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垕镇位于禹州市西南部山区，盛产瓷土、釉料，其瓷土经测试发现除常规物质外，还含有40多种微量元素，煤炭和木材等天然的制瓷燃料储量丰富，是钧瓷在这里发生、发展、延续千年而不衰的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
禹州制瓷历史悠久，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有相当成熟的彩陶制作工艺。唐朝时生产出高温花瓷后，禹州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之一，生活艺术瓷兼有，高中低档皆备。其中有种黑釉带乳白色或白色中呈现蓝白流纹斑块的花瓷，世人称为“唐钧”。这种用不同色剂在高温下自然流动、相互融合形成极美艺术效果的工艺，自然就启发了当时以还原火烧制青瓷的一些窑工。
红色是中华民族敬仰的色彩，可以从仰韶文化的陶器中得到印证。寻找能使青瓷中出现红色的色剂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关于铜红釉在禹州的出现有多种传说。所谓“铜匠说”，是说钧瓷产生以前窑工烧的都是青瓷，一天一个铜匠住在了一个烧青瓷的窑工家，后来窑工开窑的时候，发现瓷器上有许多红色的斑点，当时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仔细想想可能与铜匠有关系。也许是铜匠的铜沫无意间落入坯中的缘故。所谓“铜钱铜扣说”，是说当时的窑工干活的时候，不小心使衣服上的铜扣子或身上的铜钱落入准备釉烧的素胎中，结果开窑时有铜钱或铜扣的地方出现了红色。这两种说法来解释铜红釉的出现都不尽科学，只不过为钧瓷的出现编了一个动听的故事。如果真是那样，钧瓷的出现也过于偶然和简单了。因为它们忽视了前人不断探索的精神和意志，更忽视了钧瓷的出现是我国制瓷技艺发展到一定条件的历史必然;同时忽视了神垕自然资源对铜红釉出现的必然性。这种无意识的发现可能会泯灭在历史的长河中，而实际情况是，在唐代人们就已经对铜这种着色剂开始使用，唐三彩中的绿色就是铜在釉中的成色。
对此，以烧制瓷器为业的神垕人应该了解这方面的信息。他们也一定会进行类似探索性的实践活动，但是受当时耐火材料和窑炉建造技术的限制，在较低的烧成温度下，铜在还原火的烧制状态下成色灰黑，并无美感可言。并且在高钙的釉中，铜是不易发色的。各种釉用原料的多少、釉料的选择是十分复杂的，但这也为钧瓷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色料基础，人们追求烧出像铜红斑的色彩应该是梦寐以求的事情。但在宋初期，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的。后来窑炉建造技术的进步、耐火材料性能的提高、釉料组方的改善、烧制温度的提高，都为高温红釉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于是，当时的一些窑工便有意识地会把氧化铜或者铜粉用在烧制青瓷的素胎上，或在烧制的器皿上抹上含铜的釉料，这就是钧瓷上所谓的斑点。这样的铜红釉在其他窑区也曾出现过，只不过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状态。而真正促使这种铜红釉成为钧瓷釉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神垕所处的地理位置。因神垕位于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洛阳和开封中间，瓷器烧制的进步信息，能比较快地传达到这两座城市喜欢陶瓷收藏的文人雅士和达官贵人中间，并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他们更明白这种探索、烧制技艺的进步所包含的重要历史价值和文化信息。这样，一些思维敏锐的商家便会和窑厂进行更紧密的合作，资金、技术的投入自然会增加。神垕便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也许有人会提出：汝窑不也有同样的优势吗?汝窑从生产规模上是无法和神垕进行比拟的，而且汝窑的烧制温度较低，在低温下铜红是无法出现的。在当时神垕就是一个庞大的窑系，能工巧匠云集，积累的实践经验丰富，求新求异的内驱动力，娴熟的制瓷技艺更提升了这种铜红釉的艺术品位和价值。神垕当地的釉用原料有一些是含高硅低铝的瓷石(钧瓷的成色只有在高硅低铝的釉料中才能出现比较好的颜色)，这也为钧瓷在神垕出现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原料。
到了宋朝末年，崇尚艺术的宋徽宗被钧瓷神奇的窑变、五彩斑斓的色彩所吸引，便下诏设立官窑，工艺上精益求精、追求极致，釉彩上追求雨过天晴云破出的清新淡雅和凝敛厚重、五彩渗化的釉色，窑变追求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由于不计成本，每年生产36件极品，其余全部砸掉深埋，并下诏不许民间生产。这就用当时国家最高的艺术标准，把钧瓷艺术推向了历史的顶峰。“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就因此而来。因烧制在夏启开国大典的钧台之地烧造，而得名钧瓷。经金元时期的不断发展，到明成化年间，《神垕真武庙碑》中即有“神垕之镇耕渎(读)陶冶者千余家”的记载。至清代则广为流传着“进入神垕山，七里长街观，七十二座窑，烟火遮住天，客商遍地走，日进斗金钱”的民谣。以上不但反映出神垕烧制钧瓷的历史久远，而且从侧面印证了神垕制瓷艺人高超的技艺和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的精神。
可以说，钧瓷在神垕出现是千百年来神垕制瓷先辈始终不懈努力的结果，是烧制技术达到一定条件的时代产物，是神垕特有制瓷原料的物象反应，是神垕特有的地理位置的具体呈现结果。所以说钧瓷在神垕产生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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