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痖弦去世，我的心灵是古老的瓶，只装痛苦，不装爱情 | 二湘空间

直到诗人痖弦从二楼的客厅顺着室内木质楼道缓缓走下来，从地面上那扇狭窄而低矮的门出去，被北美的阳光打在略显憔悴的脸上，步履蹒跚地登上一辆面包车的副驾驶的位置，由其女儿驾车离开彭册之先生的家时，我似乎还未完全找到与这位台湾诗人深谈的恰当形式，甚至困惑于如何进入诗人的心灵世界。三个小时的相聚实在太短，而其间还包括午餐的时间，诗人的心脏不太好，我也不敢“自私”地追问他太多的问题。这是一个缺憾，可这个世界又有什么是完美的呢？就如诗人在一首题名为《C教授》的诗歌所表达的那样：

到六月他的白色硬领将继续支撑他底古典

每个早晨，以大战前的姿态打着领结

然后是手杖，鼻烟壶，然后外出

穿过校园依旧萌起早岁那种

成为一尊雕像的欲望

而吃菠菜是无用的

云的那边早经证实甚么也没有

当全部黑暗俯下身来搜索一盏灯

他说他有一个巨大的脸

在晚夜，以繁星组成

在经历了一个上午的等待之后，诗人痖弦在其女儿的陪伴下来到彭册之先生的家。我与几个同来彭先生家做客的朋友赶忙下楼，等了一会，古稀之年的诗人慢慢地走进来，气定神闲地脱下外套，交给彭先生的太太。彭先生向他简单地介绍了我们，因为事先有约，诗人并不惊诧，很客气地与我们握手，然后坐下漫谈。一楼是彭先生的书房，很宽阔的玻璃窗，窗台上是一盆春意盎然的绿色植物，窗外树影婆娑，阳光交错着穿透玻璃照进来，星星点点地落在我们这群年龄相差悬殊的华人身上。彭先生与诗人的年龄之和等于我们三个青年人年龄总和的两倍。可是，因为主人彭先生的热情，痖弦先生的随和，我们并不感到怎样的拘谨。

诗人痖弦出生于1932年，原名王庆麟，曾担任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二十余年，与洛夫、余光中是台湾文学史上著名的诗坛“三剑客”。初见诗人，我见其上身是深红色的毛线衣，领口却是两抹黑边，棕色的休闲裤，一身随意自然的衣着。诗人两鬓已然斑白，而头顶上的头发灰白相间。诗人的眉毛可用“剑眉”一词形容，极有特色，大有纵横眉宇之气势，他看上去面色红润，而眼神时有犀利之态。第一印象就让我想起了在一些《高僧传》里所看到的得道高僧“鹤发童颜”的面容，或者就如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武林高手如洪七公、黄药师等人的形象，既有出世之虚融澹泊，也有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之入世智慧。

谈话是从诗人的笔名开始的，我问诗人之名是否有什么“微言大义”。他笑笑，说这是在台湾念高中时参加诗社所取的笔名，并没有特殊的意涵。“痖”就是“哑巴”的意思，取其谐音，而“痖”的象形字体将“病”与“亚洲”的“亚”结合了起来，而“弦”有“弦外之音”的意思，合起来近似于“无声的中国”仍旧奔涌着“潜在的激流”之义。诗人说，这个笔名其实是对于戒严时期的台湾政治当局的一种“命名的抗议”。后来问的人太多了，解释起来太麻烦，诗人就借用晋代陶渊明的一首诗来解释“痖弦”两字，他开玩笑说这算是“附庸风雅”了。

痖弦先生毕竟是诗人，有着对于具体事物惊人的直觉和表达能力。在彭先生慨叹他们年华已逝，青春不再时，我记得诗人借用树枝与落叶两个意象，随口就吟诵了两句极为精警的诗句，很准确地把他的内心感受表达了出来。可惜，我现在却想不起来这些美好而动人的句子了。跟诗人痖弦闲谈到副刊时，我觉得似乎一下子跟诗人的心贴近了。这是痖弦一生倾注心血之所在。而我这些年一直在阅读民国时期《大公报》《申报》等的副刊，尤其是前者的文艺副刊集中了当时北平最优秀的京派文人，如林徽因、卞之琳、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等。

痖弦对于那个时代的副刊也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民国副刊之所以如此繁荣，成为各类大小报不可或缺的部分，而非如今报端上可有可无的报屁股，关键原因之一在于当时的副刊基本上是独立于报馆的，无论是主编还是作者群体都是报社以外的，享有高度的编辑自由和创作自由，并形成了开放而互动的文化空间。

诗人对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萧乾印象很好，说他们一直交情不错，并言及20 世纪80年代他曾在台北主持一个关于报纸副刊研究的会议，向萧乾发出了邀请，可惜兴致盎然的萧乾最终未能成行。他也谈到民国另外一份著名文学期刊《现代》的主编施蛰存，是我所就读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退休教授。痖弦先生说他在2003 年到大陆访问时，曾专程到上海拜访过施蛰存老先生，相谈甚欢，可惜他离开大陆不久就传来施先生遽归道山的消息，说起这些，他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从副刊开始，我们又谈起了幽默。痖弦先生说，以前的一些学者、作家的幽默感如今是很罕见了，现在大都是有点恶俗的做作式玩笑，换成我们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恶搞”。他幽幽地说，幽默跟心智、心态都有关系，心浮气躁的人，或者急功近利的时代是难得有真正的幽默的。他用一首古诗来具体地描述在其心目中“闲”的极致：“千峰顶上一间屋，老僧半间云半间。昨夜云随风雨去，到头不似老僧闲。”

他随即就举作家梁实秋为例。晚年梁实秋居住在台湾，痖弦与其过从甚密，因此可以亲炙其“幽默感”。他说梁实秋先生好酒，逢饭局必饮酒，而且不仅自己畅饮，且劝酒。有一次与一群朋友喝酒，一个年轻朋友斟满一杯酒，举起向梁先生敬酒“干杯”，并坦言自己不胜酒力，只能喝半杯。梁先生说：“好，既然只能喝半杯，那你就把酒杯的下半杯干了。”这个冷幽默让在场其他朋友忍俊不禁，领其机敏。

彭先生这些年一直在关注简体字与繁体字之争，他力主重新恢复繁体字，并说曾经做过实验，写一千个繁体字比一千个简体字就多花一分多钟而已，他很高兴地谈到读报得知中国歌唱家宋祖英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了恢复使用繁体字的提案。因此，简体繁体之优劣也成了谈话的主题。相对于彭先生的全面复兴繁体字的“理想主义精神”，诗人痖弦的思路却更加显得“现实主义”。他说今天的华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已经不太可能用繁体字书写了，但作为教育工作者和政府部门，至少要通过学校教育让他们能够阅读繁体字印刷的古文，他主张简体、繁体并用，政府容许人们使用繁体字，让其自然选择。

就诗人痖弦本人而言，他自然觉得繁体字更有利于古典诗的表意。他举了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比如忧郁的“郁”，简体字的字形很难让读者联想起人内心的忧虑，可是繁体字的“憂鬱”的“鬱”，其笔画之多，字体之繁，让人一看就会愁肠百结，郁郁寡欢。这让我想起刘擎老师曾经在《简体主义的爱情》短文里分析现代人的爱情，为何变得像吃快餐一样“无所用心”。他很形象地说，这是因为简体字的“爱”已经“丧心病狂”了，而繁体字的“愛”本来是要用心经营的，被“挖心”之后的爱情自然如同嚼蜡一样“空心”得索然无味。这与诗人痖弦对“鬱”的解读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痖弦先生又谈起竖排与横排的区别，这更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诗人对于形式的直感。他说对于有些诗句来说，竖排显然更容易用形式化的架构，把诗歌的意境直截地表达出来。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半个月亮升起来”，“升起来”若竖排在顶端，当读者阅读时就容易会意，发生直接的想象，仿佛月亮真的从纸面的顶端升起来了，若横排则达不到这种效果。他还很传神地区分了竖排与横排印刷，说前者是让读者阅读时不断地点头，似乎象征着阅读时的古人敬畏经典，敬惜字纸，而后者则是让读者不断地摇头，说明那份对文化奉若神明的虔诚感已荡然无存了，自以为是占据了上风。这虽是一个俏皮话，细细一想，也未尝没有几分道理。

与诗人见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正好是2008年3月22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后的第二天。彭先生年轻时在台湾上学、工作二十余年，诗人痖弦则在台湾居住和生活了更长的时间，只是退休后才移民到温哥华。他们对于台湾这次生死攸关的选举都很关切。毫无疑义，他们都是反对“台独”的。马英九当选了，饱经沧桑的他们似乎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一样倍感舒心，他们都希望两岸关系能从此走向稳定发展，结束民进党主政期间所制造的紧张局势。

不过，痖弦先生显然对于马英九并不是全然满意。他甚至开玩笑地说，哈佛博士毕业的马英九就是一个“白面书生”，甚至是“奶油小生”，人是一个正直诚实的好人，但到底能力怎样还得观察其执政期间的表现。他说最感遗憾的就是，马英九当选后的公开演讲太糟糕了，简直是平淡无奇，乏善可陈，找不到一两个能够流传青史的“金句”，他认为这是马英九的智囊团没有恪尽职守。

相反，在他看来，败选的谢长廷的演讲倒是掷地有声、文气盎然。这是诗人一向观察历史的独特角度吧。读他的诗歌，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写车夫、教授、官员、弃妇、乞丐，还是写芝加哥、巴黎等城市的诗句，都在字里行间随时跳荡出一两个直指人心让人惊异的佳句，也许这个标准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太高了一点。我们都开玩笑地说，马的顾问团应该请诗人痖弦亲自出山执笔撰写不朽之演讲稿。

欢愉的交谈，总让人慨叹调皮的时间在指尖偷偷地溜走了。等我恍然大悟的时候，就只能徒然追忆了。记得诗人在告别的时候说，今天的谈话是一正一邪，彭先生扮演“慷慨激昂”的正面角色，而他则扮演“插科打诨”说故事、开玩笑的反面角色，这个归纳也不失为点睛之笔。如有神助般，那天在轻轨站等待彭先生的车来接的时候，我与另外两位朋友在附近的商场里闲逛，正好有一个打折书展，我匆匆地买了一本厚厚的英文版《诗歌的故事》，是关于英国诗人的生平与作品的著作。

我在请求与诗人合影之后，“得寸进尺”地要求诗人在并非其著作的这本英文书籍上签名。诗人痖弦慨然应允，郑重其事地给我写下这样一个句子：“诗人是真正的历史之子。”这无疑是他一生的感悟，或许也是对于后学的期许。这也是值得我珍藏的礼物。这种诗歌与历史之间的张力，让我想起了痖弦先生的另一首诗歌《瓶》，我们似乎能够从中读出诗人自己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