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越来越多的读者私信我，为什么央行持续降准降息，各地各部门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刺激消费的政策也越来越多，为什么大家感觉到就业越来越难，增加收入越来越难，消费越来越难，负担还越来越重。
三郎认为，这是因为，目前我们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在现有的基本制度上修修补补的政策。这些政策都未能涉及导致经济困难的底层因素，所以难有效果。我们只有通过新一轮改革，移掉压在市场主体身上的三座大山，经济才有复苏的希望。
一是分配大山。分配制度压抑了家庭购买能力，导致内需严重不足，供给严重过剩。
看看骑牛研究所提供的下面三张图表，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不合理的压抑家庭购买能力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如何损害货币宽松政策对经济发展刺激效果的。
为了刺激疫情后的经济低迷，从2021年底开始，央行开始持续降准降息、实施了持续的货币宽松政策。两年多来，我国的政策利率5年期LPR从2022年1月份的4.65%下调了6次至3.85%，降息0.8个百分点。
而美国从2022年3月份开始，为了冷却经济过热，打压高通胀，实施了退出疫情补贴，加息缩表，收回流动性，降低负债率等措施。美国的基准利率从0.25%加息了11次至5.5%，加息5.25个百分点。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一般会推动经济由冷转热，引发GDP与消费增速提高和通货膨胀升高的后果。而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般会带来经济从热转冷，GDP和消费增速回落，通货膨胀也随之回落的后果。
但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我们，经济增长反而落后于货币紧缩期间的美国，导致去年前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再次扩大。2023年中国名义GDP增长率只有4.6%，是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但美国的名义GDP增长率达到6.1%，反而超过了我国。
2024年上半年，中国GDP名义增长4.1%，比美国的5.6%低了1.7个百分点。GDP为8.69万亿美元，仅为美国的61.6%。已比巅峰期2021年的79.9%，下滑了18.3个百分点。
为什么我们的经济趋势与货币政策的目标背道而驰？
重要的因素是，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为消费驱动型，货币和财政政策紧盯消费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为投资驱动型，货币和财政政策紧盯供给端。
围绕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构建的收入分配制度便有了巨大的差异。美国的国民收入强调向家庭倾斜，控制政府的投资与消费支出，确保家庭部门的购买能力能够引领、推动供给。
而我们一直以不养懒人的非人性理念，拒绝直接向家庭部门分配更多的收入，而是通过公共财政获得更多的收入，以产业和出口补贴的形式，扩大产能，增加供给，推动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
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在GDP中的占比一直只有42%左右，远低于60%左右的全球平均水平，其中美国为80%以上，印度为75左右%，欧盟为70%左右。
实际上，如果将收入更多地分配给家庭部门，转型到消费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消费与供给两头都在市场，能够通过市场达到自然的平衡。但如果坚持压抑家庭收入，依靠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供给一头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消费一头处于市场中，互相之间语言不通，信号阻隔，非常容易导致供给与需求的失衡，从而造成了增长仍然依赖于投资和出口，家庭消费受到结构性抑制的麻烦局面。
二是债务大山。杠杆率过高抑制了财政支出、企业投资和家庭消费。
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为什么央行持续两年多不断降低利率、鼓励企业和家庭贷款投资、贷款消费，但今年来企业和家庭部门反而在减少新增贷款，主动修复资产负债表？因为我们各部门的债务杠杆太高了，失去了继续增长的空间。特别危险的是，在经济增长从中速转入低速之后，由于资产价格面临下行风险，企业和家庭部门即使停止继续增加债务杠杆，也会存在两大风险：
一是以抵押贷款为主要结构的债务总量中，由于资产价格下行，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家庭将面临抵押物不足，银行要求增加抵押物的风险。
二是当经济增长与存量贷款的平均利率差不断缩小甚至出现逆差时，企业和家庭便会面临被动的债务收入率增加和偿债率缩小的风险。
三是极高的杠杆率和债务负担，吸走了太多的企业利润和家庭收入，进一步压抑了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
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IIF公布的2024年一季度全球宏观经济杠杆率数据，我们的债务水平不仅纵向自我对比，增长太快，横向对比，也在全球遥遥领先。
2002年，我们不含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为123.1%，2024年一季度，已经增加到309.8%，杠杆率22年增加了186.7个百分点，平均每个季度增加2.1个百分点。实际上从去年开始，我们的现价GDP增长率已经低于存量贷款的平均利率，处于极大的债务风险区间。
我们都知道，经济的增长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债务的扩张双重驱动，三十多年来，其实债务在我们经济增长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在我们来到债务风险区间后，这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仅能依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债务已经无法推动经济增长了。
横向比较，我们的债务杠杆之高和居民债务收入率之高，均无人能敌。
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IIF的数据，2024年一季度，全球包含金融机构的宏观杠杆率为334%，比一年前减少了1.4个百分点。
其中美国为346.8%，同比下降了7.3个百分点。其中家庭部门减少2.8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减少3.5个百分点，金融部门减少5个百分点，公共财政增加4个百分点。
欧元区杠杆率为349.2%，同比下降了7个百分点。其中家庭部门减少2.5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减少4.5个百分点，公共财政减少0.3个百分点，金融部门增加0.3个百分点。
但我国杠杆率高达364.7%，明显高于美国和欧元区。在他们的杠杆率减少时，我们还在继续增加。杠杆率同比增加了12.3个百分点。其中家庭部门增加了1.4个百分点到63.7%，企业部门增加了4.8个百分点到170.6%，公共财政增加了7.1个百分点到85.5%，仅金融部门减少了1个百分点到44.9%。
不管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对比，我们的杠杆率已经到顶，没有增长空间了。
分部门看，我们的家庭部门杠杆率比欧美低5%-10%，但由于我们的GDP中可支配总收入占比，只有欧美的55%-60%左右，换算为衡量债务负担的家庭债务收入比，我们反而比欧美高出40%-45%。
一季度我们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高达170.6%，是发达国家的两倍。当然，这其中有一部分属于隐形地方债务，我国央行有意将其统计在企事业部门之中，从而低估了公共债务，高估了企业债务。
从公共部门杠杆率看，我们一季度为85.5%，即使我们不考虑还有大约50个百分点的地方隐形债务杠杆，与欧盟对比，我们也只有10-30个百分点的可增空间。如果加上，则没有增长空间了。
我们的财政部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在7月底，财政部已禁止地方为没有回报或回报不足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筹集非法或不合规的债务，以遏制所谓的隐性债务。财政部禁止的措施为，敦促地方“遵循审批程序”，“确保资金来源”和“加强预算控制”基础设施项目，以防止债务风险。
财政部还要求，作为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理规则的一部分，地方专项债券融资的基础设施收入必须优先用于偿还债券，不能挪作他用。
这意味着高层正在寻求清理堆积在地方公共财政身上的巨额隐性债务，由于长期的房地产低迷导致土地销售大幅减少，这些债务让地方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根据财政部的数据，今年前七个月财政总收入同比下降了5.3%，其中税收收入下降了 5.4%，基金收入下降了31.4%，非税收入增长了12%。
税收和财政总收入持续7个月下降，缩小了公共部门的偿债能力，放大了公共部门的债务风险，导致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推动能力受到抑制。
三是权力大山。缺失了边界的公共权力扭曲了市场机制，破坏了经济均衡，压抑了企业活力。
公共行政权对市场的干预太多，太重，从资源分配到经济运行，从行业发展到消费引导，行政权已经缺失了应有的边界，在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中，原本应该通过法律对行政权力划下的边界，统统废弃，现在已经完全被颠覆，已经退化为行政权为市场划下了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致的红线。
比如，行政权力越俎代庖，代替市场来分配原本应该通过市场机制分配的生产要素。从资金到资源，从土地到销售市场。
越俎代庖的后果，就是生产要素严重错配，不仅在国有与私营企业中错配，在南方与北方、东方与西部中错配，还在生产与服务行业中错配，投资端与消费端错配。
错配的结果是经济严重失去均衡。国企与民企发展不平衡，东部与西部发展不平衡，供给与需求不平衡。
比如，原本在市场经济中法无禁止即可行的市场创新和市场竞争，在权力失去边界后，异化为法无许可不可为。比如教育部在推出“双减”政策之前，哪条法律不允许教培行业发展了？比如，在城管成立之前或成立之后，哪条法律要求企业招牌必须整齐划一了？比如，在广州允许企业总部大楼在显眼处设置企业名称、LOGO之前，哪条法律不允许企业在自己拥有或租赁的大楼在显眼处设置企业名称、LOGO了？
为什么经典的经济学都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无禁止即可为？
因为市场的创意是无限的，企业的经营与创新也是无限的。有限的行政人员和行政人员有限的智商与有限的创造力，只能对少数已经被实践证明不可为的行为通过立法予以禁止。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行政机构又如何能够确保自己对市场无所不在的干扰，都能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呢？事实已经证明，这几年行业政策反复、行政部门的指导朝三暮四，已经让企业无所适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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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三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