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任宛竹，今年37岁，目前从事社科研究工作。我从记事起就发现自己左右耳的听力并不平衡，但是童年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左耳听损，而是以为自己有了某种特异功能——我的右耳居然可以听到两倍于左耳的声音，所以我的右耳一定与众不同。我把这个重大发现告诉了爸爸妈妈，但是，医院出具的听力图宣告我的超能梦想破灭，我的左耳被诊断为感音性耳聋，听力仅40分贝左右。当时的医疗资源无法帮助我改善听力，考虑到我的语言学习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我和家人在尝试一些医疗手段后选择了放弃治疗。在佩戴Osia2之前，我没有尝试过任何助听设备。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任其发展的后果就是我的听力每况愈下，直至全聋。
单耳听损带给患者的影响并不像双侧听损患者那么显而易见，这种隐形的困境往往让单侧耳聋患者无法得到足够的理解和社会关怀。譬如我发现自己时常无法理解甚至曲解他人的讲话，无法定位声源，更无法感受立体声，以前我会将其归因于自己的愚钝并因此自卑。直到我在网上搜索到相关医学知识，才明白这是由于单耳接收声音信息所致，原来，我在无形之中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克服了更多的困难。幸好我是在长大以后才明白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不然自卑懦弱的我可能没有勇气扛住这份压力完成自己的求学之路。五月底的会议后，刘宏建医生对我说：你只有一只耳朵还读完了博士，真的很不容易。我为这句话感动良久，很少有人能理解我的难处，而那一刻我的困境被人“看到”了。
求学时，我也尝试过一些“自救”的方式，比如和班主任约好每次排座位都不要给我安排左侧的同桌，比如每次考英文听力我都试图用主动打嗝或咬紧牙齿的方式膨胀鼓膜，以达到放大音量的效果。但是由于性格自卑，担心他人会对我另眼看待，我很少向别人解释我的困扰，似乎耳聋这件事说出去就会让我显得不再合群。工作后，环境变得更加复杂，面对坐在左侧的陌生人和突如其来的耳语，我几乎失去了自我解释的机会，只能点头装懂，这给我和同事都造成了不少麻烦。我开始避免参加调研和会议，甚至回避和同事在嘈杂的食堂一起吃饭，慢慢地我从一个渴望社交的人变成了公认的社恐人士。
去年暑假，我意识到这样下去我的处境会每况愈下，于是我决定求助现代医学。瑞金医院的医生给我的答复是我左耳全聋，不适合佩戴助听器。于是我又转战五官科医院，在吴拥真医生的推荐下，我见到了张天宇教授。张教授向我推荐Osia之后，我预感Osia将对我的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于是我开始不断搜集Osia的相关资料，在科研平台学习医生的论文，在梅奥诊所论坛参考病友们的植入经验，这些都让我对Osia充满期待。然而希望做手术和参加手术排期是两码事，在“欣赏”完医生论文中的手术图片后，我对手术心怀恐惧，因此在刘诗云老师询问我是否参加当月手术时，我不断迟疑。直到今年3月，我喜欢的歌手周深发行了新专辑并推出了先行曲《蜃楼》，那晚我独自坐在安静的夜里单曲循环到天亮，我明知这首歌有着丰富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可是我的耳朵无法领略到如此震撼的制作。翌日，我向刘老师报名了四月手术排期。
手术过程并不复杂，难忍的疼痛只持续了两三天，刀口附近的麻木感也在渐渐消退，但真正的忐忑才刚刚开始。从手术到开机的一个月里，我不停地担心手术效果，害怕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一切顾虑都在开机的那一刻烟消云散，我听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混响，声音更为清晰、立体，我似乎能在脑海中看到左侧跳脱的声波，听到左耳边的轻柔低语。王总提醒我可以打开蓝牙听一听音乐，我毫不犹豫地打开了《蜃楼》，在这里必须要表扬Osia的场景功能，音乐场景下我听到的声音亮亮堂堂，就像碎金的阳光擦着窗棱撒在地面上，我试着摘下处理器，发现我以前听到的声音是如此沉闷，像是一块已经失去光泽的废旧金属。
至此，我开始了对Osia的深度依赖，在单位，我不再忌讳自己的耳疾，不仅愿意尝试和左侧的同事交流，并兴奋地向同事们展示这项新的科技成果。即使不在工作场景，我也会尽量佩戴处理器，训练自己的辨音能力，也为了更好地享受生活中的美好声响。虽然我目前没有感受到医学上严格定义的立体声，也还没有声源定位能力，但是我已经可以在Osia的支持下辨别左右侧声源的微小差异，相信未来我能生长出更多感受声音的触角。
我是幸运的，身居上海让我极大缩减了就医的搜寻成本。然而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人，他们可能遭受着单侧耳聋的困扰，却缺乏改善听力的信息渠道。因此，我也希望可以通过分享自己的经验，帮助到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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