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告别旧时光
记忆像一壶陈年老酒，尘封的时候，它静静地埋藏在心底，开启的时候它沁人心脾，余味绕梁。
从军路上，我先后遇到了位“伯乐”，正是他们的“干预”，我才从一个普通的乡下小伙，最终以正团身份转业，成了一名国家干部。
我人生遇到的第一个“伯乐”是渠叔。
那是快50年的事了，当时我还是读高一的学生，懵懂而青涩，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我每天来回都是步行。从我家到学校，大概三公里多点的样子。
记得在高一那年的七月初，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忽然间下起了倾盆大雨。我没有带塑料布，担心书包被淋湿，只好佝偻着腰身，把书包抱在怀里，但雨水太大了，几分钟之后，我全身就湿透了，我一个人无助地踩着泥泞的小路，一直前行。
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个村庄的大队部，当我走到那里时，代销店里走出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叔，他大声叫我快进去避雨，我也顾不了那么多，直接就跑了进去。
大叔一边叫我快把身上的衣服脱了，说那样会感冒的，一边拿出一套干净的衣服给我换上。
当时我的内心是很忐忑的，但看着他那慈祥和善的面孔，我稍微犹豫之后，便像木偶一样，完全遵照他的话语去行了。
大叔是代销店的管理人，先前曾经做过多年的民办教师，看得出，他斯文儒雅，戴着眼镜，穿着藏青色的中山装，白净的脸上是硬匝匝的胡茬，形象和乡村普通的农民大相径庭，他在旁边一直望着我，眼神里满了亲切和包容，我不住地对他说着感谢的话。
我的本子都湿了，上面做的比较已经被雨水浸染得斑驳不堪。
雨，渐渐停歇。临别前，他送给我了两个日记本。并叮嘱我路上要慢一点。
也许因为那一次的相遇，自从那以后，每次放学回家，我都会到那个大叔那里坐一会，他会提前给我泡一碗红糖水和一些零食，给我说一些努力学习等劝勉的话。我觉得，他比我的父亲还亲。
也是在那时，我知道他姓渠，46岁，他的妻子已经病逝，两个孩子，大儿子部队复员后，在市郊的煤矿上班，二儿子考上了师专，只有寒暑假才回家一次。
他给我讲了关于自己当年求学的经历和很多做人的道理，他的那些教导都是我父母忽略的东西。
我在高一下学期的时候，哥哥去当兵了，弟弟患了肺结核，爷爷一直躺在床上，家里实在缺少劳力，无奈之下，我不得不辍学回家。
我在家干农活的第三天，渠大叔竟然来到了我家，他问我父母：“你们怎么让自己的孩子弃学了？是家里的经济拮据吗？如果是这样，我可以资助他上学！”说着，他将手中的一叠钱，塞到了我母亲手上。
同时，他还郑重地告诉我：“小正，读书是咱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最佳机会。人穷，千万不能志短！”
当时我一听，泪水瞬间就温热了我的眼眶，没想到大叔竟然一直还想着我。
也正是因为渠叔叔的帮忙，我再次走进了校园，他的做法，始终温暖着我，给了我极大的精神慰藉。
但由于成绩并不是很好，我和渠叔一次促膝长谈之后，1976年，在他的建议和开导下，我产生了当兵的念头。
经过一系列的体检政审，我顺利接到了入伍通知书，当时，我的心里高兴得难以形容，总觉得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刻到了。
1976年的年底，我换上新军装，告别父母和那些爱我的人，带着渠叔给我弄到的学习材料，背上简单的行囊，随接兵干部登上了长长的绿皮火车。
几天的行程中，我和其他的热血青年们一道，一路艰辛，一路兴奋，一路欢笑，一路歌声，我们从济宁到达重庆，就这样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
三个月的新兵生活，极为艰苦，早晨从起床的号令开始，出操，站军姿，踢正步，练齐步，高强度的训练，使我常常汗湿衣背，可我从不言悔。在新兵训练中，我的成绩一直是第一。
一去四十多年过去了，军营早已在我的血脉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成为我记忆深处里最美好最深刻的回忆。
在部队的日子，每次回家探亲时，村里总会有人好奇地问我，你在军营这么快获得提升，是不是遇到了什么贵人啊？
听着乡邻们的话，我并不回答，只是一笑了之。
在我没入伍之前，家里可谓一贫如洗，奶奶身体一直不太好，尽管父母竭尽全力地支撑着，但也难逃捉襟见肘的生活节奏。
要说我混好的原因，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
首先我是高中毕业，当时在部队属于名副其实的文化人；
第二，我在高中阶段，成绩虽然不是特别好，但语文的成绩一直在班级第一，尤其是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来读，写作能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让我在部队很快脱颖而出。
第三，高中时我的体育成绩很好，中长跑比赛在全校运动会时都是前三，这些特长在部队训练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我的成绩每次都名列前茅。
第四，由于家里贫困，我从小就比较能吃苦耐劳，而且渠叔坦荡做人的格局，也深深影响了我，故在同龄人中，我会显得比较成熟，做事比较有主见。
当然，个人的潜质是成功路上的一个保障，但“千里马”终究是离不开伯乐的。
也正是他们的“慧眼识珠”，才真正意义上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他们在我最关键的时候，给了我最恰确的引导，从而使我未来的人生道路，变得更加清晰，更加通畅。
我的第二位“伯乐”，是连长高占魁，他是安徽砀山人，如今他已经去世五年了。
那年，他到我们乡里去接新兵，当时我在体检室外的空地上站着，他忽然走到我身边，和我闲聊，当他得知我高中文化，且体育成绩特别好时，马上就记下了我的名字。
那次体检，我各方面都不错，唯一的遗憾是我的视力达不到标准，当时我沮丧极了，高连长知道后，马上过来安慰我，说他会尽力想办法，大概半个小时之后，他兴奋地对我说：“小朱，你放心吧，我已经解决好了，以后你就属于我了！”
说实话，如果当时不是高连长的鼎力相助，说不定现在我只是一个在农村干活的老农。
紧张的新兵连训练结束后，连队推荐新兵参加专业技能培训，我想日后拥有一门专业技术，遂报名参加全团汽车兵的选拔。在全团近百人参加的选拔考试中，我顺利地成为一名汽车兵学员。
但后来，高连长推荐我当了一名文书，从而对我的成长，又起到了一个助推的作用。
在军营，文书就是一个连队的管家，我要协助连长指导员管好连队方方面面的事，可以说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
另外，全连的人员档案、绝密文件、武器装备等，小到一根扫帚一把铁锹一个小马扎，都得登记造册严格管理。
而我每项工作都做得一丝不苟，我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的台账，成为其他连队学习的模范，多次被领导表扬。
同时，在连部做文书的近两年里，我还积极写稿投稿，文章先后上百次被报刊录用，当时很多重量级的报刊，都发表过我的文章。
我人生的第三位伯乐，是一位政委，他叫程**，是山东潍坊人，当时他大概40出头的样子，人一米七出头，说话温文尔雅，但也不失军人的干练。
一次偶然间，他得知我的情况后，找我进行了一次长谈，看得出，他对我特别有好感，连连对我说：“年轻人，好好干，将来前途无限！”
果不其然，谈心还不到两个月，我就被调到营部做了一名文书，也是和程政委在一起的日子，我学到了过去从未涉及的一些东西。
在那里，我的知识面被拓宽，我的表达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过去我讲话总是显得有些胆怯，但在程政委的锻炼下，我慢慢变得谈吐自如，哪怕再多的人，我也不会怯场了。
最为关键的是，我和程政委成了“忘年交”，他在我面前，没有一点架子，而是像一位父亲那样关怀我，记得有一次我发高烧，他竟三次亲自过来问候，这让我的心很得安慰。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恢复高考。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以头条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各地。也传到了我们军营。
入伍这几年，我一直谨记渠叔、三叔和大哥的教导，始终没有放下书本，空余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学习。
于是，程政委鼓励我参加考军校，我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终于成了一名南京重建工程兵工程学院的军校生。
对农村的孩子而言，能够在部队改变命运，其实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然而我做到了，当老家的父母和渠叔知道我考上军校的消息后，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喜极而泣。
后来我从部队转业到山东某市工作，我也一直保持着部队里的作风，在职场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条件也渐渐改善，过上了当年想都不敢想的生活。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准则。
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去看望渠叔叔，以“儿子”的身份，给他尽一些力所能及的孝道。在1998年3月，我把他接到济南，和我住在一起八个多月的时间。
后来，我退居二线之后，时间也相对自由了很多，我带着他到全国各地旅游，两人的足迹遍及了大江南北，他的晚年，因为我的存在，过得幸福、知足而充盈。
当年的高连长，我每年都去宿州探望，在他家遭遇困难的时候，我先后四次伸出了援助之手，其中为他儿子也安排了一份理想的工作。高连长虽然离世了，但我至今依然和他的儿子保持着来往。
我也很感恩程政委，在他退休之后，定居青岛，我几乎每个季度都会去看望一次，他像一位父亲一样爱我，有时也会在那里小住，使我的精神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如今，我也渐渐老去，回望当年军营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不得不说，机遇都是留给有准备之人的，不是自我标榜，我的成功，偶然中也存在着一些必然，因为我很好地抓住了每一次机会。
如今，在夜半时分，我常常会想起那些改变我命运的“伯乐”们，看着和他们的合影，想着当年的点点滴滴，我的心就像被修复的残瓷碎片一样，散发出迷离而忧伤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