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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社会学的想象力解读麦琳
文/ 非非马
除了刚刚复出的李子柒，最近还有两个女性人物成为热搜上的“顶流”——人称“庆皇”的刘晓庆，因《再见爱人4》而出圈的素人麦琳。
人们如今盛赞刘晓庆领先于时代，甚至奉她为女性主义的时代先锋，但“成为刘晓庆”其实并不具备可复制性。倒是被众声讨伐的麦琳，却让我看到了结构之下的某些“普遍性”。
比起从个人心理、亲密关系等视角去解读麦琳，我更有兴趣尝试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去解读麦琳。既然那么多人都感慨在自己的谁谁谁身上曾看见麦麦的影子，这恰恰在提醒我们：或可超越私密情境，用更宏观的社会学视角来探究其“背后”。
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他的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言：要把人看成一种社会性生物，在社会结构中探究个人与历史的命运交织。
“努力避免把人理解成孤立的碎片，努力把众生男女理解为具备历史维度和社会维度的行动者。”
（备注：《社会学的想象力》入选国际社会学协会评出的“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著作”榜单，位列第二，仅次于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
米尔斯认为，即便是人看上去最私密的特性，很多也是被社会因素塑造的；要想真正理解人的恐惧、爱憎与愤怨，必须要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将其置于更大的社会结构之下去考量。
而认识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会对个体私密场景、私密体验产生深刻影响，我们才能理解那些处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体自己也许都没能觉察到的情绪致因。
带着这样的“社会学想象力”，我们再来看麦琳，也许就会有些不同的观察、感受与思考。
1. 女性主义落地后的“乱象”
我们不妨先从一个具体的切口来进入。
前央视主持人张泉灵是《再见爱人4》的飞行嘉宾，节目播出后她出了个视频，在某书上点赞已高达4.3万。她以节目中的嘉宾为例，分析了夫妻能为另一半和家庭所提供的三个价值：经济价值、功能价值、情绪价值。说到麦麦和李行亮这一对时，她认为是亮亮为这个家庭提供了“经济价值”，因为是他在给家里挣钱。
这番分析看上去似乎并无问题，还似有经济学的专业视角。尤其，它是从北大毕业的高材生、导师般睿智的张泉灵口中说出，它不出意料地收获了诸多认同。但是，它真的没有问题吗？我认为有的。而且问题不小。
既然泉灵老师在用经济学视角分析婚姻中的夫妻角色与功能，我们就且先按她的商业框架来吧。我们就把婚姻比作夫妻合伙开公司，那么两个人就都是合伙人，分工协作共同维系“婚姻实体”的运转。好，既然两个人都为“公司”运转出了力，为什么在核算公司创收时，却只把创收贡献只算在一个人身上？
这时如果我们换一个生产护肤品的公司来打比方，也许会让问题更加直观。肤护品公司的营收当然是离不开三个核心部门：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但是，你能说那些维系整个公司正常运转的其它职能部门就没有创收贡献？没参与创造“经济价值”？我猜在公司做行政做HR做财务的朋友们大概率不会认同。离开这些职能部门，公司这个实体连正常运转和生存都做不到吧。
可是，如此显而易见的道理，一旦转换到“婚姻实体”中，无论是节目中的大爹杨子，还是泉灵老师这样的时代女性精英，都会自然而然就只把那个看上去“直接”给家里带来收入的人，看作是——为家庭创造经济价值的“那一位”。
这不由让我想到西方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丈夫”称呼为妻子和家庭的“provider”——供养者。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之后，这个非常非常陈旧的词儿才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
放眼当下的中国社会，“只有从社会工作中挣得现金收入才是为家庭创造经济价值”，这种观念只独属于杨子、独属于张泉灵吗？显然不是。否则视频下那高达几万的点赞从何而来。甚至，连麦麦和亮亮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后面我会再讲讲泉灵老师婚姻伴侣三价值论的另一个“陷阱”。）
而这个世界“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如果我们把上述问题换个场景、换种方式来提问讨论，你可能会发现“主流声音”也许就变了。
比如，我们如果在一个女性论坛上去探讨怎么看待家庭主妇对家庭做出的经济贡献，以及她们所遭遇的系统性忽视和轻视；又或者是，怎么从经济价值上折算家庭主妇（或者用上野千鹤子的话来讲——“无薪主妇”)的“无偿劳动（unpaid labour）”？你也很可能立刻就有了女性主义者的自觉，并且能迅速给出另一种样式的回答。
日本经济企划厅曾在1996年就应联合国要求做过一个调查报告——《你的家务劳动值多少钱》，这份报告指出：一个专职主妇家务劳动的价值为每年276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14万）。
我想你一定也不陌生这样的社会新闻、法治新闻，比如一些有钱男人转移财产，妄图将全职主妇的妻子吃干抹净，还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有太多影视作品呈现过类似的情节，比如姚晨与马伊琍合演的电影《找到你》。这样的story面前，我估计正义感满满的你早就开骂了。
这种自相矛盾的认知陷阱、交织着感性与理性的左冲右突，常常是连本人都不自知的。
比如泉灵老师的婚姻伴侣三价值论，除了上面所讲的问题，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你对另一半、对婚姻的价值越高，你在婚姻中的地位越高，你的婚姻也越稳固。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啊，但咱们换种“叙事”，那不就是对女子老套的“规训”么——既上得厅堂也下得厨房。
如果你是在职场打拼的妻子、母亲，这个“经济、功能、情绪三价值论”其实是以一种非常隐蔽的方式在“引导”“规劝”甚至“警示”你：既要给家里挣钱，还要在家干好活、当好贤妻良母。否则，婚姻不牢。
你看，我们一面在批判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太高了，是对“women class（女性阶级）”的一种剥削，但另一面却又在有意无意间以各种理由和方式将之“合理化”。
我们也不妨多问一句：婚姻里，当伴侣价值如此被度量化、工具化时，你还能区分自己爱的究竟是“人”，还是那个具备“生产力”的“工具人”吗？
并置这些芜杂、失调、矛盾的多重图景，我想表达的就是：女性主义在中国社会现实中的“落地”，的确是复杂而又“暧昧”的。新的女性观念和既有的性别观、等级观、价值观、社会结构、社会秩序之间，都还存在各种不耦合，并有待磨合。
尽管大趋势来看，“男女平等”“女性主义”的基本观念已得到广泛的普及，但是，不同地区、不同的人还处在不同的认知阶段、行动阶段；而即便是同一个人，甚至是高知如泉灵老师这样的女性精英，也可能在不同场景下，在不同形式包装的具体问题面前，失去认知连贯性和一致性。
前阵子刚看了宋佳主演的《山花烂漫时》，讲的是张桂梅老师和华坪女高的故事。讲真，如果不是看了这个剧，我是真想象不到在云南的偏远大山里，还能有那么“品种繁多”、那么极致愚昧的性别观。但这，也确是我们社会现实的一面。
如果我们看清了女性主义实践在当前社会下就是发展阶段不一、混乱而左冲右突，也许就会更容易理解身处其中的麦麦——她的那些失序失调、矛盾混乱、极度不自恰。
人，在很大程度上会被社会结构和塑造。
如赖特·米尔斯所言：要学会理解纷繁多样的人类社会是如何以错综复杂的方式，选择和塑造着丰富多姿的众生男女。对于个体性的丰富多样，对于时代变迁的纷繁复杂，都要保持开放的眼光。
2. “麦琳”是种结构性处境
麦琳也许是个“极化类型”式人物，汇集了很多人讨厌甚至憎恶的“缺点”，然而，如果仔细想想，麦麦的根本困境并不独属于麦麦。而要从根本上解决麦麦的内心纠缠，也绝不仅仅是喊上几句诸如“多爱自己一点”“少控制亮子一点”等等那么简单。
我很赞同米尔斯的观点：“个人困扰，是无法只当成个人困扰来寻求解决的，而必须从公共议题的角度、从历史塑造的角度出发来理解。”
在我看来，“麦琳”正是一种处境，或者更进一步说，一种结构性处境。
可能有人会说麦琳的毛病主要是她个人认知的原因，no作no die。我不否认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一面，但也不妨多几个视点再多问几句：
她的天赋（会一定程度影响人的悟性、学习能力、认知水平），是她能选择和决定的吗？
她的出身家世（关乎父母所处的阶层、能为她提供的教育资源、认知帮助，乃至后续的社会资源，当然，还有父母爱的方式），是她能选择的吗？
她作为家庭主妇，因为不能直接给家里挣钱，无法获得足够的社会价值认可，甚至是被轻视，这是她可以逃避的社会环境吗？
她作为学历普通、家世平凡、还所谓管理不好外貌的普通主妇，可以选择生活在一个不看重“好家世好出身好文凭好身材”的慕强社会里吗？
我想，上述问题的答案，不需要我来讲。
诚如本文开头的引言：“无论是哪一代人、哪一个人，都生活在某个社会当中；他活出了一场人生，而这场人生又是在某个历史序列中演绎出来的。”
在我看来，麦麦最大的个人困境或者说困扰，就是现有社会结构以及矛盾重重的性别观念之下，一个全职主妇的自我认同危机。形象点来讲，她有多个“自我”在打架——传统我、经济我、女主我、浪漫我、魅力我等等。这些“我”，于外困内交之下无法被妥善安顿。而这种难以自洽，衍生出各种问题。
先说麦琳的几个“我”。
一个“传统我”告诉她：我是自愿地想要“相夫教子”，为家庭为丈夫为孩子全心付出。为了正当化这个选择，她不遗余力地说服自己、安慰自己，并且将之“崇高化”——这一切，都是“以爱之名”。尽管，这个“传统我”的选择连她父母都不认可。
虽然，这其实也是麦麦的“经济我”做出的经济人选择：一个务实理性之选。既然亮亮在两人之中更有赚钱的潜力和能力，那我就扶持他，让他出去冲“前台”，由我来解决“后台”这一摊。
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个阶段开始请的保姆，但即便如此，一个俩娃妈、一个忙碌艺人的妻子所要应付的琐碎日常，并不难用生活常识去想象。
我前两天仅仅是因为处理房贷产品到期切换这一件“小事”就忙了几乎一天，最关键的，我被这种毫无成就感的琐事整得头晕脑胀、心烦意乱。不然，这篇稿都会早一天出炉。
而麦麦除了应付各种生活琐事，家庭运转，还要负责李行亮的部分后台工作。节目中，李行亮为了说明麦麦太过节约，曾讲她坚决不肯换电脑，只肯用他淘汰下来的旧电脑，又慢又卡，而她得用这台电脑来处理李行亮的各种合约、财务处理等工作。结果电脑到底是坏了，带来巨大麻烦。麦麦固然是像黄执中说的那样，不懂得用金钱换效率，但我们也看到了，麦麦承担的工作不止于家庭。
事实上，在李行亮还没正式入行尚在比赛时，麦麦就已经做出了选择。她辞了职，全力帮李行亮做应援、支持等后台工作。彼时的李行亮，父母都已去世，身边只有麦麦这一个“战友”。他们两个人，组成过一支“队伍”，也所谓打赢过数个不大不小的战役。尽管中间也曾有过低谷和波折。曾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李行亮没有经济收入，而那时的麦麦在倒腾网店赚些钱，直到李行亮的事业有了起色。
但是，哪怕日子越来越好了，那个曾经经历过严重困窘、匮乏的“经济我”，却始终对未来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更何况，这个“经济我”还不得不对潜在的风险“留一手”：万一婚姻破裂，all in在家庭和李行亮歌手事业中的她，要怎么办？毕竟，婚姻这个实体，也是可以合法解约解散的。
而同时，作为一个出生于1987年，经历了一些新时代女性观洗礼的女性，麦麦的心里也多少长出了一个想要跟上时代步伐的“女主我”——虽然我选择了“女主内男主外”的婚姻合作模式，但我们在婚姻中的地位是平等的。
而这个平等从何体现？我要掌握财权做CFO、掌握家庭运营权当COO，还要掌管人力资源。在这个实体里，没有CEO，李行亮只担任生产总监、BD业务拓展总监，还有销售总监。她要做到，即使是“主内”，也得是一种真正的“做主”。外显出来，就是强势和控制。
当然，她还有个“浪漫我”。这个“浪漫我”告诉她要“为爱成婚”，所以她当年宁肯放弃富二代和唾手可得的“富太太”身份，也要因为爱情，和李行亮一起白手起家，哪怕有吃糠咽菜的风险。这个“浪漫我”，希望维系住婚姻中的爱情，也渴望得到对方的关注和爱怜。
至于“魅力我”，麦琳在年轻时、尤其是生育之前，是颇为自信的。但是，随着岁月如刀，尤其是生育导致发胖后，对这个“魅力我”，她是严重缺失信心的。她还有没世人眼中的好文凭好家世来撑底。不愿买新衣服，固然是因为节约，更是因为丧失了“心气”，觉得穿了也不会好看到哪儿。她看似不在意，但她在意李行亮对这个“魅力我”的在意。
很残酷，麦琳的这几个自我在现实的拼图中，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困境。
客观现实就是，全职主妇的贡献虽然在理论上被认可，但落到地面却是另一番光景。泉灵老师张口就来“是亮亮在往家里挣钱”，正是鲜活例子。
因为主妇不直接给家庭带来收入，主妇的贡献和所谓经济价值，很容易就被社会、被丈夫们、甚至也被主妇自己严重忽视和轻视。2021年曾经有个新闻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与讨论。北京市某法院处理了一起因离婚引起的家务赔偿案件。妻子婚后在家做了五六年的全职主妇，结果离婚时仅仅拿到了5万元的家务补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尽管创造了经济价值，但终究是“手心向上”的主妇，在家里更常见的情况就是地位低于丈夫。而且，还面临着婚姻破裂后重新进入社会的严峻挑战。所以，连麦琳的父母都不赞同她当全职主妇。再加上，如今的社会从女性观上也愈来愈推崇能在职场上大杀四方的“大女主”，欣赏的是“刘亦玫”这样的人间玫瑰。
而不论男女，大众也普遍会更倾慕、赞赏社会上的“强者”。因为，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奖赏“强者/精英”的系统。
在”慕强与恐弱“的社会情境之下，你让那些看上去如此平凡普通的“麦琳们”，要如何解决作为一个普通家庭主妇的身份认同危机？
在主妇们共同面对的结构性困境之下，麦琳的各个我之间，不得不互相撕扯、缠斗内耗。
“麦琳”是种处境，身居其中，哪个“我”都是陋衣蔽体，禁不起风吹草动。何况，她在天赋上还欠了点运气。
“女主我”的强势，成了虚张声势；掌控欲里隐藏着巨大的不安和焦虑。
“经济我”的理性务实，成了锱铢必较。严重的匮乏感，对未来的担忧，让她对自己、对孩子、对生活都非常苛扣，不断挑战伴侣的忍耐底线。
甚至她的“传统我”和“浪漫我”的为爱奉献，也成了她“道德绑架”（她自己在节目中的原话）、情感索取的工具。
她失序失调的“自我”与一系列失形扭曲的“动作”，让她的婚姻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危机。她要用什么信念去支撑那个所谓值得被丈夫欣赏疼惜爱护的“魅力我”与“浪漫我”？
如果依照泉灵老师的婚姻伴侣“三价值论”，她简直是“活该”要被李行亮、甚至整个婚姻制度给“淘汰”。
我其实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讨厌麦琳。我甚至问过自己，如果我是在早期进入这个选题观察麦琳，我是否可能也会跟随自己本能的不喜欢，去批评她的诸多言行与思维？可是，当舆论发酵至此，尤其是夹杂着诸多对她的审判、谩骂与羞辱时，我会首先看到：麦琳是个“弱者”。而且是，“结构性困境”之下的弱者。
3. 关于“麦琳现象”的反思
上野千鹤子有句名言：“女性主义绝不是弱者试图变为强者的思想，而是追求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的思想。”非常赞同。这句话尤其适用于看待“麦琳现象”。
就像一个班里总会有些所谓“后进生”，或者所谓的“差生”，那他们就活该被审判被嫌弃吗？无论是人生，还是“成为女性主义者”，都不是一份有着标准答案和标准路径可以依从的考卷，并且，不可能、也不必人人都立刻拿到所谓“高分”。对麦麦，也是如此。
丽贝卡·索尔尼特在她著名的文集《Men Explain Things to Me》（国内译为《爱说教的男人》）中写道：“女权主义力图改变的是一种非常古老、普遍的、深深根植于世界上诸多、也许是绝大多数文化中的东西，家庭是它开始和结束的地方。”
你看，麦麦的“战场”，不正是围绕家庭而展开的吗？而“敌人”很顽固强大，“战斗”任务很艰巨。我们要允许，有些女性已经获得或者接近解放，过上了精彩人生，但也要看到并且接纳和尊重：还有些女性仍在受苦。不论是出于何等原因。
无论是具体的人生，还是女性主义的发展，都需要容错率。观念变革和社会变革，也需要容错率。我们需要聆听、开放和包容。而社会学的想象力，或许正是一个有所帮助的工具。共勉。
非非马，前报社首席记者，而立之年赴英学习电影研究，曾为著名文化国企英国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现从事写作和中英文化交流。原载“非非马”。
11月16日早6点30-11月18日晚24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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