虽有一定难度，但对中国来说必须争取。
越是面临封锁，越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而是要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局面，如同拳击中的“抱摔”，要在动态中寻求安全，寓安全于合作。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我国产业链保持国际前沿水平。
Q：对于中国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路径，过去几年“德国经验”被频繁提及。我看您也深入剖析了德国样板，从宏观到微观，在考察研究德国制造的过程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点。
新望 很多人不知道“德国制造”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老牌工业国英国曾经还立法限制德国产品进口，战后的德国甚至被称为“欧洲病夫”。但德国人励精图治，后来居上，完成了品质革命，使“德国制造”成为品质的象征。
我在书中详细阐释了德国值得中国学习的八个方面：
第一，德国一贯重视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保持警惕；第二，培育中小企业“隐形冠军”，全世界的“隐形冠军”有2600多家，德国占了1300多家；第三点，德国产业政策部门强势，积极在政府、社会、市场之间寻找平衡点；第四，德国注重品质制造、高端制造；第五是，德国的工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令人叹服。
很多人觉得工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很虚，其实德国的制造业精神体现在很多细节上。在德国，做啤酒有《啤酒纯酿法》，开商店有《商店关门法》。
这里分享一个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曾经讲过的拧螺丝的故事。
他曾经考察中国商发旗下一家工厂，这家工厂曾从德国进口一台大型锻机，运行3 年没有发生任何问题，随后又进口了第二台锻机，但运行不到6 个月即问题百出。
后来调查发现，原来是安装出了问题。德国供应商在说明书中明确要求，拧螺丝时要拧三圈半后再倒退半圈，但中国工程师和工人说“德国人太傻了，那不就是三圈吗？”
前面几个还比较小心地拧了三圈，后面拧了几圈也不知道了，反正扳手上的力差不算数，也没有记录。
螺丝为什么要拧三圈半再回半圈？主要是为了防止螺丝出现松动，且回半圈是为了恢复其弹性变形，消除预紧应力。螺丝通过连续加压或弹性变形后，塑性应力和失效的概率大大降低，使螺丝保持较高的连续张力，而直接转三圈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另外，在拧螺丝的过程中，必须施加额外的预紧力，而拧三圈半再回半圈后预紧力就会消除，否则螺丝会发生弹性变形，特别是在高温高负荷的情况下，长期这样，材料会产生蠕变。
制造业的兴衰还依靠教育、产业等客观大环境。
我列举的第六点是制造业与科学、技术、教育的结合；第七是“双元制”教育体制，德国的学校承担30%的培养任务，授课以理论知识课、公共课、道德情操课、体育课等为主，企业则承担70%的培养任务，主要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基本技能；第八点是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效果显著。
Q：我们再具体聊一下您说的第三点，也就是政府与社会、市场和配合。您提到，中国政府在芯片产业上的投资金额是全世界最多的，超过了美日韩和欧洲国家，然而，其效果却一言难尽。
美国曼哈顿工程是一种举国体制，日本的半导体追赶也是举国体制，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如何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
新望 虽然全国统一的体制具备一定的优势，但技术创新的主体永远是企业。不能迷恋、迷信举国体制，也不能把举国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补短板也不是非举国体制不可。
我认为，当下半导体行业所谓“卡脖子”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融入世界、贸易合作、锻造长板来解决。一台光刻机有45万个零部件，ASML只生产15%，其他85%都靠采购。可见，关键的长板是最好的砝码，一味补短板，永远都补不完。补短板只是策略，锻长板才是战略。
目前，中国有五大产业在世界领先：通信设备、轨道交通装备、输变电装备、纺织服装、家用电器。有六大产业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航天装备、发电装备、新能源汽车、钢铁、石油化工、建筑材料。应该巩固这些产业的领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