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市场派张卓元学部委员访谈录

张卓元丨广东梅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秘书长。现任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荣誉理事长、评奖委员会主任。

胡家勇、陈健：张老师，作为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您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伴随和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可否介绍一下您的求学和工作经历？

张卓元：我1933年7月生于广东省梅县。1950年考入中山大学经济系。之所以选择经济系，是在考试前不久，我无意中读到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列昂列夫的《政治经济学》，尽管对书中的基本原理一知半解，但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使我入迷，从此我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进入中山大学后，前三年在校学习，其中有一年下去搞“土改”。其间，林伦彦教授的讲授使我对《资本论》有了了解。第四年全国院系调整，我从中山大学转到了中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到了中南财经学院以后，遇到了张寄涛先生，他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过的，教我们《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他在《资本论》上造诣很深，对我的学习影响很大。我记得那时每次上他的课，我都争取坐在第一排，他的课实在是太吸引人了，张寄涛先生是我经济学知识最重要的启蒙者。毕业那年，我还在《中南财经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分析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现在这篇文章已找不着了。1954年毕业时分配工作，当时国家给了中国科学院一个优惠政策，就是可以优先到各个学校选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就到中南财经学院把我和利广安挑去了。

到了经济研究所以后，我先在政治经济学组和《经济研究》编辑部工作。1957年孙冶方到经济所担任所长后，我参加了孙冶方主持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编写和整理工作，在这些过程中，我学习和了解到了孙冶方的很多观点，对他的很多观点先是觉得很新奇，也从中得到很多启发，慢慢地对他的一套理论观点比较相信，包括生产价格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等，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影响很大。1958年，骆耕漠调来当《经济研究》主编。骆老待人非常随和，当时我们都是三四个人一间办公室，他一个人一间办公室，不久他就把他办公室钥匙给了我，他不在的时候我就可以在他办公室工作。1959年，在上海举行了新中国第一次经济理论讨论会。在这次会议前后，我和于光远认识和熟悉了。上海会议回来以后，1959年5月和6月，我和陈吉元两人经常到于光远办公室一块讨论问题，协助于光远写了5万多字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一文，发表在《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在经济所和这些大家的接触使我获益匪浅，学习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孙冶方给予了我很多教诲，加深了我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理解，这为我以后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打下了良好基础。在我印象中，孙冶方为人和气，1957年他来所后，正值反右运动时期，孙冶方只抓学术，不抓运动，他带领大家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强调调研意义，鼓励大家勇于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实事求是、标新立异、发现真理，不搞教条主义；强调理论研究要尊重规律、敬畏规律，要从实际出发。孙冶方的这些做法给经济所带来了一股清新风气，大家都很尊重他。

孙冶方是我的良师益友，在某些具体观点上，我也写过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些都属于正常研究工作中的异见。在孙冶方因提倡价值规律遭到批斗时，除了有次《红旗》杂志开会批孙冶方规定我们必须参加外，其他的批斗会我基本都没参与。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是党内开会批斗孙冶方，而我当时还不是党员。即使遭到批斗，孙冶方仍矢志不渝坚持原则，不随风倒，他的“三不改”——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是他身上最宝贵的品质，也是让大家最敬佩之处，这些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总的来说，“文革”前，我是在孙冶方观点的启发下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问题的，在当时环境下，主要还是从《资本论》的概念范畴出发进行讨论，例如价值、价格、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等。

我的主要研究成果是改革开放以后做出的。1979年，我和吴敬琏负责经济所派出的7人写作小组协助孙冶方整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文稿，每天与孙冶方对谈、记录和整理。1985年，作为多年来对孙冶方经济思想研究的一个总结，孙尚清、我和冒天启出版了《论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指出孙冶方经济理论作为一个体系，是与来自苏联教科书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迥然不同的体系，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排斥价值规律作用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尊重价值规律是孙冶方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计划要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与此同时，孙冶方提出的资金核算论、生产价格论和对社会生产流通过程的分析无一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孙冶方强调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在今天看来仍然不过时，孙冶方也因此被称为“价值规律大学校的校长”。近年来，我还担任了《孙冶方文集》的编委会主任，该文集于2017年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这对研究中国经济学有重要意义，也寄托着我们对孙冶方的深深怀念。

1983年我到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当所长，一当就是10年。在财贸所，由于工作需要研究价格改革，我们的观点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当时中国价格学会会长是国家物价局局长，学会秘书长王振之是财贸所价格室主任，我们关于价格改革的观点通过价格学会等渠道在社会上传播，对当时国家物价局的价格改革工作也起了作用。当时，我长时间担任中国价格学会副会长，学会每年开一次会，国家物价局领导都来参会。1993年我到工业经济所担任所长，当了2年。应改革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我转向研究国有企业改革。1995年，我回到经济所担任所长，当了3年。这一时期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问题，并多次参加了中央文件起草，主要是参与起草经济体制改革部分，并做了一些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先后主编和合著出版了《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中国经济学30年（1978-2008）》《中国经济学60年（1949-2009）》《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等著作。

胡家勇、陈健：您多次参与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您可否介绍一下亲身参与和经历的这些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情况？

张卓元：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外，同时参与了中央一些文件的起草和决策咨询工作。1987年，我第一次受邀参加中央召开的专家会议，商讨流通体制改革问题。从那以后，我先后十几次参加了中央文件的起草，包括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三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起草；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十五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十六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还有一次参与胡锦涛同志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文件的起草。

我印象深刻的是，1991年10-12月间参加江泽民同志主持的11次专家座谈会。这几次座谈会讨论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再是苏东剧变的原因，最主要是为1992年召开十四大如何确定经济改革目标做理论准备。众所周知，十四大是改革开放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次党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这些座谈会讨论了此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如何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等问题。当时中国社科院有5个人参加，刘国光、我、蒋一苇、李琮和陈东琪，吴敬琏、林毅夫、周小川、郭树清等也参加了。经过多次讨论，大家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就是要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座谈会最终形成了“一个共识、两个要点”：“一个共识”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要点”指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今天看来，这11次座谈会应该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是起了作用的，为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从时间上看，这11次座谈会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南方谈话是在1992年春，估计座谈会的记录稿会送到他那里去。过去都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那段话：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对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没问题。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10-12月主持的11次专家座谈会形成的共识，对中央下决心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目标也起了重要作用。这在当时来说意义是很重大的，因为当时理论界的认识还不一致。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对于体制改革实际部门没有什么异议，他们倾向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在理论界，受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束缚，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仍大有人在，有些比较有名的经济学家并不太赞成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些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写上，然后给两点解释：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二是国家要有宏观调控，因为市场经济不能放任自流，放任自流不得了、也不行。所以说，座谈会及形成的“一个共识、两个要点”对当时中央定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对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是起了作用的。这些共识形成的意义今天看来仍然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讲到过价格体制的改革。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价格改革，到1991年，农副产品和消费品以及生产资料，市场调节价格的比重都超过50%，可以说市场定价的部分已经占到了主导地位。回顾这一历程，价格的放开，市场的搞活，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活跃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谈论的所谓市场，首先就是要放开价格，一放开价格就能够形成市场，市场有了，国民经济就活了。

2012年，在十四大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年之后，江泽民同志写了封信给周小川，要我们当年参加座谈会的几个人去座谈一下。2012年7月9日，周小川、郭树清、吴敬琏、陈东琪和我，五个人又去见江泽民同志，大家一起回忆那次座谈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起的作用和贡献。后来，我们五个人都写了一篇回忆的文章，林毅夫当时在国外，没参加会见，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这六篇回忆文章收录在201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回顾》一书中。这些回忆文章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酝酿和提出过程。

我第一次正式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现在很多文章都说这次全会文件的起草是5月31日开始的，我记得是6月1日。通知我们九点半开会，我们九点前就到了，在外面散步，突然来电话说赶紧过去，总书记已经到了，在会场等我们。这点我印象很深。这次全会就是要对十四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加以具体化。十四大刚刚开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是怎么构成的，大家都还不是很清楚，需要对这个改革的目标具体化。起草小组成员分了几组，比如所有制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组、市场体系组、分配组、宏观调控组、社会保障组等，我在市场体系那个组，我们组有三个人：高尚全、郑新立和我。这次全会要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定下“四梁八柱”，也就是定下一个基本框架。所有制组，提出了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当时还没有提基本经济制度，但内容已提出来了。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四个特征。市场体系组，就是我们组，提出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个提法是这次全会定的。宏观调控组，提出以间接调控为主。当时没有专门讲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放在我所在的市场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这些基本提法，现在看来应该说还是站得住的，除了其中一条，就是分配方面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2004年以后就不再提了，主要是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经比较突出了。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我也参加了起草，最初还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内容，但后来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退下来的几位老同志以及不少地方领导，都建议不要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了，而是应该效率和公平并重，而且在再分配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公平问题，因为收入差距过大了，社会反映强烈。除了这个以外，我认为到现在为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论述还是有效的。

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最困难的是确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四个基本特征。因为在此之前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在放权让利里打转，包括后来承包制。尽管当时就有学者提出来要以现代企业制度，就是现代公司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但实际上一直到1992年还主要是在搞承包制。要以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现代企业制度是什么，有哪几个特征，成为起草文件的难点。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市场体系组写的那段话比较早就通过了，没有太多意见，然后又把我临时加到国有企业改革那个组去。国有企业改革内容的焦点就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怎么概括。我印象中好像刘国光也加进来了，还到当时国家经委请人，国家经委来了两三个负责同志，印象最深的是陈清泰，他当时是国家经委副主任，主管国企改革的。大家开了好几次会后，最后把“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四条作为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定下来。在定下来之前，比如说管理科学要不要放进去，也经过了一番讨论。现在看来，这四个特征是比较准确的，起码到现在为止还是能站住，集中了各方面的智慧。

1999年我参加十五届四中全会文件的起草，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那次文件起草组组长是吴邦国同志，他主管工业，主管国有企业改革。那个文件起草比较顺利。这次国有企业改革文件起草有个特点，是对1997年十五大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包括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对国有企业进行改组以及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等进行具体化。十五大报告作为党代表大会报告，牵连到政治、经济、社会、党的建设等很多方面，有关国有企业改革不可能写得太多。十五大报告已经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庞大的国有企业进行改组，提出了“抓大放小”，要求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不要求把每个国有企业都搞好。而具体怎么来落实，是在十五届四中全会上决定的。

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这里面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值得一提：一是在十五大提“抓大放小”，到十五届四中全会提抓大的同时，提出“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等于是“抓大放中小”；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十五大报告起草的时候，写了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些话，但法人治理结构这个提法是从国外来的，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有的同志认为，法人治理结构是什么东西啊！很多人可能不懂，所以不赞成把法人治理结构写上去，删掉了。可是才过了两年，到了四中全会，就把法人治理结构说成是公司制的核心，而且对法人治理结构里面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职代会、党委会的几个关系说得比较清楚。后来我说过，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展之快，人们认识程度提高之快的标志。前两年，有人还说看不懂不同意写入报告，才过两年，已经变成文件里核心概念了，而且其中关于董事会、监事会、职代会、党委会的关系，董事长和总经理要分设，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可以一人兼任，这些内容当时都写得很清楚。这是四中全会决定相对十五大报告的一个很大的进展。文件写得很好，但是落实起来还不是太令人满意。

我在2005年参加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起草工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由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和环境承受力到了极限，成为经济发展的硬约束。所以，2005年中央就提出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而且提出像开矿不付开采费、环境污染不付成本，通过破坏生态环境来加快经济发展，把很多高能耗产品往国外出口、把污染留给国内等等，这些现象要改变。我还记得当时非常明确提到为什么会造成这些问题，如果使用经济杠杆的话，哪些经济杠杆能够抑制资源环境的恶化。一次在起草组副组长曾培炎主持的会上，提了几个经济杠杆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改变破坏资源和环境的做法：一是财政杠杆，主要是税费，破坏环境要付成本，矿山的开采要交费；二是价格杠杆，资源能源的价格太低了，油气价低，电价低，还有像水资源，农业采取大水漫灌式灌溉，用水不收费。当时还有人引用了世界银行材料，国外节约能源和淡水最主要就是靠提高价格。破坏资源和环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不顾一切后果地破坏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在规划起草工作会议上，分析讨论的结论是，为了遏制这些破坏，最重要的是税收杠杆和价格杠杆，还有约束政府行为。政府的政绩考核不能以GDP论英雄，出口政策不能为了赚外汇就把污染留在国内，用低价竞争的办法来出口创汇。所以，在“十一五”规划中专门讲到了政府改革，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不顾一切追求GDP的快速增长而破坏资源环境，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次规划是新世纪以来最早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虽然在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转变”，其中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后来就没再提了。进入21世纪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因为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不转变不行了。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当时提出最主要的是抓政府改革，它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这一提法我觉得还是很准确的。“十一五”规划还有一个新的做法，就是请世界银行、联合国在我们制定规划建议时提供材料和咨询意见，他们的意见也供起草组使用。“十一五”规划还有个新的地方，就是从“十一五”开始，把原来“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这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个称呼。通过参加“十一五”规划的起草工作，我在《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深化改革，推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阐述了“十一五”规划建议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意义。

2007年，我参加了十七大报告的起草，报告最主要的就是阐释科学发展观。报告起草过程中，在外出调研和征求意见时，讨论比较多的问题就是究竟是以和谐社会，还是以科学发展观作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代表性创新观点，当时开了好几次会，多数主张用科学发展观，一部分主张和谐社会，还有主张两个都是。经过反复讨论，认为科学发展观比较合适。还有就是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改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记得在十七大报告经济组起草过程中，一次经济组组长偶然在外面碰到我，对我说，领导给他打电话说想把转变增长方式改为转变发展方式，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赞同，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能会面宽点，增长方式转变会面窄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当时有三个标志：一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二是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三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这三个转变，应该说是对2005年“十一五”规划建议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法的进一步发展。直到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路还在走。

十八届三中全会是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重要会议，我也参加了会议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个起草工作事先我都没想到，突然通知我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成立了起草小组，分成两摊：一摊是工作班子，是具体执笔的；另一摊主要是参加讨论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起草组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总书记任中央全会文件起草组组长，这在之前我还没有见过的。现在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几个比较突出的地方。首先，把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此前就我看到的理论文章里，还没有出现过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提法，这个提法当时也不是起草组自下而上提出的。我记得有次会议领导在工作班子上说，起草组领导有个设想，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不是能够再往前走一步。大家说，已经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来形容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词已经用尽了，再往前走“基础性作用”就要改了。然后让一些单位，我记得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几个单位提方案，后来提了几个“往前走”的方案，最后还是觉得用决定性作用代替基础性作用最好。我记得有个方案是“由市场来决定资源的配置”，这当然也可以，但是用决定性作用代替基础性作用会更明确一点，由原来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后来大家都觉得还是这个最好，就采纳了。这是因为当时感觉政府直接配置资源太多了，干预经济活动太多了。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比较大的亮点。其次，提出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我记得有人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后，大家觉得好，也是新提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背景是，经过那么多年发展，公有制经济资本跟非公有制经济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还有居民储蓄，都很雄厚了，要更好地让国内资本充分发挥作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一个好的设想。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为自然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打开一条通道。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提出了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应该提高到30%，这是文件中唯一用统计数字的表述。本来会议文件起草过程中有两个数字表述的，但另一个没有通过。这次全会提出国资委要以管资本为主，实现从管企业为主到管资本为主的转变，有的主管部门领导不是太能接受，也有过一番协调。现在看来，这几年的改革是按照文件往前走的，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意义的体现。但是，如果说其他各方面改革推进得还可以，国企改革是最艰难的。我总感到国企改革好像有点走的不是太顺畅。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还有个新的突出之处，就是把生态文明体制单独列为一部分，说明对环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过去一般来说“三位一体”，即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十七大加了“社会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生态文明体制建设列入，形成“五位一体”，现在看来针对性很强。但是它又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刚才已经谈到，2005年“十一五”规划建议就已经提出了资源和环境问题，这次全会则更进一步了。

胡家勇、陈健：张老师，您多次参与中央的文件起草和决策咨询，为改革建言献策并产生了影响，在这些工作中您提出的主张合理有据，这是建立在您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在这些研究中，早期您从事价格改革的研究，能否介绍一下在价格改革研究上的主张和建议？

张卓元：我在价格改革方面的研究最早要追溯到改革前所做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的研究。孙冶方特别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他甚至为此遭到党内批斗，但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孙冶方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孙冶方赞同恩格斯关于“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论述，我也认识到这是一个正确的命题，并且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我在《光明日报》1962年11月26日经济学专刊发表了《对“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初步探讨》一文，论证了商品社会使用价值，即效用，是商品价值能够实现的前提。在孙冶方提出的生产价格论的基础上，1964年间我与何建章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的作用做了研究，用笔名张玲在《经济研究》1964年第5期与何建章联名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一文，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生产价格的客观必然性和重要作用。在当时，我、何建章和孙冶方、杨坚白等一起成为较早提出生产价格论的一批人。利润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表现经济活动效果的重要指标，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价值仍然会转换为生产价格，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价格也应以生产价格为基础，改革开放的事实证明了价值规律存在的客观性。1981年，我与何建章将社会主义生产价格的相关思想编纂出版了《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一书，主张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生产价格作为工业产品定价的基础，改变原来的资金无偿占用制度，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作为制定价格的基础。1983年，我出版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价格、成本和利润》一书，就价值、价格、成本、利润之间关系，成本和利润对于企业核算和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做了阐述。

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的作用和生产价格，也就不可避免地使我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性质和市场经济性质，我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研究也是从早期的价值规律和生产价格研究延伸过来的，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尊重价值规律，必然要求扩大企业自主权，让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总是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把价值规律看成异己。另一方面，出于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中国经济学界不断掀起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讨论，改革开放伊始就演变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属性的大讨论，这是很自然的。孙尚清、我和陈吉元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10期发表了《试评我国经济学界三十年来关于商品、价值问题的讨论》，对经济学界关于商品和价值的讨论做了分析。孙尚清、陈吉元和我（笔名张耳）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上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和市场性相结合的几个理论问题》，认为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调节作用和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两者的一致性是主要方面，我国是在经济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发展商品经济是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市场性是统一的，并且我们还强调价格是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关键性环节。1980年，孙尚清、我和陈吉元编著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与市场性的关系》出版，对这两者关系做了系统的论述。在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个问题上，当时对我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开始起草时，仍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胡耀邦总书记不满意，正在此时，马洪院长要我和周淑莲、刘增禄等人撰写《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也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商品经济的对立物不是计划经济，而是自然经济，不要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马洪院长把这篇文章送上去征求意见，得到了王震等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当时国务院领导人也拿到了这篇文章，他拿到的另一篇类似文章是高尚全组织编写的，在给其他常委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的信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陈云分别批示同意。由此，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强调了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改革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回顾这个过程，我们经济学界为这个决定的出台做出了一份贡献。上述内容，在彭森和陈立等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1988年，我出版了《论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和具体内容做了思考。

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是商品生产关系，市场协调是商品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它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在保留国家对小部分重要商品控制的基础上，放开大部分商品价格让市场价格自发出现，价格改革就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题中应有之义。我在1986年《财贸经济》第7期发表《论价格体制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提出了社会主义价格理论研究必须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根本出发点，价格改革要实现国家对价格从直接管理逐步转变为主要进行间接管理。我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意味着商品经济是基本形式，因而要较多地实行市场自由价格，以市场自由价格为主，少部分产品由国家定价。我所主张的价格改革目标是以市场自由价格为主，而当时有的主张以计划价格为主、市场价格为辅，有的主张以指导价格为主，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只有市场化价格占主导地位，市场机制才能起到调节商品生产的应有作用。这绝不仅仅是理论争论。改革开放初期，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是，农民用个大的铁筐弄一大筐活鱼跑到三里河来卖，大家都感到非常新鲜。那个时候，能买到一条活鱼是很不容易的，大家马上排队买。回过头看，把水产品、水果、蔬菜的价格一放开，物价跟着会有点上涨，但物价涨了以后，刺激了生产和供应，四面八方的东西都到你这里来，所以涨价也涨不了太多，因为供应也增加了。在计划经济年代，多少年来买什么东西都排队，供应那么紧张，很多很想吃的东西根本买不着。改革开放后价格一放开，市场也搞活了，物资供应增加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活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价格放开市场搞活，其实不需要长篇大道理的争论，这是生活的事实。

我倾向于市场化价格改革，通过市场来形成价格，让价格回到市场交换中形成。当时，关于价格改革是不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是存在一些争论的。一是涉及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并轨，1991年生产资料双轨制的价差已经不是很大了，50%左右甚至更低，当时我们认为并轨条件有了，可以基本并到市场轨。记得当时在某次价格学会会议上，有人主张生产资料，特别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并到计划轨，在会上我们发生了争论。最后还是确认应主要并为市场价格单轨制。当时还有一种主张，想搞决策价格体系，就是通过计算影子价格作为价格基础。这种价格改革模式，我当时也是不赞成的，也有争论。影子价格的核心在于它还是计划价格，不是靠市场来形成，我坚持认为，价格只能主要依靠市场来形成。价格改革是市场化的改革，而且必须是全面的改革，这不仅包括一般消费品价格由市场形成，这个当时争议较小，还应当包括生产要素形成市场和市场化定价，这个观点是我们研究团队较早提出的。我在《中国工业经济》1994年第7期《发展市场体系，深化价格改革》中明确指出了这点。价格改革以市场化定价为核心，也不意味着国家的宏观调控就不管了，放任价格波动，这也是有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规定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也规定了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包括国家建立起有效的价格调控体系，实现对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进行价格调控。

价格改革还有一个重要部分是自然垄断部门要推进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放开市场价格要重视保护竞争和反垄断。随着技术进步，原本的自然垄断行业业务可以分解，其中一些可以引入市场竞争和定价，对于仍属于自然垄断性的业务，国家依法进行价格监管。资源产品市场化价格改革，则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根本着力点，我在《中国经贸导刊》2005年第22期提出了资源产品价格要反映稀缺程度。长期以来我国资源价格受政府管制，明显偏低，包括地价、水价、能源、矿产品价格等，都是偏低的。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进一步推进价格改革，纠正资源产品价格长期偏低的状况，我主张加快生产要素和资源品的市场化价格改革，指出这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根本着力点，这也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联系。实事求是地说，价格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巨大成功后，生产要素和资源品的价格改革进展相比之下并不快，直到2014年4月15日，我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仍呼吁进一步的价格改革，突破口在于资源品价格改革，这甚至比要素价格改革还迫切。用阶梯计价的办法保基本，必须拿捏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体现资源稀缺性之间的一个“度”。未来的价格政策应根据国情更多地鼓励节约。

现在我们早已熟悉了市场价格的形成，但是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下，价格是由国家计划制定，价格改革成为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关于这件事情，8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界有过一场广泛的争论，争论的双方分别主张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市场价格改革，还是企业所有制改革。后者的代表人物是厉以宁，他认为企业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关键，而价格改革则不是。我当时的主张是企业所有制改革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价格改革来实现价格模式转换，在重重计划价格的束缚下，再好的企业改革方案，实施起来也要打很大的折扣。因此，价格改革是搞活企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观点收录在我1995年的文集《论中国价格改革与物价问题》中。这场争论在当时学界和社会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促进了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认识的深化。

在价格问题上，除了坚持建立市场价格体制，我还不赞成通货膨胀政策。我一直认为，价格改革一定要在市场比较宽松的条件下进行，通货膨胀只会破坏价格改革的进行。1988年的价格闯关我是不赞成的，价格改革需要稳中求进。记得1988年一次在国家计委开会，第一个发言的是薛暮桥，他担忧现在物价涨得这么厉害，价格闯关是否可行，我发言支持了他的意见。后来我关于价格改革的规律性也讲了，一定要在排除通货膨胀的干扰下，价格改革才能顺利进行。价格改革还要注意逐步推进，先是放开一般消费品和工业生产资料价格，然后是推进资源产品和要素价格市场化，实现从狭义的价格改革扩展到广义的价格改革。价格体制转换是整个价格模式转换的关键，要通过整个体制改革来理顺价格关系，不能靠计划调价来调顺价格关系，这是行不通的，一定要形成能够自动理顺价格的一个市场价格体制才行。这些观点都收录在1990年我主编的《中国价格模式转换的理论与实践》和1996年我主编的《新价格模式的建立与市场发育的关系》等书中，并就价格改革的经验教训做了归纳。《中国价格模式转换的理论与实践》获得了第一届薛暮桥价格研究奖。在主张市场化的价格改革基础上，我还倡导重视社会主义流通问题研究。以往计划经济重生产轻流通，改革后流通领域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社会主义流通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研究的课题，1993年我与王绍飞共同主编的《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研究》就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汇集。

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也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常常走在前列的部分。回顾这一历程，价格改革并不是凭空拍板决定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准备的。在经济学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不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由计划发展规律还是价值规律起主导作用的探索与争鸣就开始了，为改革开放后的价格改革做了长时间的积淀。我进入经济所后，受到了孙冶方、于光远、骆耕漠的影响，他们又是这些讨论的主角，我从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出发，改革开放后逐渐产生以市场化推进价格改革的看法，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与后来坚持稳定地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张是逻辑一致的。国内经济学界的几场大讨论，从价值规律的讨论，到商品经济的讨论，再到价格改革还是企业改革优先的讨论，我都有幸参与了这段波澜壮阔的思想碰撞，见证了这几次大讨论对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深远影响和对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有力推动。

胡家勇、陈健：张老师，您的价格理论研究形成了体系并取得广泛社会影响，同时推动着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改革。随着工作岗位的变换，您的研究主题又转到了国有企业改革，您能否介绍一下您在国有企业改革上的主张和建议？

张卓元：随着价格改革的逐步推进，价格双轨制到1991年就基本并到市场轨了。在改革初期我认为，比较理想的价格改革是80%由市场调节定价，20%政府调节定价，现在97%以上已经是市场调节价格了，价格改革的力度比我当初设想的理想状况还要大，这充分反映了价格改革取得的成就。当然，正如2005年“十一五”规划建议所强调的资源和环境破坏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源定价过低，环境保护缺乏价格杠杆的作用，这方面的价格问题是存在的，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有关。1993年我调到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所长，此时，国有企业改革越来越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那时，随着价格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改革开始变得日益突出。1992年十四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与价格改革不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缓慢，但国有企业改革日显紧迫。而且，国有企业如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融合，成为改革的关键，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能否实现的一个关键。

国有企业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经历了扩大经营自主权、“两步利改税”、承包制等经营责任制方面的改革，但一直存在两大问题：一个是政企难分开，另一个是企业内部人控制。这两大问题是以往承包制等改革措施所无法解决的。如果说以往国有企业改革出发点是扩大经营自主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后国有企业改革就必须站在适应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度。我多次撰文主张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首先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与以往具体着眼于某个方面的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企改革应着眼于整个制度创新，这就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时，我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拥护者。为了加快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我主张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改革步伐，实现公司制改革，尽快改变绝大部分中央企业（集团公司一级）仍是国有独资和尚未转为现代公司的状况，要进行真正的规范改革，而不是成为“翻牌公司”。公司制改革要注意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进一步还要解决一股独大的问题，从而形成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有条件的国有企业不仅要实施公司制改革，还要实施大公司战略，跻身世界大企业行列，这也是国有经济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表现，为此应当鼓励兼并，支持优势企业扩张。而为了鼓励兼并和支持优势企业发展，发展资本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是十分必要的。我在《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1期撰文指出，除了少数国有独资公司以外，大多数公司都应具有多元投资主体，可以由多个国有投资公司和非国有投资者作为投资主体，以利于政企分开和转换经营机制，这是在所有制结构的重大调整和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的一种探索。

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我建议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企改革是其中重要一环。国有企业改革并不是意味着要搞好每一家国企，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应着眼于国有经济的整体好转和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我在《财经界》1997年第12期发表的《国有经济的准确定位》一文中谈到了这点，指出国有经济的范围搞得过大，比重过高，不利于生产力的顺利发展。我们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适当收缩国有经济，把资金、技术、人才等集中到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骨干企业上面。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抓大放中小，使国有资本更好地集中在能发挥自己优势的行业和领域，与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实施大公司战略是完全一致的。

除了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我在国企改革上的再一个建议是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在价格改革中我提出垄断部门要推进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垄断行业是我国国有经济最集中的领域，与价格改革一样，垄断行业的改革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点。我与路遥在《财经论丛》2003年第1期《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一文中谈到，垄断行业表面上是以行业的自然垄断特性为由实行垄断经营，实质上在相当程度上是行政垄断、部门垄断，谋取部门利益，使部门利益固化。与垄断行业的价格改革一样，随着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垄断行业内部都可以拆分出非垄断性业务，这方面的改革要引入新的厂商市场竞争，对有条件的公司则进行多元持股，形成现代公司制度，同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反垄断法》也要基本适用于国有部门。

探索和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是国有经济改革的应有之义。要建立分级所有、分级管理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形成可以最终负责的出资人机构，如国有控股公司，这也有助于形成多元的投资主体；管人、管事、管资产要统一，把这些原本分散到不同部门的权力统一到国资部门；鼓励试点国有资产管理的具体形式，把改革的成功经验及时上升为理论和提升为法律，指导改革规范进行。建立一个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目的还是要使国有企业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主体，在所有者制度建设上解决政企不分、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

为了构建国有企业改革的良好外部环境，要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企业债务重组，剥离企业的社会负担，要形成独立于企业之外，资金来源多样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保体系。

国有企业改革任重而道远，重要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如何既坚持公有制的基本成分，又实现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经营机制，这需要大量的实验和摸索。经过多年改革努力，国企改革在股份制和公司制改革以及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上取得了显著进步。不过，由于改革会触动一些部门利益，国企的公司制以及国有资本运营方式转为管资本为主，都会面临一些阻力。比如在央企，公司制改革进展仍不快，重要原因就是不转制对主管部门有较大利益，转制后以管资本为主，利益就少了，国企改革需要打破一些既定利益格局。

此外，垄断行业的国企改革仍是一个问题，进展缓慢。这些行业是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后国有企业的集中所在地，国企的机制转换仍显滞后，特别是在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和公司治理结构上。进入21世纪以来，混合所有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为改革注入了新的动力。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大多数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前提之一，发展混合所有制则是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主要方式。我在《理论参考》2004年第2期《深化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一文中指出，混合所有制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的重要方式。到了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混合所有制更是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关键是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投资项目，从而促进各种资本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的就是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自然垄断行业、自然垄断业务要由国有资本控股，这是没问题的。但是随着技术进步，非自然垄断环节越来越多，它们属于竞争性业务，除了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以外，其他应该都是竞争性的，这样的业务会越来越多，应该放开。至于怎么放开，通过混合所有制是个最好的办法。因此，垄断行业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着重点。我在不同场合也一直宣传这一点，例如，2014年7月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采访时就指出，国企除极少数外应弃“独”求“混”，国企改革的根本出路是股份化和混合所有制化。原有的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基本都搞了股份制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已经做到了，现在困难的和关键的就是垄断行业，这些行业还是搞国有独资，而且以自然垄断为名，实际却是行政垄断，最明显就是比如说“三桶油”，石油进口很长一段时间它们都垄断、炼油它们垄断、零售它们也垄断，实际这些业务完全是竞争性业务。所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放开提供了一个平台，也打开了一个通道。

胡家勇、陈健：转变政府职能，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一致的政府改革也是改革的重要领域。张老师，您较早呼吁转变政府职能，并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联系起来，产生了实际影响，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理论和政策主张。

张卓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来配置资源，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型过来的，政府之手在计划经济中几乎无所不在，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转换职能就是基本前提。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放任自流的经济，政府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以及日益重视的收入分配调节上都起着重要作用，这也是政府职能转换的目标。政府改革总的来讲就是要解决以往政府职能中的越位和缺位问题，管住对市场经济过多的行政干预之手，伸出对市场监督和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干预之手。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过放开政府的管制，包括放开价格而逐步发展的，实质是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实现的。从价格改革来看，一般商品的价格改革较为顺利，但生产要素以及资源品的价格改革相对滞后，土地、劳动力、环境和资金等价格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扭曲，原因何在？在于这些领域的价格政府仍未放开，深化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的市场化价格改革，有赖于放松和消除行政管理价格的做法，因此，价格改革的背后是政府改革。同样，对于国企改革，对于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也应该从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政策角度来思考。而深化国企改革和打破行业垄断，有赖于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有赖于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国企改革尤其是进展较为滞后的垄断行业国企改革，背后仍是政府改革。再有，建设现代化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有赖于打破地方政府的市场封锁和分割；建立公共财政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赖于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有赖于政府的有效监管和调节；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赖于政府不再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较为突出的分配问题的解决，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以及化解各类民生难题，有赖于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的加强。所以，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改革是关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主要就是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仍然过多，限制了市场的作用。目前，政府参与资源配置的方式，一是土地控制，二是通过行政垄断来限制竞争，三是信贷干预，四是对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品进行价格管制，五是干预微观企业经济活动等。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转变政府职能的核心在于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要分清，凡市场能有效做好的就交由市场去做。政府要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应主要做好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特别是致力于创造并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我在2001年出版的《论中国所有制改革》一书中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政府原则上应在克服外部性，解决信息不对称，平衡宏观经济，增进社会整体福利上起作用，在保留强化以上相关职能基础上，把其他职能转让给市场及企业自主行使。

我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考深化了我对政府职能转变的思考。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长期以来呈现出粗放发展的特点，技术进步的贡献不够，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却比较严重。我从工经所回到经济所后，研究的视角从价格改革和国企改革日益转向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思索，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成为我思考的一个主要内容。我认为，我国产业结构不够协调，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企业组织结构落后，经济效益低，城乡和地区经济布局不均衡等急需改变，这实际上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2005年出台的“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把这作为“十一五”时期最突出的任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是要进行政府改革，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性改变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没有到位，政府仍然充当许多地方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主角，而这与地方政府通过粗放扩张追求GDP增速的政绩考核方式有关，也与以增值税为主的财税体制有关。政府改革就是要把资源配置主导权交给市场，改革审批经济和干部考核体制，完善财税体制，建立财权与事权匹配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并改进转移支付，这样政府就有更多精力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政府改革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能怎样转换的问题。目前看来，中央政府在转换职能，减少审批方面应该说还是做得比较有力度的，取消和下放了大量行政审批等事项。相对而言，地方政府的干预仍然过多，改变软预算约束和依赖土地财政以及借了钱不准备还等方面做得还不够好，以致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急剧增长等问题很难解决。地方政府改革涉及地方官员利益的调整，需要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强有力的推动。

胡家勇、陈健：张老师，从价格改革到国企改革，再到政府改革，您在每个时期都抓住了当时改革的关键，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主张。改革开放已有40周年，回顾这些改革，您能否谈谈对改革方式的看法以及结合您的主张对改革做出一个总体性的评价？

张卓元：我的经济研究是从价值规律开始的，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对传统计划经济思维的突破，事后来看，价值规律研究与市场经济研究其实就是一步之遥，前者是后者的雏形。得益于在价值规律问题上的思考，我在改革开放伊始就成为市场化改革的坚定拥护者，无论改革是叫商品经济，还是后来叫的市场经济。改革是有起伏波折的，但认识一旦形成又是坚定的，正是孙冶方的“三不改”对我的影响，我在价值规律问题研究上形成的信仰，实际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仰，使我在改革遇到曲折和争议的时候，都坚定不移地主张市场化改革方向，并总是以市场化取得的成效来评价改革的成效。

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就面临着一些波折。在当时思想界，有的人认为经过一轮价格和企业改革，市场因素的作用已经够多了，再改革下去恐怕市场因素带来的不稳定会带来失控的局面；而持市场化改革思想倾向的人则认为改革步伐还是滞后，希望能够大刀阔斧推进改革一步到位。这些思潮发生的背景是有计划商品经济已经提出，原有的旧体制开始消融，但新体制尚未确立，在价格改革单兵突进的情况下，社会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的考验，改革面临着稳定和深入的取舍。在这样背景下，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受国家体改委委托成立课题组，由刘国光和我主持，包括戴园晨、沈立人、陈东琪等，研究国家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改革纲要，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即以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这份纲要收录在1988年出版的《中国改革大思路》中。稳定经济在当时主要就是治理通货膨胀，并解决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现象。我们不赞成价格改革一步到位，不赞成在通货膨胀下大力推进价格改革。稳定经济是中短期目标，在此期间，改革走小步，以稳为主，使改革获得较为宽松环境；此后改革走大步，以进为主，使改革实现深化。回过头看，“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较好地处理了改革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为改革的深入推进和保持国民经济较快稳定增长提供了比较可行的方案。我们这几个人后来因此被称为“稳健改革派”。1994年我提出，6%左右最高不超过10%的物价上涨率和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较佳结合点。1978-2007年，中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8%，CPI年均上涨率为57%，可见我所提的结合点还是较为符合实际的。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稳中求进”也是中央布置改革和发展的总基调。可见，“稳中求进”是较长时期内切合中国实际的政策取向。

正是基于长期研究和对市场经济的认识，1991年我参加中央组织的11次座谈会时，与他人一道坚定地提出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化，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时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低潮，一些同志对改革开放是否会导致走向资本主义是有疑虑的，而在市场化改革方向上逐步取得共识，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是十分重要的。

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这需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一些同志出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对非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存在疑虑。我多次谈到非国有经济的作用，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一道形成混合经济格局，各自在擅长领域发挥作用。我们要站在这种高度认识非公有制经济。为此，需要解决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一些歧视性规定，消除诸多行业和领域阻碍和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隐性壁垒。

市场经济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不重视政府的作用，而是要明确政府职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

目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一些重要改革困难重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既得利益。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差不多是所有人都能受益，现在不同了，改革会触动好多人的利益，特别是国企垄断部门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垄断国企改革和政府改革都容易遭到利益相关者的抵触。渐进式改革有时也容易形成既得利益群体。一些原来积极参与改革的群体，当有了既得利益并变成改革对象的时候，就容易转化为改革的阻力。新时期的改革，应避免使市场经济蜕变为“坏的”市场经济。对于这点，十八大后的反腐起到了很明显的成效。80年代的改革，虽然当时的争议比较大，分歧也很多，但邓小平和主要领导都是支持改革的，高层下定改革的决心，形成共识，使改革得到推进。当前，无论是生产要素和资源品的价格改革，还是国企和垄断部门的改革以及政府改革，都是难度很大的改革，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更显得重要。如果没有顶层的推动，改革将无法顺利推进。因此，中央应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和推动，防范改革方案和进程受到一些部门、地区的左右。顶层推进，需要把一切有效的改革经验和做法及时上升为法律，以便更好地指导改革，推进改革，逐步把改革和发展纳入法治轨道，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

我在《中国经济四十年市场化改革的回顾》(张卓元，2018)一文中，对经济体制改革做了总体性回顾。正是坚持了市场化改革，才使中国经济迅速起飞。在改革初期，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在深化改革阶段，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017年十九大宣告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改革的目标，这将指引中国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和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

胡家勇、陈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张老师，您对马克思主义在改革过程中的指导作用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什么看法？

张卓元：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泉，早年我的学习与研究过程就是伴随着研读《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用它们分析现实问题，而不是搞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20世纪60年代，我研究价值规律，阐述了价值理论的“恩格斯之谜”，对当时流行的计划经济忽视价值规律的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是我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方法的一个体会。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得出了价值规律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的结论。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适用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发展的。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李铁映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时我参加的几次讨论会。当时一些人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把服务劳动纳入创造价值的范围，我对此也是赞成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还有，像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我们都要用切合实际的发展的观点加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最重要的，守着马恩经典著作的所有原话不放，有些问题就可能说不清楚。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理论表述，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五大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都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定要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产物。中国经济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成就，重要原因之一是有正确的理论指引，有一系列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指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引。这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重要的成果。我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论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我在《光明日报》2008年12月7日发表的一篇长文，题目就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支柱》，指出：“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也是一项全新的课题。在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对经济科学的划时代贡献。”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自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处于最重要的位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内涵是随着改革的深化而不断发展的，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反映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一大难点是公有制和市场经济能否结合。依靠改革开放的实践推动，我们找到了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公有制的新的有效实现形式，为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摸索了新的实现途径。与实践紧密结合，对这些新的实践形态进行总结和提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不断发展和丰富中的科学的重要基础。

胡家勇、陈健：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在中国经济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您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并长期担任秘书长，请您谈谈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一些情况。

张卓元：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是为了纪念我国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对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鼓励和推出新人，繁荣我国经济事业，由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发起，于1983年6月成立的。由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主办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我国公认的经济学界最高荣誉，也是受大家关注的经济学奖项。评奖活动从1984年首次开展，每两年举办一届，以奖励对经济科学做出杰出理论贡献的经济学家。迄今为止，已评了十八届，在社会上和学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均为我国资深经济学家。三十多年来，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本着孙冶方同志生前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精神，公平、公正地评选，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经济学界新人，为繁荣我国经济科学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胡家勇、陈健：张老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受益匪浅。祝您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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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小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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