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妻子在县城陪读：儿子逃学去游戏厅“跑酷”

情感 2024-10-08 12:10 湖北

陈年喜，陕西丹凤人，矿场巷道的爆破工，打工诗人，因写下“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而成名。

2014年，为了让儿子在县城读高中，陈年喜和妻子搬到县城，开启陪读的日子。而生活和祈盼，往往背道而驰。

推开门，闻到一股白菜叶子的腐烂味。

门窗紧闭，略为腥酸的腐败味充斥了整个屋子。在屋子的东墙角，一张铺开的编织袋上码着一堆白菜，这是一个月前我从百里外的老家，用摩托车捎来的一捆白菜的剩余部分。上面的一层，叶子已泛黄，因为缩水而紧紧地抱在一起，筋络根根毕现。紧贴地面的几棵已经腐败，渗出一摊水渍。

案台上，一棵洗过的白菜，菜体腐烂的部分被菜刀清理掉了，残损但清爽，等待着下一次炊事。显然，这些日子里，这些白菜叶子是儿子肚里的主食。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当家之一，就是搭锅做饭。

二〇一六年，儿子正读高二。这座狭长县城的偏僻巷子里，我们一家三口在一间十平方米的老屋租住近两年了。

这里距儿子的学校差不多一公里，租金要比学校周围的房子便宜一半，坏处是上学、放学儿子要奔跑着来去。初住时，可谓家徒四壁，除了一张床板，一无所有。冬天冻死，夏天闷死。

后来我们有了一台电风扇、一张简易的书桌、四五只装杂物的大纸箱。这也是所有租读家庭的家当和情状，可以尽可能腾出少得可怜的空间，也便于随时离开。

县城距老家并不算遥远，但依然十分陌生，在此之前，我们仅仅在需要办某些大事时，才会匆匆而来、匆匆而回。在乡下人的意识里，城乡永远是不相交的两个世界。声势浩大的城镇化浪潮之下，也有许多乡下人搬到了县城，但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即便心里明白已无回头路了，依然不完全认同城里的这个家。

大家每天在自己的屋檐下寄人篱下。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每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们仍会回到老家颓败的老屋住一阵子，按政策这些房子会在三年内扒掉，退房还林还田，自入城那天已不属于他们了，但他们依然住得欢天喜地，至少可以省下一些电费、水费、粮菜钱，也有一种暂时的放下和自由。

儿子高一开学的时候，这儿十多平方米的租住房一个月才二百元，加上水电费杂七杂八，一个月七八百就打住了。后来租金涨到四百，电费也涨了，乡下每度五角，这里涨到一元多。

陪读的父母们凑在一块儿，话题总离不了这些烦事，唉声叹气，一脸茫然。我曾见过年轻的陪读母亲，从东头跑到西头，又从西头跑到东头，无数遍地比对土豆的价格和品质，用半天时间，最后买二斤土豆。

对于陪读的人，时间有的是，而钱怎么精打细算都没有多余的。县城其实并不大，有人说常住人口五万，有人说四万，谁也不清楚，但仅陪读的至少有五千，撒在街街巷巷里，为这个小县城提供了巨大的劳动力储备。

有的在饭店帮工，有的在旅馆帮工，按月一千，按天三十。县城建筑业如火如荼，很大程度得益于这些勤快、廉价的乡下男人。每天早晨天放亮，他们骑着自行车赶往工地，灰沉沉的衣角在风中飘动。

我至今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这样一所全县唯一的高中，没有学生食堂和宿舍，其中有没有所谓县城经济的考量？据我所知，在西部这样的状况比比皆是。

县城北新街靠南的地方有一条巷子，叫南巷，长长的南巷深处有一家网吧，叫鱼在水网吧。那是学生们逃课的天堂。

没有任何经济实业的县城，网吧自然是重要的实业之一，这样的实业全县城有七八家，且家家生意红火。一个有趣的现实是，在产业发达的南方，网吧这个行业倒是陷入了凋敝，因为年轻人都太忙了。

第一次把儿子从网吧里面揪出来，是个夏天。那是个阴天，雨要下不下，闷得异常。爱人给我打来电话说，老师催问了她好多遍，为什么学生没到校，家长是干什么吃的？我正从外面回来，才出火车站，火车站距县城中心还有五公里。我打了十块钱的出租车，直奔租住屋。

和爱人打遍了所有认识的人的电话，没有儿子的消息。据爱人说，他是早课走的，当时不到六点，学校正在上早操。

夏天的六月，六点天早已大亮，但公交与外出的客车都还没有运营，街上的门店也都还没有营业，唯一热闹的只有网吧，那是小县城唯一二十四小时开门纳客的地方。

进鱼在水网吧时，网管们正在换班。上班的人一脸朝气，下班的人形如枯槁。屋里有二十多台电脑，奋战了一夜的人们东倒西歪一片，屏幕上依然在砍砍杀杀，这些人戴着耳机，睡得死气沉沉。

看得出，他们大部分是逃课的学生，因为许多人还穿着校服。他们的父母也许此刻正在去庄稼地的路上，或者在建筑工地抱起一摞砖头……

据说有一项研究发现，容易沉溺于虚拟世界的人，命运也最容易被别人主宰。这群孩子将来也许会随波逐流，或身陷深渊，成为种种游戏的牺牲品。虽然世界一直是一个游戏场，但未来的游戏无疑更加诱人和繁复。

把儿子从座位上揪起来时，他充满了不忿，似乎我打扰了他的事业。他沉溺游戏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从他读初中就开始了。游戏的品类一直在变化、升级，像一块永远不能到口的美味，吊着他的胃口。他智商平平，永远无力战胜或摆脱智力精英们设的局。

叛逆者都有叛逆的资本或理由，而儿子一样都没有，他把堕落当作叛逆。

事情的结局是，我们全家大闹了一场。父子感情、夫妻感情都陷入危机。

我们现在也很少回老家了，一方面是车费太贵，再说回去也无事可做，一亩多的山坡地早已长满了荒草。现在种地的收成和投入失衡。

这个县城要说有什么产业，那就是核桃仁加工了。因为有种植核桃的传统，一直是客商云集之地。有能力的人就从内蒙古、山西、新疆，甚至遥远的缅甸，整车整车地收购核桃拉回县城，临时招收一些散工，砸剥、分拣、装箱，发售到全国各地。一年四季走在街巷，随处可见核桃加工摊点，到处弥漫着核桃油的清香味。

开始的时候，爱人靠剥核桃仁维持一家人的日常花销。但这一行也充满了竞争，来剥核桃的人前赴后继，老板把工价一降再降，依然挡不住前来的男女人群，虽然每天十几小时的劳累也只够换来一大棵白菜、几斤豆角。后来实在难讨工钱，爱人就辞工了。

县城的西边有一家葡萄酒厂，据说有百年历史，原由意大利人创办。记得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到县城，看到它的规模很大，巨大的储料仓遍地林立，在阳光下散发着白光。那是这家酒厂最辉煌的年代，我还是一位毛头青年，面对着波涛一样上班的工人们，心里暗忖：如果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或讨其中的某个女工做老婆，该多么幸福啊！

爱人在酒厂做保洁员，每月七百元工资，逢年过节，有一桶十斤装的散酒补贴。现在酒厂效益江河日下，被西部祁连山一带崛起的葡萄酒新宠打压得喘不过来气，已裁员裁到不足百十个职工，据说还要裁。

爱人对这份工作倍加珍惜。酒厂离租住屋有些距离，在我出门的日子里，为了不耽误孩子吃饭，她来回一路狂跑，路人们用异样不解的眼光目送这个瘦小的中年女人，在飞鸟尽绝的街市飞成一只惊鸿。

她的心思是，将来儿子上了大学或者去打工了，她在厂里还能一直干下去，她和这个家都需要这份工作。

八月半，捡栗子。

老家峡河的山上，除了橡子树，最多的就是栗子树了。一片片，一丛丛，漫山遍野。栗子树花期晚，要到四月份才开，漫山那个白，真像一片浮云。而到了农历八月半，漫山的栗蓬炸开来，一阵风吹过，栗子像冰雹一样落下来。

栗子分两种，野生的与家生的，家生的就是人工嫁接的，量少，主要还是野生的。

栗子是山里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到了深秋后，它是一年最后的指望，家家孩子的秋冬学费都要靠它。“过了九九重阳节，不是风来就是雪”，待第一场雪落下来，只能猫冬了。爱人从酒厂请了一月假，我们一同捡栗子。

栗子树虽然多，但家门口并没有，要到几里外的山上捡。好在我家就在山上，总是能比别人早到一步。

早起第一步，准备干粮。这时常常天还没亮，家家烟囱蹿起白烟，如果谁家没烟，那就是这家人这天有别的事，不能上山了。所谓干粮，就是这一天在山上要吃的馍和喝的水。馍有烙的锅盔，有摊的饼，卷着大葱，也有油炸的纯面饼。喝的水就更五花八门，白糖水居多。

树多草稀，一点儿不假，栗子树下很少生草，倒是满地的脚印，人的、野猪的、毛鼠的、獾的。野物们比人更能起早，待人到了树下，夜里掉下来的栗子早被吃光了，这时候就要上树敲打。爱人比我能爬树，她个小精瘦，像一只毛猴，三下两下就上到了树顶，但她力气小，重量不够，撼不动大树，大树就由我来上。也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栗子落下来，那就是用石头撞击树干，但树下却常常没有石头，要到很远的地方抱过来。

栗蓬的刺非常尖利，无论你怎么样小心翼翼，指头总是要被扎进好多刺，所以上山时，要带一根针，把扎了的刺挑出来。如果挑不出来，只能留待晚上回家处理了，抹上柴油，火烧火燎疼一夜，早晨起来，挤一下就出来了。

山上栗子树多，捡的人更多，就有空跑一趟的时候。捡栗子的人像扫荡的队伍，一会儿就是一面坡，你若没有规划，就永远只能跟在后面跑。但凡上山前，没有谁没有一天的规划，就看谁更有战略眼光了。运气好的，一天能捡百十斤，不好的，只能捡二三十斤。每斤卖一元钱。

捡栗子也是极危险的活儿，年年都有从树上摔下来的。每一张钞票，都浸透了血汗。

八月十七日早上七点多，我和爱人背着干粮袋往山上爬，今天我们的计划是去龟盖山上捡，那儿山高树密，离得远，去的人不多。这时候接到两个电话，第一个是儿子打来的，说学校要资料费，一百八十元。我从微信里给他转过去了。第二个是钟子老婆打来的，说钟子从栗子树上摔了下来，让赶紧过去帮忙。

我们到的时候，钟子还清醒着，耳孔里有血流出来，别的地方没有伤，显然是头先着了地。

帮忙的人也都到了，七八个人把钟子抬到了公路边，叫了车，把钟子拉到镇医院去了。钟子老婆把干粮袋挎在身上，大家让她扔了算了，她说，到医院也得买饭吃呢！面包车扬起一股尘，立刻就不见了。

这一天，到场的人，都没有再捡栗子。

矿山的活路如琴弦断续，急时暴风骤雨，缓时泯息无声。出去，回来，再出去，再回来，像走马灯一样。

二〇一四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年景，先后三次入疆，两上东北，电话费和路费耗去九千多，一事无成。在甘南迭部的洛大乡某山上，我把背了多年的背包丢下了山崖，发誓再也不上矿山了。

不料一语成谶。第二年六月，在西安交大一附院，我接受了拖了多年的颈椎手术。在医院由手术到恢复的一个月时间里，爱人奔跑于两地之间，为了省下一些钱，她选择坐火车，而最便宜的列次抵达县城时，常常是夜里零点，更糟糕的是，从县城的火车站到租住的地方，有八公里。这个时间，早已灯熄人寂。

儿子每次都会做好了饭，等着为妈妈开大门。第二天在课堂上，他因为打瞌睡，被老师一次次叫起来。这段时间，本就不好的成绩，更是一落千丈。对整个家庭来说，更是雪上又添一层新霜。

其间，儿子逃学回了一趟老家，去山上挖苍术。苍术是一味稀缺的中药材，喜欢在山梁缺水多阳的地方生长，那是我们小时候每季学费的来源。这些年，因为保护山林，草木遍生，苍术已无栖身之地，变得越来越稀少了。

儿子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我们不得而知，当他妈妈接到学校电话，赶回县城时，儿子拿出五百元钱，高兴地说：“妈，不怕，我们家有我呢，我能挣钱了。”

我的隔壁邻居，也是我的老乡，更巧的是，我们曾同在秦岭某个矿口共同工作过，干着同样的爆破工种，只是不在同一工作面。那时候我们还不相识，他叫汪石成。

汪石成后来去了塔吉克斯坦做爆破工，那里有很多我的老乡，开采铅锌矿。他们的收入情况，每天的工作和生活内容，我无从知道，那是个不通信号的荒凉山地，喀喇昆仑山的一支余脉。我所知道的是，那里终年无雨，巨大的苍鹰从天空投下缓慢的影子，成为大地上唯一的阴影和时间的证物。因为在山的这边，叶尔羌河流经过的地方，我有过半年的生活经历。

二〇一六年的某一天，他突然信心满满地蛊惑我一同去办护照，要去塔吉克斯坦打工，他说，在那边干满合同约定的三年，可以得到一笔天文数字的薪金。这个天文数字是九十万！

那时候，我的颈椎已恢复大部分，除了偶尔转动过急时有些不适，已经可以骑摩托车了。但我隐约觉得，他说的这些，虽不是骗局，但有太多水分。矿产业正江河日下，即便老板守信，也得有巨大的暴利支持呀！

可除了矿山，四顾茫然，我不认识另外的世界，另外的世界也不认识我。汪石成走后，我还是悄悄办了护照，天天等着他的好消息。这样一等，就是两年。他的孩子已高中毕业，他的爱人也白了头。询问她，她也说不清情况。好在再有一年，合同就期满了。

二〇一六年六月，我到了北京，在靠近温榆河的金盏乡皮村的一家民间公益机构做临时工。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来自天南海北，在这个北京城边缘的地方，办起了打工博物馆，成立了工人艺术团，办起了打工子弟小学，成立了文学写作小组。开始时，我在仓库帮忙分拣捐赠过来的衣物、图书、家用小商品，这些东西一部分拿到自办的小商店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换取机构运转的资金、工友工资等，另一部分整理后，被再次捐赠到全国各地的贫困山区。

后来，我跟着货车，去北京城的各个捐赠点接收捐赠来的物品。货车清早出发，下午或半夜回来，这一年我才认识了什么叫堵车。在二环，在五环，在许许多多路段，经常被动或主动堵六七个小时。车外灯红酒绿，车内饥肠辘辘。我也认识了人们口中的朝阳大妈，一群戴着治安红袖箍、操一口普通话的不年轻女人，还看见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各色人群和他们生活的一鳞半爪。

我利用近水楼台的便利，为自己为家人，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了整整三行李箱衣服，包括二手的内衣，这些衣服足够我们全家穿戴十年。

我突然发现，北京与别处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一天，我站在天桥上，突然想，世界和生活从不慌张，慌张的是被世界和生活押解着的每一个人。

假设世界是一所学校，我们每一个都是陪读的人，而被陪读的人又是谁呢？

我总是三天两头被老师叫去办公室，接受各种关于儿子情况的询问，最多的是：你家孩子总是旷课迟到，成绩一天天下降，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儿子每天准时上学，按时回家。和平常没有任何不同。

他妈妈去渭北的韩城塬上给人摘花椒去了。这是一个和麦客异曲同工的苦业，一样的烈日，一样的漫漫长天，一样的紧张、苦累。她们是继麦客消失之后的另一群飞飞落落的候鸟。关于这个群体的生活，可以写一本书。

天气已显出寒意，毕竟已经深秋了。出门去超市买菜，发现很多人已经穿起了毛衣，年轻的姑娘花红柳绿，脚上穿上了长靴。人们嘴上吐着寒气，在风中行色匆匆。凤冠山上的大叶杨开始黄叶漫漫，有一些灌木正在秃去，季节不曾饶过谁。

推开门，儿子正在书桌上用手机打游戏，那样陶醉，那样专注。想起老师的一次次电话，想起他从不敢示人的成绩单，我突然血就上了头，将手机一把抓来，狠狠摔在了水泥地上！

手机依然在呜呜啦啦地播放着游戏画面。我又从地上抓起来，用力拧了一把，它才停下来。这是儿子用初中三年节省下的钱买的手机，对于我们的家庭，对于他，都奢侈得过分了。

我曾无数次问过儿子：“为什么要沉迷于这样一款叫天天酷跑的游戏？”

他总是回答：“你不懂。”

有一次被问急了，他说：“这个玩成功了，也能挣钱，有人就挣到钱了。”对这方面，我也许真的不懂。我也曾问过他对自己命运前途的设想，他总是说，没有设想，想也白想，走一步，看一步。他的同龄人多数也是如此回答。

看着他一天天长大、走远，向着我看不见的远方，我常常感到无能为力。我养育了他的身体，尽力满足他的物质需要，而在心灵的互通上，竟从来不是父亲。我不是，很多人都不是。

这一天，又该放学了。

我盛了饭，端到桌上，走到院门边。

远远地，一个熟悉又有些陌生的身影从长长胡同的那头走过来。他风华正茂，身体充满了英气和力量。生活和未来的岁月向他逼近，他懵懂又隐隐清晰地走在内心和身外的世界里，像一株新鲜茁壮的植物。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有一代人承接命运的方式，或许他会用自己的力量给这个无限世界一个不一样的解答。

我喉头突然一热。

以上摘自陈年喜非虚构故事集《微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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