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常常想，没有邓公，没有他的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具体起来很难说，但有一点很清楚，在那座渭北小县城里，我一定属于那种自己不走出来，别人绝对找不到的人。
有一份微薄的工资，嫁一个平凡的人，年复年、日复日地熬着，从少年、青年再到老年，悄无声息。
那是一个家徒四壁的穷孩子能够得到的、最合理的命运安排。
我小时候被送给别人，过了两年别人不要又送了回来。
世界那么大，偏偏我多余。
我因此而自卑、敏感、又无比倔强，喜欢看书写日记。把心里话写给自己，不说给别人。
偶尔的突发奇想，把自己看到的一件小事情用华丽的辞藻编成一个小故事，悄悄寄给县文化馆，竟然在他们的油印小刊物上刊登出来了，还得到几毛钱的稿费。
一扇大门给我打开。我自此知道文字可以变成钱，还可以成为一种生活。
有一天，知青大院来了一位记者，穿着时髦挺括的涤卡中山装，脖子上挂着一架照相机，气宇轩昂。
明明就站在人家身边，感觉却是遥遥相望。记者指挥着我拿着一张报纸坐下，再让几个同学围在我身边做认真学习状。“咔嚓、咔嚓”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
我们的照片被刊登在《陕西日报》上。标题叫做：“反击右倾翻案风——知青地头批判邓小平。”我手里拿的报纸上全是批判邓小平的文章。说他刮起了右倾翻案风。他，又一次被打倒了。
1972年，邓公第二次复出以后，提出了考大学的想法。我们开始发疯一样地学习。初三和高一，都是在各种各样的补习和考试中度过的。
期间，我参加了一次渭南地区的小口径射击比赛，拿下了女子单打冠军，并且被选进省射击队参加集训。
班主任却把我叫进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说：“打一辈子枪有什么出息？好好读书，考上一个好大学，才是人生大事。”
我喜欢大学。愿意为它努力奋斗，也愿意为它牺牲让步。我毅然放弃了省射击队，埋头书本。考上了是我的幸，没考上是我的命。
谁料世事变化就像小孩翻脸，邓公很快又被反击下去了。我的大学梦直接从校园坠落到广阔天地里。
我狠狠地后悔着，为什么不去省射击队？
偶尔拿出来那张珍藏的报纸，心里五味杂陈：“这算是报应吗？我批判过您，但那不是真心。我的真心是上大学。这一辈子还有机会吗？”
回答我的，是田间地头刮过的风。
后来，四人帮打倒了。
我如愿以偿，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成为一名幸运的77级大学生。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陕西日报》社，成为一名记者。
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全身心的投入进去，就像一滴水终于找到了河流大海，风里来雨里去，都是一种滋润和成长。
我的一切，都是邓公给的。在我的心里，他就是一尊神。他以一己之力，扭转时代巨轮方向，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也赋予了很多人不一样的人生。
想过报答他。但是，巍巍高山，如何看见沙滩上的一颗沙砾？那就在这满地沙砾中心怀悲悯，用生命的所有热量奔跑，为苍生说人话，为社会坚守公道吧。
我很幸运。那个时代，愿意给卑微者一个可能、并且承认一个卑微者的努力。
【2】
时间来到1997年2月19日，一个平常的晚上，我值夜班。
夜班是一家报社的最后一道门。读者第二天看到的新闻，就是编辑们当天夜里辛勤劳动的结果。
作为一名值班领导，我要签发第二天报纸刊登的稿件，确定头版头条、二版头条等，关键是要对这些稿件负一切责任。
电脑当时是奢侈的，只普及到文字录入和拼版，其他的都靠手工操作。传呼机倒是从最早的数字显示到了汉显。每一个采编人员都配备一个。领导配发一个比手掌还要粗大厚实的翻盖手机。
报纸的内容，以本报记者在一线采写回来的稿件为主，国内外的大事，则是以新华社的传真稿件为主。
一切按部就班，顺利推进。
但是十一点左右，夜班蔡百鸣主任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我：“新华社通知不让关机，说有重大消息。”
这种事以前偶有发生，但大概内容我们都能猜得八九不离十，会提前预留版面。
但这一次，不好猜。
在等大样的时间，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会是怎么重要的新闻、来自哪条战线？
虽然社会上一直悄然流传着邓公身体欠安，甚至还有几家境外媒体发布过邓公“病危、逝世”的假消息。
但是公开的消息里，总是显示他在北京的一座四合院中，打打桥牌、看看文件、含饴弄孙，一幅颐养天年的安逸。
最重要的是，香港就要回归了。
他是被邓公“一国两制”的创举召唤回来的，邓公应该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一个人只要心怀期盼，不管身体怎样都能撑住。我们有这个信心，邓公应该也有。
面对新华社的要求，我们慎重地选择了一个很符合政治正确的方案：在一版安排一个说重要、又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的会议消息，再配上几张大照片，万一换稿，不会太措手不及，或者出现大的闪失。
但是，一校二校三校都已经完成，最后样子也送上来了，新华社还是显示：“有重大消息，不要关机”。什么消息？只字不提。
蔡主任说：“怎么办？凌晨一点是个极限。再不付印，明天的报刊亭零售和邮政车，都要赶不上了。”
等新华社的传真和报纸付印，同样的让人顾虑重重、焦灼不安。一旦失误，不仅自己要承担全部责任，还会连累夜班的很多同事。轻则写检讨，重则……不知道。
但是继续等已经不可能了。我们紧急商量了一个方案：报纸正常开印，编采下班，但是所有人不得关闭传呼机和手机，随时待命。
蔡主任亲自守着传真机，一直等到新华社说关机。
我在最后的样子上签了“付印”两字，下班回家。时值农历正月十三，年味犹存，再有两天月亮就圆了。自己的影子短短的，脚步声单调而清脆。又想起了新华社地要求，心里说：愿人间一切圆满吧。
【3】
回到家，洗漱完毕，吃了两粒安眠药上床睡觉。多年的黑白颠倒和加班熬夜，让我的睡眠变得很不好，不吃安眠药就无法进入睡眠状态。
刚刚迷迷糊糊入睡，电话铃声大作。我翻身坐起抓起电话。
蔡主任急切地说：“新华社消息来了，邓小平逝世”。
瞬间眩晕。
我急忙告诉蔡主任：“快去通知印厂停机。再通知所有人员返回办公室。”
蔡主任说：“报纸已经印刷了两万多份了”。
“但那是邓小平。报头是红色的。我们都不要命了吗？”
“知道了。”蔡主任狂奔向印厂，我则急急忙忙往办公室跑。
我知道，这是我们这张年轻都市报面临的一场硬仗，既要赶速度，还要保质量。
月亮已经西斜。我想走得快一点，但是安眠药正在生效，脚下像踩了棉花似的，总是软绵绵的不给劲。
办公室里，大部分同志已经严阵以待了。
拿过新华社的电讯稿，上边赫然写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因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悲从中来。但是要克制、隐忍不发。因为此刻要做的是全力以赴、心无旁骛。
我们将大家召集在一起，做了一个简短的战前动员：“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要聚精会神，坚守自己的岗位，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前四个版稿件和娱乐版稿件全部撤掉，换成新华社的电文。其他版面更换报头颜色、重新做标题。要严肃凝重，不能欢脱更不能娱乐。时间紧、任务重。要做到所有的版面滴水不漏，万无一失，我们能拼的就是对于小平同志的感谢和怀念，对于新闻的忠诚和敬畏。行动吧！”
【4】
夜班灯火辉煌，人头攒动。只听见一片急促的呼吸和来来往往的脚步声，偶尔会有人抬头问一个字或者词，马上又低头于稿件和版面。
为了安全稳妥，绝对不出问题，我们几乎是将新华社的全文平移到自己的版面上。
蔡主任亲自坐镇，校对头版头条。
其实，当时稍微往深处想一想，再把新华社的动态报道和周边的新闻线索穿起来，是可以发现异常或者猜测个大概的。
但扪心自问，不是我们粗心大意，而是所有人都在心底里抗拒着一件事情的发生。不愿意多想，更不愿意往深处追究。
香港回归，这是国家民族的大事情，他的设计师怎么能看不到呢？
大家都忙碌起来，我坐在办公室安静了一会，安眠药的劲更上头了，而且越来越猛，头晕眼花浑身无力，只想躺下睡觉。
急忙冲了一杯咖啡，一口气喝完，来回的晃晃、走走，觉得还是不够劲，又泡了一杯浓浓的茶。
旁边坐的编辑说：“这么浓啊，这么狠啊？”
我平时到了下午，就不敢喝茶了，害怕睡不着。但是现在，我必须让自己尽快的精神起来、兴奋起来，进入最佳的工作状态。
在我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轰响：“感恩他就象他那样做人，十年饮冰热血难凉。而此时此刻此地，就是保证报纸不出现丝毫的差池：一个字、一个词、一个名字，乃至于一个标点符号！”
【5】
凌晨三点左右，大样一个接一个送上来。换报头、排版、做标题、校对，速度快到了惊人。
可爱可敬的同志们，都在倾尽自己的所能一起创造着奇迹。
黑色的报头凝重肃穆，下边的头版头条：“邓小平同志逝世”七个大字，比报头还要大。
那是一座座山啊！
我们正在见证历史，不忍面对，也得面对。我知道，我们将永远失去一些珍贵的东西。
我拿起笔，做了一下深呼吸，庄严虔敬地签上“付印”两个字，瞬间泪流满面。
一个晚上签了两次“付印”。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唯一的一次。是送行、是记忆，更是永远的感恩和致敬。
不管是伟人还是老百姓，都会有誉有毁，最终尘归尘，土归土。可是邓公在我的心里永远顶天立地。
为了人民能吃饱穿暖，他几次三番被打倒在地，站起来还是勇往直前。
他说他是人民的儿子！
为人子者无所畏惧，虽千万人吾往亦。
1984年的国庆游行，北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四个字，写尽了一个伟人的平凡，也写尽了人民对于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的感激。
他在一个政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喊出“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包产到户……”每一个字都如春雷滚滚，甘霖阵阵，改变着积贫积弱的国家的命运。
在他的带领下，备受折磨的东方古国，终于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睁眼看见了世界。
邓公的遗言是：“不搞遗体告别，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
他把自己做了最干净彻底的处理。
可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他是一座镶嵌在江河大地上的丰碑！
作者简介
袁秋乡 高级记者 散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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