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品格 有良知 有深度 有温度
纪念张贤亮
文/金弢
1985年初秋，那年我进中国作家协会，随即陪同以王蒙为团长的庞大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回国后不日，我接到一项翻译任务：德国外交部一名“外交记者”正到访北京，由“中国记协”接待，要采访一位中国作家。中国作协决定此任务由张贤亮完成。其实张贤亮当时在京只是一个过客，他平时不住北京，前一天，他来作协机关看望老朋友，他的突访让众人出乎意料。正好唐达成和王蒙在作协书记处，他们先是一惊，随即伸展双手乐呵呵地从办公室迎出门外。是时唐为作协党组书记，王为副主席。他们对张的热情友好，让我感到张的人缘不错，加上作协最高领导对他如此热情接待，让我想到他身为作家的分量，那是我第一次听说了他的名字，尽管我看过电影《牧马人》，听说过小说《灵与肉》，但始终没有跟张贤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其实那天上午王蒙和唐达成来机关，其中一项工作是商定第二天由哪个作家出面接受这位德国外交记者的访谈。因德语翻译是我的职责范围，于是我也来到办公室。张贤亮的出现，加之他第二天上午碰巧没有安排，唐、王两领导遂抓了张贤亮的差，由他接受采访，张欣然同意。
我们商定好第二天作协派车送我们去西郊民巷，那里是中国“记协”的所在地。那回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见到张贤亮。后来读到他的某些作品，小说里有这么一个场景：一个“女囚犯”，或者劳改农场的，得以难得的机会，在河里“翻肠倒肚”地在洗澡，欲把身上八辈子的污垢都洗掉，作为第一人称的作者躲在灌木丛后面窥视，情节给人留下至深印象。不难想见，那是作者一段亲身经历。
我打听好他下榻的旅馆，约好第二天用车去接他。到了“记协”，机关的车怎么处理，是否要等到采访结束？张言：采访要多久无法预期，车白白等着也是资源浪费。我们提前放了司机吧，让他早点回单位，之后我们可以溜达溜达,张贤亮建议道。这正中司机下怀。我当时觉得这位长辈作家，人很实在。其实采访前他心里已有打算，采访结束他打算请我吃饭。这是后来吃饭时他才向我透露的。
那次采访，外交记者提的全是政治话题，没有一个问话涉及到张贤亮的私生活和个人经历，不像德国《明镜》记者采访张洁，问话的重点是她的生活与工作。
首先的大话题是彼时正轰轰烈烈兴起的“改开”热潮。张似乎不爱说“大话、官话”，除了肯定这场运动是正确、及时的外，他没有高谈阔论。当记者问及他对改革的期许和建言时，他没谈及政治改革，但他提到了“政治透明、新闻自由和中国百姓的性解放”，他称，这是健康社会的保障，也是一个开明社会的前提。张贤亮的畅所欲言，让记者颇受震惊，充分感受到了中国“改开”的氛围，他非常感慨，豪不掩饰地说，这样的发言是他以往的访谈中所从未有过的！
张贤亮还谈到了写作自由，提出写小说不同于搞政治，小说可以虚构，政策管控太严了势必会影响文学的质量与发展。他说，经历过了“文革”，作家们心里都有一干秤，以往的政治运动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谈到他的作品，张言，写的主要是回忆、反思，也不乏对人性的讴歌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一辈子吃了数不完、道不尽的苦，这激发了那位记者长篇叙述二战后德国的“废墟时代”，德国人吃的苦不亚于中国人，他这么认为，当时他们连性命都得不到保障。对答间，两人瞬间成了一次颇为谐调的“忆苦思甜”！
张贤亮还强调了作家的个性和文学的独立。他的创作跟什么主义无关，就是到了西方资本主义，他该怎么写还是会怎么写！他奉行的是“我要写”，不是“要我写”,他是不吐不快！……
“你当了半天的翻译也没提到给你翻译费！我也没个采访费。”张贤亮事后对我说。可不是，“不好意思！”不是害死了中国知识分子一辈子？！西方人的道德观念不同于我们，只要你“不叫饿”，面包不会主动飞过来！但是彼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是不好意思开口谈钱，更不敢主动要钱了。那时的国情，中国人最忌讳犯的两大错误，除了生活作风，就是经济上的，知识分子就更耻于开口谈钱。记得一次有两位奥地利记者家访刘宾雁进行采访，采访快结束时，我提醒刘宾雁关于采访费的事，他不加思索地说：“算了算了！万一传到作协去，影响有多不好！”当时他还是我们作协的副主席呢！就在那次采访后的一个星期，刘宾雁和王、方出事儿了。那天晚上，我刚在“北外”交完毕业论文回家，尽管我已被分配去了作协。骑车才到首都体育馆南门，广播喇叭突然响起，发出强有力的播音声，我预感有重大新闻，于是在体育馆对面的小松树林下站住车聆听。果不其然，三位名人被开除出党。
两记者事后搭我的车回作协，直到抵达文化部大门口，那时作协机关还在文化部大院的抗震棚里，这时记者才问起我的翻译费。我怕私下收翻译费，一旦传到作协，那是一个年轻干部事关前程的“生死攸关”的大事，于是我说，我的翻译费就算了，采访费可以考虑，他是我们作协的领导。记者问给多少合适。我建议：给两百吧！我想到的是一个月的工资，当年王蒙上任部长工资也不过在150元上下。正巧第二天，有《人民日报》记者部的一名记者来作协，我就让他把钱带去了《人民日报》。我丝毫不认识那记者，甚至不知何姓甚名，就直接把钱给了他。那时我刚毕业，研究生工资才62元。200元也算得上可观。想来当时的人多么淳朴。紧接着刘就出事儿了。真希望他已收到了钱。五年后，刘宾雁流亡海外，在慕尼黑大学给中国留学生作报告谈民运，那时我已留学德国。那帮民运人士把刘围得水泄不通，我终于还是放弃了挤进人群去问他，是否最后收到了采访费。
张贤亮的采访结束后，我们刚跨出“记协”大门，他似真非真地一句报怨：采访完了也真好意思不给采访费！我们来到前门的饭馆，他非要请我吃饭，说：“你替我翻译了一个上午，也得犒劳你一下！”我们两人三菜一汤，吃了十几块钱。想想那时大学毕业月薪不过56元，而且单位不发奖金。现在想来，还是名人啊、大作家，怎么也要摆个谱！买单时他一句轻声自言自语：我为作协出力，作协也不管饭！我在文章里写过，那时的中国作家写作风格各式各样，但一个“穷”字是谁都一样的，到了国外更体现的淋漓尽致，外汇嘛！其实餐毕我已经想到，餐费作协是否可以报销？但又一想自己刚进单位不久，怕给机关出难题，何况领导事先也没关照我。于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终究没敢去试一试。
采访过去一个月后，我们几经去电话向“记协”索取采访录的发表，终未能遂愿。加之自己繁忙的外事出访，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后来更多地了解了张贤亮，知道了他曾经的贫困，他怎能不心痛那十多好几元的“冤枉钱”呢？！若不是因为我，他绝对不会如此破费。他是不想在晚辈面前有失面子啊！没去报销是我工作上的失误！如许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金弢，旅德翻译家、作家，杭外毕业知青，北外77级，任职作协，组团王蒙莫言路遥出访，88年赴德读博，居慕尼黑。
11月16日早6点30-11月18日晚24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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