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合中美关系的创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春华读书会

 胡祖六博士  在2023年之前，您在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担任现当代中国历史与政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38岁就成为牛津大学当时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

为什么选择做中国研究？我们现场也有春华同事毕业于您现在任教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很多人也好奇您为什么从牛津去到哈佛。

 米特教授  我大学本科学的是中文，部分原因是当时我对中国一无所知，这种“无知”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我很喜欢泰戈尔的诗歌。泰戈尔有一首诗歌写道：

我心绪不宁。我渴望着遥远的事物

I am restless. I am athirst for faraway things

中国对我来说就是那个让我渴望的远方。所以我非常希望了解这个重要、令人兴奋，但在西方又不太为大众了解的国家。

我认为我们这代人有三个最重要的叙事：能源转型、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如果有机会能参与其中，我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后来我接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邀请，肯尼迪学院融合了学术严谨和宏观视野，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在你的学生之中，真的会诞生改变以上三大叙述的人，比方说前香港特首、前新加坡总理、前中国国家副主席等等。

 胡祖六博士  这三个叙事也是我非常关注和感兴趣的。在众多中国研究的议题中，您为什么将关注点放在二战中的中国角色？

 米特教授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实际上大家依然没有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遗产。二战通过书籍、电影和社交媒体的讨论，占据着公众记忆，影响着对今天的认知。

很多西方民众不知道，中国其实是同盟国中，投入二战时间最长的国家。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东亚地区极少数坚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两大政党。

中国为捍卫和平正义、建立新国际秩序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盟友的贡献和境况被很多人忘记了，原因之一是西方传统的二战史学是把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视为二战的开始。

我认为，二战中的中国有很多非常迫切需要被讲述、被了解的故事。

首先，中国为二战付出了壮烈的代价。因战争和战争导致的饥荒、灾害而死亡的人数超过千万，中国境内难民数量大概在8000万到1亿人。

其次，中国的基础设施基本毁坏殆尽，用中国人的描述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中国现代对高大崭新基础设施建设的迷恋或许与此有关。

第三，到1938年，北京、上海、南京都已经陷落，当时投降的论调也甚嚣尘上。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坚持战斗。相比欧洲一些国家面对德国纳粹的表现，不得不说，中国的表现非常了不起。如果中国没有拖住数十万日军，而是完全沦为殖民地，二战的格局将很不一样。苏联将不得不双线作战，盟军会非常被动。

我想，中国和世界都需要记住，中国的抗战不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单打独斗，而是世界反轴心国的集体战斗的一部分。西方需要承认、重视中国的贡献，中国也应该不忘与盟友合作、被援助的历史。

冷战导致世界迅速分化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中美苏英等大国和亚洲没能够协同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今天的东亚对话艰难，很大程度是在为此付出代价。

 胡祖六博士  西方很多政客认为，台海战争不可避免，并一直想预测战争的时间。我们也有很多朋友、甚至投资人问到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其实如果认真回顾中国的抗战史，就会知道台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不高。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一直主张“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您认为中国抗战史对今天台海关系还在产生影响吗？您怎么判断如今两岸关系的水温？

 米特教授  最近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大陆对台湾的软包围》，认为中国大陆武力统一台湾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一方面，水陆两栖作战的代价是巨大的；另一方面，大陆有更好的方式来对台施加影响力、助推统一力量。

我认为，大陆最成功的策略之一就是灵活运用贸易手段。80%的台湾企业都与大陆有联系，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富士康集团。台湾的化工业、水果产业等诸多产业都与大陆紧密相连。

还有一个数字，台湾学生可以通过优惠政策考入大陆的大学，最近一份报告显示，超过一万名台湾学生已经或正在通过这个路径在大陆求学。

台湾的选举模式也正在发生变化。台湾年轻人对经济现状、房价等有很多不满。三分之一的年轻人投票给台湾民众党（TPP）。台湾民众党对两岸连接是比较开放的，他们主张恢复沟通，重启对话。

所以，从北京的角度，相比武力威胁，软实力和说服的艺术对于和平统一更为重要、有效。

如果你回过头去看1946-1949年解放战争期间士兵们写的战争日记，大家最不安的是“中国人不应该杀中国人”。大陆官方常说“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这在大众层面是被认同的。

台海战争一旦发生，对全世界将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可能涉及全球GDP的75%。亚太地区40年的和平将毁于一旦。

 胡祖六博士  二战期间，中英虽然是盟友，但也发生了很多不愉快，同时，英国也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

卡梅伦开启了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后，近年中英关系不确定性陡增。我们知道您与Sophia Gaston共同撰写了“构想英中接触战略”（Conceptualizing a UK-China Engagement Strategy），发表在英国外交政策 (British Foreign Policy Group) 。2024年的英国大选可能会对中英关系产生哪些震动？

 米特教授  中英关系在卡梅伦任期之后有所下滑。英国在处理中美关系、中国与欧盟关系中，占据着特殊的话语地位。

我猜测2024年英国大选结果会是工党获胜并占据议会多数（注：发言时间为2024年6月）。工党日前表态，如果当选将对中英关系进行全面审查“China Audit”，包括贸易、国家安全、教育和能源等。

欧盟的对华政策可能也会受到美国大选的影响，欧盟也在观望美国大选的走向。从美国大选角度，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当选，对华政策不会有很大区别，但是对欧盟的策略可能会有不同。

美国的对华策略和欧洲大陆右翼政党的崛起会让英国显得有些孤立，英国也会重新审视对华政策。

 胡祖六博士  对于中美关系，不同的学者解读的理论框架不同。

英国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中美关系是意识形态的冲突。美国国际安全专家、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修昔底德陷阱，他认为，中美竞争很典型，就像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因此即便中国是与美国类似的西方民主政体，对立依然会发生。

您怎么理解今天的中美关系？

 米特教授  我并不同意有人把目前的中美局势说成是“新冷战”。现在的世界是多极的，更多是整体和平之中有一些局部冲突。冷战是两极或者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核威慑是关系的中心，当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支配着若干代理人。这些在今天的中美身上都看不到。

在全球的很多区域，例如东南亚、西部非洲，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在发出独立的声音，他们更关注就业率、绿色增长、人均寿命、公共健康问题。他们可以对大国说“不”。这些都与冷战的思维方式很不一样。

我在书中也提到，中美之间的不信任，事实上在二战盟军合作中就已经暴露。战时中美两个盟国关系紧张，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互动。中国领导人怀疑，中国自身的利益和目标总是要让位于西方同盟者和苏联。中美之间不信任的种子早已种下，不管是美国与蒋介石之间，还是美国与毛泽东之间。

我想这本书要提醒西方的是，中美关系注定会经历波折，要让过去的创伤愈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西方要对中国为国际社会做出的贡献予以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