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女孩”，靠打工度假签改命

情感 2024-11-05 12:11 湖北

去海外打工旅行，到新西兰、澳大利亚摘蓝莓、奇异果，已成为打工人跳出牛马日常、憧憬“远方”的淡班味儿叙事。

但真正走出这一步的多为自称“贫穷女孩”的女性，对她们来说，打工度假生活缺乏浪漫主义色彩，没有度假，只有打工，是“逆天改命”的稻草。

“在这么艰苦的人生里，如果我连自己喜欢的东西都不去追求，那我这螺丝钉人生里，可就真的只剩下苦难了。”

去澳大利亚、新西兰赚钱

2017年9月17日，24岁的Lily孤身一人，降落在了悉尼机场。

这是她第一次来到澳大利亚，来不及对异国的一切兴奋，脑子里不停盘旋着一个尖锐的问题：自己要如何生存下来？

计划中，她要在澳大利亚至少待上足足一年的时间，但账户里只有500澳元，换算下来，还不足3000块人民币，连在国内一线城市租一个月单人间的费用都不够。

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找个地方打工，是她全部的念头。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Lily几乎足不出户，窝在青旅，不停去检索着网页上的招工信息，可投出的简历迟迟不见回音。住宿费一周120澳元，两周住宿费一次就缴清了240澳元，每天吃饭还要30澳元。第一周的最后一天，存款耗尽的她总算通过Facebook，找到了一个去处——一个女孩告诉她，两个小时车程外的小镇上，有一座农场正在招人收割生菜，只要她愿意，马上可以开始。

这份工作称不上多么体面，一小时19澳元的薪水也并不丰厚，但也足够雪中送炭。坐在去往郊外的大巴车上，Lily眺望着渐渐远去的都市轮廓，心中感叹，无论如何，打工的日子终于来临。

Lily既非留学生，也并非游客，而是一名持有WHV签证的打工者。WHV（Working Holiday Visa），又称打工度假签证，由新西兰或澳大利亚政府发放。持有此签证的外国年轻人，都可以来到新西兰或澳大利亚合法工作，签证一次，有效期一年。新西兰、澳大利亚分别于2008年、2015年向中国大陆地区开放WHV。

这几年来，通过申请WHV到海外，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现象。2017年，《人民日报》曾有过报道，在新西兰打工度假签证开放申请的当天，由于申请人数太多，官网一度崩溃。短短两个小时内，1000张签证被一扫而空。目前，对于持有中国护照的大陆公民来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接受打工度假签证申请的两个主要国家。申请条件都限制了18到30岁的年龄，要求至少高中以上（澳大利亚需要大专以上）学历，基础的英语能力和两三万元人民币左右的备用金（确保在当地的生活和返程机票费用）。

2017年9月15日，拿到签证的当天，Lily就买了第二天飞往悉尼的机票，“订完之后，我才告诉我爸，我明天要走了。”

“因为它很划算。虽然是旅游签证，可是有了这个签证，还可以打工。对于我们这样家庭条件普通，又想要出国看看的人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Aray来自四川，2023年10月来到墨尔本，当前已经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一年。和Lily一样，一落地，她就开始拼命地寻找打工机会，最终在半个月后，进入了一家农场做起了摘橙子的工作。

小李毕业于一所211院校，曾在西安的一家建筑行业国企就职，2023年，在得知自己中签后，他没有丝毫犹豫地辞掉了稳定的工作，冲进了赴澳打工的队伍。一方面，是因为“有一个到外面看看的机会很难得”；但最重要的方面，还是为了多赚钱，甚至“80%的原因是因为钱”。

在来到澳大利亚后，他一刻没有休息，马上联系了一个华人老板，跑到工地里安装起了石膏板，身份也从从前高高在上的甲方，变成了一名灰头土脸的建筑工人，每天抱着电钻，在墙壁上戳出一个个窟窿。对于这样的转变，小李无所谓，“因为来之前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时薪25澳元，一天十小时，一周六天，每个月算下来，能赚上6000澳元，较之从前5000元人民币的工资，足足增长了5倍有余。

小李在澳大利亚当建筑工人。图 / 讲述者提供

甚至他还另外找了一份兼职：每个礼拜天，跑到附近酒店里面去打扫房间。整整三个月，几乎一天没有休息过，整个人忙得像是停不下来的马达。

社交媒体上，通过WHV签证，去国外打工早已成为了热门话题。在小红书上，有人声称打工两年攒下了近五十万元人民币；也有人自言通过打工，一举还清了几十万块的网贷。显而易见，WHV虽然名为“打工度假签证”，但在大多数奔赴异乡的年轻人眼中：没有度假，只有打工。

没有度假，只有打工

由于WHV规定申请人不得在同一个雇主处工作超过6个月，且为了第二年续签，WHVer需要不断辗转于各类工种：农场采摘、景区服务业、矿山碎石。

尽管能够合法工作，但对于工作类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有着严格的限制。打工者所能从事的，往往只有最基础的体力劳动。

Lily也踏上了打工流浪之旅。她最初的目标是，攒够10万元人民币，就去世界旅行。

刚到农场时，Lily不知道昼夜温差大，没有带厚衣服，冻得瑟瑟发抖，一位小伙伴送了她一件黑色大衣，她一直到现在还在穿。她在农场租了一个单人间，房屋是集装箱改造的，一周租金一百三十澳元，虽然简陋，但好在有独立卫生间，随时可以洗澡。

Lily穿了五年的黑色大衣。图 / 讲述者提供

从早上六点开始，到下午六点结束，一周六天。除了午休时间，十个小时里，她都蹲在地上，保持着弯腰姿势，像只扑腾着翅膀的鹅，砍刀在手中不停地抬起落下。收割、装筐，然后搬运，她重复着一成不变的机械运动。

装满了生菜的筐有二三十斤重，抱到几十米开外的车里，再用双手一个一个高高摞起来。每天结束工作，Lily双臂酸痛得几乎举不起来，瘫在床上，连起身做饭的力气也没有。她有自己的解决之道：那就干脆不做饭了，天天吃零食应付，不是泡面，就是巧克力。

如此辛苦，一个月攒下来了将近三千块澳元，付出的代价是“直到现在，肩膀上还有伤”。

在农场做了半年后，她只身去往了一个偏远的小镇。因为澳大利亚政府有要求，打工者想要续上第二年的WHV，就必须要在偏远地区，至少工作三个月。

凌晨搬家，因为钱不多，Lily没钱打车，大箱小箱好不容易拖到火车站，火车还有一个小时才来。又冷又困的她躺在车站椅子上打算睡会儿，结果路过的小孩还去面包店给她买了吃的。

小镇是矿区，条件艰苦，人烟稀少，放眼望去，只有黄沙，几乎见不到一丁点儿绿色。苍蝇倒是很多，漫天飞舞，“有一次我刚说话，马上吞了一个。”

矿工们只需要挖上两周矿，就能获得两周的休息时间，不过这与Lily无关，她没有假期，寸步不能离开，只能不停干活。那时候她一口气找了两份工，一个工作是在工厂的实验室里面，用机器把矿石碾碎，查看成分，需要凌晨四点爬起来出门，一直做到上午十点；休息不了多久，又要跑到酒店做服务生，一直站到晚上九点才能结束。除了睡觉就是工作，几乎日日不得闲。

累得受不了的时候，她就想想10万元的目标。培训时，管事曾反复强调，看到金矿不准偷，抓住会很惨。“我在打磨的过程中，倒是看到过颜色金黄金黄的东西，但我听话没拿。可能错过了一个亿。”Lily开玩笑地说。

在矿区凑满了三个月后，她决定返回到城市附近，但由于缺少人脉关系，害怕找不到工作，她选择了回到之前的农场继续收割生菜。事实上，那时她在金钱上面并不紧缺，打工近一年，账户上已经有了十万元人民币的存款，足够支持她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

但她不敢停下来，“忍不住给自己施压”，“不停内耗”，总是在想：十万块钱花完了要怎么办呢？打工已然成了一种习惯，像一辆刹车失灵的车子，一旦冲起来，根本停不住。

如果不用打工，澳大利亚的农场景色真的很美。图 / 讲述者提供

小杨的打工生活同样是从农场开始的。18岁那年到达新西兰后，她先在一家小镇上，摘了三个月的奇异果。随着采摘季的结束，她又赶去了另一座小镇找了当一份在蔬菜罐头厂的工作，做夜班，从九点到第二天清晨。车间里水蒸气弥漫，像在桑拿浴房，她浑身湿透，一边对抗着睡意，一边盯紧了流水线。有一天，有人在番茄生产线里发现了一只死老鼠，这给她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以至于后来，“一闻到番茄的味道就反胃”。

夜班钱多，她昼夜颠倒了四个月。白天也不闲着，每天早上一下班，她立马要奔赴到附近的农场去采摘蓝莓，六点开始，忙上两三个小时才回到住处，一觉睡到午后。

小杨在农场工作。图 / 讲述者提供

Aray来到澳大利亚后，通过中介，找了一份农场里摘苹果的工作。她要爬上高高的金属梯，将一个又一个果实塞满采摘袋，再背着这十几斤的重担，从半空中一步一步挪回地面。只要不下雨，每天都要这样爬上爬下八九个小时，顾不上来喘息，因为摘少了，会被老板开除。日复一日，天天采摘几百斤的苹果，填满整整8大桶，累到她“时时刻刻想要拎包跑路”。

如此辛劳了三个月，她和朋友实在无法坚持，便带着赚来的13000澳元，果断辞职。后来在别人的介绍下，进入肉厂，从一个烈日下的水果工，变成了整日举着高压水枪，对着墙壁和地板不停滋水的清洁工。时薪虽然35澳元，但依旧是体力活，要一天到晚攥紧了扳机，虎口生疼。长期的身体损耗，让她得了腱鞘炎，“每一天夜半醒来，手都无法展开”。

“拼命打工”，几乎是每一个打工度假者身上的标签。原因不难理解，因为签证有时效限制，对于亟需金钱来实现目标的人来说，一分一秒容不得荒废。但并不是每一个旁观者，都能理解他们的行径，网络上的冷嘲热讽随处可见。一些当地华人看不起持有WHV签证的人，诋毁他们“穷得要死”“来到国外只为赚钱”，对此，Lily很愤慨，“来这不为了挣钱，那我们来这里干嘛？”

在她看来，这是因为打工者赚的钱比一些当地人还要多，所以引发了嫉妒和不满。但他们很少意识到，“这些钱是用时间和生命换来的”。

对大多数的打工者来说，身体上的劳累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找不到工作。找短期工，一定程度上只能依赖于运气。

小李对此深有感触。为了凑齐在偏远地区工作的时间，在做了三个月建筑工人后，他动身前往了一个偏僻的小镇，本来以为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结果到了之后才发现，“全世界的人都来澳大利亚打工了，狼多肉少。”

雪上加霜的是，那时候他刚买完车不久，还花了一笔钱去考取开叉车的执照，在付完四个礼拜的房租后，全身上下只剩下了500块澳元。为了生存下去，他顾不上挑三拣四，到处找工作。起初找到过一份剪葡萄的活，在农场顶着烈日，举着剪刀，站在一人多高的葡萄架下，“曲项向天歌”了一天，脖子都快断了，还是被辞退了。原因在于他作为新手，卷不过来自其他国家的打工者。

打工者有的来自日本、韩国，有的来自法国、马来西亚。他们少则剪了三十几箱，多则剪了七十几箱，小李虽然勉强完成了28箱的最低要求，却位列倒数第一，“没想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竟然卷输了”。

他着急忙慌地找到新的工作、一份搬运箱子的活——每个箱子十公斤，搬一个箱子有不到一块钱的收入，只能干一天。

一天里面，他足足搬了五百多个箱子，换来了400多块澳元的现金。靠着这一笔钱，他支撑了一个月，直到进入了当地一家肉厂，开起了叉车。

小李在肉场开叉车。图 / 讲述者提供

不过，就算想要踏踏实实赚钱，打工者偶尔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难题。小杨在新西兰工作时，曾遇到过黑心老板。那是在一家印度人开的农场，她四点起床，踩着露水，每天工作四个小时，“半截小腿都是湿的”。辛辛苦苦地摘了十一天的草莓，等到结算工钱时，却发现老板只给了440新西兰元。在当时，新西兰的最低工资为一小时16.5新西兰元，这显然并不合理。她不是没有尝试过劳动仲裁，可最终也没有等到任何结果。

对打工者来说，这不光损失了金钱，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尤其对于有着坚定目标的人来说，可谓打击沉重。乃至离开了新西兰多年，提及这件事，小杨依旧难以释怀，“我永远不会原谅他们。”

“我太想摆脱自己的命运了”

每个人在出发前，都拥有出走的决心，和必须要出去的理由。

小李是想成为跳伞教练。2022年时，他曾去美国做过一段时间的夏令营辅导员。正是在那里，他取得了跳伞运动员执照。从运动员到跳伞教练，需要累计跳伞五百次，这离不开大量金钱支撑，如果仅靠国内的那份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小杨想攒钱留学。作为黑龙江普通家庭的孩子，为了“赚钱存学费去读幼教”，她选择以打工度假的方式曲线救国。2018年，她成功申请到去新西兰的机会，十八岁的年纪，孤身一人出国打工。3万多元保证金是和亲戚借来的，全身上下只带了1000元新币，颇有些破釜沉舟的味道。可惜打工了一年，最后虽然攒下了五六万元人民币，面对三年三十几万的学费，想要留学，“有点儿做梦”。

签证期满后，她不得不返回国内，重新进入高中。毕业、高考、进入大学，人生似乎走上了一条按部就班的道路，不过在内心深处，那个要去留学的念头却始终未曾熄灭。于是在2023年，随着大三学业结束，小杨卷土重来。这一次，她瞄准了澳大利亚，依然是打工，依然是攒学费。

Aray来到澳大利亚，是为了还买房的钱。2023年，她跟亲戚朋友借了十万块钱，凑齐首付，在成都买下了一处住宅。按照原本的计划，只需一年，就能还清借款，然而她忽然接连遇上了两次降薪潮，月薪直接降到了7000块。

Aray在国内工作时的公司。图 / 讲述者提供

既要生活，还要顾及每个月2900元的房贷，还债压力陡增。她想过辞职另寻出路，可放眼一看，教培行业不景气，其他公司一样哀嚎遍野。后来是在朋友的怂恿下，她决定申请WHV签证，到澳大利亚试试看。她之前没有出过国，对于澳大利亚也一点儿不了解，“只知道能赚钱，就来了”。

阿橙来到新西兰之前，是浙江一家初中里的英文教师。出国的原因是对工作感觉到疲倦，“每天都要板着面孔面对学生”。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为了躲避“催婚”的困扰。尽管那时她只有27岁，却已经被家人视为大龄剩女，“被迫每周都要去相亲”，好像在完成KPI。

明明一件很个人的事情，却变得像公开处刑，这让阿橙感觉愤怒，也感觉无奈。2019年，她决定按下暂停键，瞒着父母，悄悄申请了签证，带上存款到新西兰待上一年，与其说是为了放松心情，倒不如说是为了避避风头。

阿橙在新西兰摘蓝莓。图 / 讲述者提供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持有WHV的中国大陆打工者里，男女比例并不相当。据小李的观察，女性比例要占到七八成。

阿橙认为，是因为WHV给了女性一个可以“喘口气”的机会，“比如说女孩子大学一毕业，好像结婚就要提上日程，但男孩子就算到30岁，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而Lily看到的，是那些像她一样没有拿到太多好牌的普通女生，WHV成了她们渴望改变命运的救命稻草。

Lily清楚记得，2017年自己第一次申请WHV时，是在网吧，两台电脑、一台手机，从早上6点抢到10点，没抢到。她直接摔了鼠标，眼泪突然爆出来，根本止不住。

那是一种孤注一掷后的绝望。那时候她做着月薪2700元的工作，还遭遇男友劈腿，“班也上不了了，因为在公司里有太多回忆，在成都待着的每一天，我都感到快要窒息了，我必须离开。”

她还想过很多plan b，澳大利亚申请不到，就申请去新西兰，新西兰也去不了，就去全球穷游。从穷游论坛上，她知道，人总会有办法活下去的，有从义乌进货，然后去东南亚摆地摊的；有从上一个国家进货，然后去下一个国家卖的；还有用旅行经历变现的、代购的。要是途中完全挣不到钱，她就去打工换宿，甚至想过要去美国或者欧洲做Au Pair，帮本地中产家庭带孩子。

后来一位网友因为英语没过，要了她的信息，从外地随意登陆试试，竟然抢到了名额，就给了她，仿佛命运的安排。

“我太想出国了，太想挣钱了，太想摆脱自己的命运了。”

她将自己称为“贫穷女孩”：普通学历，普通样貌，普通出身，在重男轻女家庭养成了自卑感和讨好型人格——从小到大，爷爷奶奶没有给她过过一次生日；每次和堂兄弟玩耍，最怕发生意外，因为不论对错，挨揍的永远只有她自己。

图 / 电影《狗十三》剧照

穷游、打工度假，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还充满浪漫色彩，在海外从事体力工作，也成为打工人跳出牛马日常、憧憬“远方”的互联网叙事。

但真正走出这一步的女性，她们的画像并不浪漫，社交平台上WHV相关内容的评论区，充满了类似的挣扎：

“24岁的贫穷女孩，国内月薪1w养一大家子。”

“24岁本科毕业，家里有个弟弟父母的钱都是来托举他的。”

“26岁，中专毕业，英文不行，在国内容易焦虑，想出去。”

“初中毕业就开始辍学，恍恍惚惚进入社会工作，负债二十多万，打工三年还清所有债务还存了三十来万，想去澳洲留学却发现各种门槛，没有雅思，没有学历，目前迷茫。”

“普通人，县城都没房，英语稍微还行，想出国（打工），有没有女生一起，赚点钱，看看世界，回来东北买房躺平。”

Lily也很早就憧憬过“流浪的感觉”，那是和逼仄现实相反的“广阔的世界”。刚上大学时，她读到一本有关旅行的书，书中作者独自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的故事，让她深受震撼。于是等到大二暑假，靠着写网文赚来的积蓄，她开始一路穷游，如同一个吉普赛人，走遍了东南亚几个国家。

越南旅行。图 / 视觉中国

大学毕业，为了攒够去澳大利亚的备用金，她努力工作，但旅行社的工作再怎么省吃俭用，也要个一年半载。遭遇背叛后，她也没想到人可以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没有向父母求助，她独自花了几个月，用信用卡给别人订机票套取现金的方式，终于凑齐了费用。

出国打工看似是一个重大的决策，但一定程度上，其实每个人都是在碰运气。面对无法确定的未来，人们就像是走在一条没有灯光的街道，除了方向，前方一切全然看不清晰。

要不要回国？

WHV一年期满后，所有人都要面临“要不要回国”的决定。一些人结束“暂停”、回归国内的生活，一些人的人生轨迹则在“意外”中被改变了。

小李攒够钱去当跳伞教练的计划搁置了，主要是因为遇到了爱情。不过，从国内211国企打工人，到澳大利亚肉厂叉车司机的生活，对小李来说本身也充满了“逆袭”的味道。

在国内时，靠着每月五千块的工资，小李只能选择合租，蜗居在一个小小的单人间里，出行要么公交、要么地铁。在澳大利亚，他靠着打工赚来的钱，很快就在墨尔本独自租了一套高层公寓，地点位于繁华的市中心，房间有着漂亮的落地窗，一个礼拜的租金300澳元，跟收入相比，不痛不痒。两个月后，他又花了8000澳元买了一辆二手宝马。

小李在墨尔本租的高层公寓。图 / 讲述者提供

之后在肉厂工作期间，他结识了现在的澳洲女友。“如果和女友发展顺利，我会留下来。”

阿橙因为在幼儿园照顾小孩子的兼职，发现新西兰的教育更遵从儿童天性，顺其自然，不需要去刻意扮演严师的角色，这使得她重新燃起了做教师的热情，2020年WHV一到期，她便重新走进学校，去读教育专业。毕业后，阿橙留在了当地，成为了一名教师。

阿橙在一个学校看到学生的手工课。图 / 讲述者提供

也有人选择离开。

Aray打算回国。在她看来，打工收入虽然高，但相较于自己降薪前的收入，还没有高到自己非留下来不可。她觉得留在澳大利亚打工过于辛苦，不光损害身体健康，也“看不到任何事业发展”。在还清了十万块钱的债务后，她决定明年年初就回国，回归到老本行。这或许与性格也有关，“以前我觉得自己独立生活能力特别强，但现在离开了自己的圈子后，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独自生活。”

小李的一个朋友在肉厂工作时，因为受不了体力工作，罹患了重度抑郁症，最终不得不回国治疗。“他追求的不一样。”小李回忆道，“他在国内有房有车，有很好的物质条件。来到这里后，他常常抱怨不知道来这边是为了什么。”

Lily也认识WHV到期后，决定回国的打工者。她们的共同点是，家庭条件较为优渥，没做过辛苦的工作。在Lily看来，“他们只是过来体验一下人生”。

而对Lily来说，在澳大利亚这几年，是她所谓的贫穷女孩“逆天改命”的几年。

“我也不是一下子就下定决心的，有时候也是被逼着往前走。”而一次次被逼到墙角时的坚持和勇气，则让她看到了自己的更多可能性。

在她看来，让她一步步走出困境、一步步越来越好的，是“跳出了穷人思维”。

Lily在社交平台分享“跳出穷人思维”。图 / 讲述者提供

打工的前两年，她一直活在不断打工却依然匮乏的焦虑中。

直到在澳大利亚的第二年，因为找不到偏远地区的工作机会，Lily没有办法第三次续签WHV，她第一次面临去留的抉择。

思考再三，她决定像许多留在澳大利亚的打工者一样，申请了一所商科学校。花掉六千澳元学费，却迎来变化。

持有学签的人，每两周可以工作40个小时打工挣钱。她先在一家中国餐厅工作了一个月，后来又考取了酒牌，换到了一家酒吧里做酒保。虽然那时候还在靠韩国寿司店卖不出去的寿司免费救济，住在车库里、“房东停车的地方和我住的地方就堆了几个纸板隔开”，但加上小费，账户里的存款开始多起来了。

等到疫情来临，澳大利亚政府解除了留学生的打工限制，她进入了拼命工作的状态，最高峰时，身兼三份工，不停奔波在饭店和酒吧之间，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用来睡觉。那一年，她赚到了在澳大利亚最多的一笔钱——税前10万澳元，将近47万元人民币。

2021年，学签即将到期，Lily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是去，还是留，一时难以选择。

尤其是疫情期间得了新冠被房东催着搬出去时，她甚至想到订机票回国了。那时候她一个人被滞留在偌大房子里，没有水，没有电，躺在床上动弹不得，还被迫多花了1000多澳元把整栋房租下来。

“存的钱早已超出了我这穷人的预设，孤独无意义感也达到了极致，我该跳出这个牢笼了。”

可是当收到航班取消的消息时，她突然如释重负，“我竟然庆幸我走不掉”。

她说不清楚是在哪个瞬间真切地知道自己想要留下来，或许是想到那些对她说她笑容很美一定一直笑的人，或许是留恋每天热心载她回家的同事，或许是对回国后面对家人无休止争吵的恐惧，或许是还想多看看这里的蓝天白云、朝霞、晚霞。

Lily再去农场摘草莓，已是“游客”。图 / 讲述者提供

“在这么艰苦的人生里，如果我连自己喜欢的东西都不去追求，那我这螺丝钉人生里，可就真的只剩下苦难了。”

她决定继续申请一所学校，换来又一个两年学签。2023年，她来到了西澳城市珀斯，进入一家护理学校，开始了研究生学业。半年后，她开始独自做起了护理工作，时薪最高达到65澳元，节假日可达90澳元到110澳元。

从打工旅行到读书转型，Lily在澳大利亚度过了一个女孩最宝贵的7年。除了一次次实现“赚钱”目标带来的自信，她发现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也被默默改变了。

让自卑感消失的东西，也许是在酒吧工作面对不公时说出的“I quit”；也许是澳洲男友在外出聚会时把肉打包溜回来投食的偏爱。但最重要的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战胜了多少了自己才到今天”。

Lily和男友。图 / 讲述者提供

Lily现在一边实习一边做上门护理的工作，给老人喂药、洗澡、陪老人社交。曾有老人夸张地对她说：你知道有的人一进门就能把屋子照亮吗？你就是那个人。

还有位90岁老人拉着她聊了两个小时自己和去世的妻子的爱情，结果时间到了，做饭、洗澡、喂药一件事都没做。

老人马上拿出药往嘴里倒：好啦，药我吃啦，饭我等下再慢慢吃，你走吧。不过离别前，给我个拥抱吧。

他送她到门口，说门口的灯是专门为你们安上的，这样晚上你们下班出来，就能看到回家的路了。

Lily晒出在澳洲最高的月收入，1.5万澳元相当于7万元人民币。图 / 讲述者提供

（文中讲述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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