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远矣，空留余音|纪念哈里·狄金森教授系列之三：狄金森教授著作选读——激进主义再发动

哈里·狄金森

Harry T. Dickinson

英国爱丁堡大学荣休教授哈里•狄金森（Harry T. Dickinson）是蜚声国际的知名史家。他担任一系列重要的学术和社会职务，曾担任爱丁堡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研究生委员会主席，英国高等教育学会成员；两次担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主席；2002-2005年担任英国历史学会主席，是《牛津国家人物传记词典》副主编，《历史》杂志编辑，英国教学质量评估委员会、资格与课程委员会、大学研究评估委员会、历史标杆管理小组、马歇尔援助纪念委员会等机构的资深顾问，档案和公共记录的大法官顾问委员会成员，艺术和人文研究委员会历史研究组主席等。他的学术研究享有杰出的国际声誉，在18世纪英国政治史的研究上有深厚的造诣，其代表作有：《沃尔波尔与辉格党的优势》(Walpole and the Whig Supremacy, London, 1973) ，《财产与自由》 (Liberty and Prope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London and New York, 1979)，《漫画与宪政, 1760-1832》 (Caricatures and the Constitution, 1760-1832, Cambridge, 1986) 等。 

2024年1月24日，狄金森教授病逝于英国爱丁堡，享年85岁。

闻此消息，寰球同侪为之叹惋。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天健文史社拟推出狄金森教授与中国青年学子的两次互动，以及一篇其的研究论文，聊表悼念之情。

本文选自狄金森教授的专著《英国激进主义和大革命》第四章，本书主要关注近年来史家在这一领域一些争论激烈的问题，譬如：1790年代的激进团体与早期改革者有多大不同？为何“反动势力”会成功，政府的镇压在这种“成功”中起了多大作用？“革命运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存在？1800年代早期复兴的激进主义究竟有何种特征？对当今学人颇有启发。

第四章 激进主义再发动

18世纪90年代初，激进运动以引人瞩目的方式在英国日益壮大，但很快就遭受了巨大的压力，先是增长受到抑制，继而活动的开展也被严重压制。政府的镇压和一波保守主义浪潮， 再加上由于与革命法国进行的长期而又艰苦的战争唤起的爱国情操，合力抑制了激进社团的快速增长。好战的激进分子被迫转入地下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但是政府特务打入了许多革命团体里面，这使得他们那些最为危险的密谋被揭穿而无法实现。那些革命活动从来没有详细的实施方案，没有一个相互协调的革命策略，也没有广大支持者，或曾在爱尔兰之外的地方真正发动过。在议会外的群众激进运动的崩溃，恰逢辉格党党内改革力量衰减分裂之时。1797年辉格党动议进行温和议会改革，却只获得了极少数人的支持，该党就此失去了对这项事业的兴趣。

至少有十年时间，政治改革没有再次成为严肃的议会辩论议题，也不再是受到广泛大众支持的事业，但是公众渴望更大自由的愿景，作为一个讨论的话题，却从未全然消失。许多城市如伦敦、诺维奇、利兹和纽卡斯尔，都还有小的改革者团体继续开展活动。1802年，因改革者的保驾护航，H.库姆( H. C. Combe )、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和弗朗西斯·博迪托爵士( Sir Francis Burdett )分别赢得了伦敦、诺维奇和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的选举，只不过由于反对者上书请愿，博迪托爵士最终并没有得到该席位而已。改革事业逐渐成为一个公众讨论的话题，出现在报纸、各种宣传小册子和辩论协会中。克里斯托弗·怀威尔、约翰·卡特赖特和约翰·霍恩·图克这些资深改革者们不但重回战场，还获得了弗朗西斯·博迪托( Francis Burdett )、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和亨利·亨特(Henry Hunt)这一拨颇具才干的新人的支持.1807年博迪托爵士在国内最大的选区威斯敏斯特当选议员，表明了激进主义力量在大城市里日益壮大.待到1810年5月,115名议员支持托马斯·布兰德(Thomas Brand )的稳健议会改革提案，证明自由大业再一次成为政治领域的鲜活议题。尽管上述事实乃是激进主义复兴的重要标志，但它们同样也证明，自18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改革事业已是何等衰败，而改革者未来想要收复在这些年里丢掉的所有失地,又是何等困难。很显然，有一些利于激进主义复兴的条件，但同样也存在一些严重障碍，阻碍它阔步向前。面对这些机遇和障碍，激进主义必须调整它的意识形态，重新定位其政治宣传方向，并重建其组织（Spence）。

阻碍与机遇

曾经联手摧毁了18世纪90年代激进运动成果的各种保守力量，到19世纪初对改革或许已不再那么仇恨和恐惧了，但他们已更加深信不疑：激进的变革就是灾难的前奏。1799年和1801年议会秘密委员会调查英国革命阴谋的报告并没有引发恐慌，相反坚定了政府粉碎任何政治不满迹象的冷酷决心1803--1805年英法战争期间,严重的法国入侵威胁并没有导致对少数残存革命分子发动一场如猎巫一般可怕的政治迫害，但此种威胁确也激起了一股抵抗入侵的强烈决心，并同时迸发出维护现有秩序的爱国主义浪潮。当然，激进分子依旧要面对镇压、恐吓和污蔑等，但他们真正失去的是意识形态的根据，并且双方都逐渐意识到这一政治辩论中的巨变。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思想论争从对未来进步的辩论转变成了一场对于当前灾难的争论。法国大革命后，发生在欧洲的如潮水一般的系列革命事件摧毁了激进主义者的乐观希望，也强化了保守主义者的悲观预言。

激进派相信，宣扬自由、平等和博爱将预示着理性与正义时代的到来，只有在那样的时代里才有和平与繁荣。而保守主义者则预言，革命性的改变势必将摧毁旧政权的稳定和秩序，从而导致社会的无序状态，届时，没有一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能够得到保障。爱德蒙·柏克曾经预言，法国大革命将导致军事独裁，它将在激进变革给人民带来的彻底混乱中强行制造出某种秩序。从恐怖的无政府状态，经由督政府的腐败，再到拿破仑的军事独裁，法国发生的事件一一证实了此一惊人预言。詹姆斯·麦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这些人在早期还是法国革命的同情者，后来也逐渐认识到法国并没有推进自由事业，而是从一种形式的暴政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暴政。法国已经不再是欧洲人民希望的灯塔，而成为毫无节制的侵略者，意图一个接一个的毁灭其他国家的独立和公民自由。拿破仑征服了荷兰、瑞士、德国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西班牙，这向英国人民证明，他的目标不是把自由传播到国外，而是将法国的势力扩大至整个欧洲。更令人担忧的是，拿破仑准备入侵英国让“她”臣服于他的意志，当这看来已不可能时，就希望通过削弱英国的经济，使她再也不能挑战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这些危险动摇了英国内部的激进主义诉求，并极大地激起了英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感。时人心中，法国大革命和社会混乱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拿破仑这个名字与专制和军事侵略同义。因此，激进改革将带来和平与繁荣这一观点越来越难以为人接受，也很难再主张说，英国政府是反动派，正在向一个仅只希望改革其国内政治制度的邻国发动一场侵略性的、不必要的战争。英国此时已淹没在保守主义的政治宣传里，大部分的宣传目标都针对社会下层，但这些文献都不再专注于挑战自然权利理论的智识基础，或者试图反驳激进主义所声称的法国是自由之友这一观点，因为保守主义在这一场观念宣传之战中已经获得了胜利。保守派转而说服英国民众相信法国军事胜利的必然结果就是导致整个英国被掠夺一空而荒芜一片。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以及一切他们所珍视的东西，整个英国必须团结起来，投入与外国暴君的斗争中(Klingsberg and Hustredt ,1944)。

以上局势及氛围不但有利于保守派，而且耗时费财的战争在遏制拿破仑野心的同时，也给那些希望在国内进行温和政治改革的人们创造了机遇和有利条件。这场战争对大部分人民来说，都是一付沉重而苦涩的负担，令人充满强烈的厌憎之感。政府为极大地增加财政收入，提出各种各样新的估定税(assessed taxes)、遗产税，也创造出令人厌憎的所得税。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政府每年征收高达六千万英镑的战时税，但即使是这样，也只占战争消耗的58%左右。为了填补每年的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筹集巨额贷款，大量增加国家债务。190--1815年，英国的国家年度支出总额增长了五倍；国债则从1793年的2亿３千８百万英镑上升到了1816年的９亿零２百万英镑；而战争的总成本已达到了惊人的15亿英镑之多。如此巨额的资产征敛与财政支出，需要大力重组财政部和专业化的财政人员，需要任命更多的收税员与税务稽查员，还需要极大地扩充军备与海军造船厂。陆军和海军急剧扩张，成千上万的人充当志愿军和民兵，这些力量加起来，使得英国需要担负大约785000人的兵力。政府比以往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为这些军事力量提供食物、武器、制服、船只、马匹、装备以及其他各种补给。所有这一切的后果就是行政机构极大地增加了它们在国家财政、商业和制造业等各项事务中的人手、 权力以及影响（Harvey，1978 ，pp. 334-337; Emsley，1979b，pp.106-109）。战争的负担引起民众的广泛不满，人们公开批评高额的税率、食物的短缺、因持续军事冲突而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以及在1807--1808年之后变得愈发严峻的贸易混乱。战争造成的所有这些直接后果都加诸中等阶级和社会底层中那些富有生产能力的人民身上，使得他们苦难深重。与此同时，战时调动国家资源的需要，也使得行政机关规模膨胀，权力增大，养肥了少数发战争财的奸商。人们把战时税收和战争借贷视为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原因，同时也是对政治自由的严重威胁。这场战争的财政需求为大多数人口带来了日益沉重的税务负担，但通过使用和支出这笔巨额资金，金融家、政府承包商、政府官员和军队官员却把自己的腰包塞得鼓鼓囊囊。这种“战时体制”（wares-tablishment）是与统治寡头的特权紧密相关的，它在国内创造了一个利益集团，其势力之巨，无论是议会还是政府，无论是它们的构成还是它们的决策，概莫能出其外。统治寡头和战时体制以中等阶级和低层民众为代价形成了一个“邪恶联盟”（an unholy alliance），它赞成扩张政府权力，为此不惜牺牲议会的独立性和臣民的自由。

人们一向从理想主义的立场上反对这场战争，因为它损耗巨大，野蛮残酷，摧毁一切。对很多自由主义者和非国教徒来说，这场战争是对理性、正义与基督教信条的冒犯。从更加务实的角度看，战争负担逐年加重，也使得人们难以容忍。自由派观点越来越担心战时体制的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政府权力的不断扩张。与此同时，制造业从业者对于他们的经济活动受到政治层面的破坏，感到十分厌恶，但政府却对他们的心声不理不睬。结果就是导致自由主张和经济利益结成同盟寻求和平之道。他们建立了“和平之友”（Friend of Peace）组织，尽管它从来都不是个正式的组织机构，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确定的成员，但它仍然精心组织了一场院外运动（extra-parliamentary movement），以引导公众认识到战争所付出的经济和政治代价。最为激烈的反战抗议来自中部和北部的制造产业地区，它们由一些杰出的制造商协同合作，精心策划。其中很多人都是非国教徒，并以其自由观念广为人知，包括利物浦的威廉·罗斯科（William Roscoe）、 波特里斯（Potteries） 的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谢菲尔德的埃比尼泽·罗兹（Ebenezer Rhodes）、莱斯特的约翰·考特曼（John Coltman）和德比的威廉·斯特拉特（William Strutt）。他们的观点在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地方报纸上，比如《利兹信使报》（Leeds Mercury）、《谢菲尔德信息报》和《莱斯特纪事报》（Leicester Chronicle），被广泛宣传。1807--1808年，由于枢密院威胁要阻止所有中立国与法国的贸易活动从而限制英国的贸易出口，引发了一场巨大的请愿抗议活动。这些中立国是老客户，常购买或运载英国货品。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领导了南兰开夏郡的请愿，随后西约克郡许多大型城镇也加入其中。无数份请愿书， 超过150000个签名，被送达议会。这场请愿运动并没有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制定。但是，1812年，正在经济危机和卢德骚乱达于巅峰之际，另一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再次爆发。这一次抗议活动从南兰开夏郡和西约克郡开始，席卷整个中部地区，由亨利· 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居中协调。他列举事实炮轰政府，其盟友们则在地方出版物上大做宣传。至少有5000人出席了谢菲尔德的抗议集会，而伯明翰集会参加者更多。大约５ 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1812年６月23日，政府决定撤销枢密院令，这对这场由国内最重要的制造业地区组织的了不起的合作运动不啻为一褒奖（Cookson，1982）。

反战抗议并不限于这类院外运动，更不只是集中在对英法战争所导致的经济代价的批评上。在议会内外也有相当多的批评声音，指责政府在处理战争事务的不力及它的部分代理人的腐败。军事灾难和政治丑闻更是突出了政府的无能，也成为批评者集中表达其挫折感和愤怒的标靶。这些事件也使得议会内外的反对者们不但将责任推到个别的大臣身上，而且也将其归咎于整个政治体制。公众对军事失利以及政府腐败的关注无疑大大助长了议会改革的要求。

举例来看。1808年８月，英军在葡萄牙与法国签订了一份《辛特拉协定》（the Convention of Cintra），允许战败的法国军队带着他们所有的物资和装备撤回法国。消息传来，引起公众广泛而又极大的愤慨。各界人士曾对此役寄予厚望，现在则都惊骇于这一背叛行为，公共媒体充斥着对协定的批评之词。全国各地到处都在举行抗议集会，政府开始失去公信力。一年后，瓦尔特伦远征（the Walcheren expedition）的失败甚至引起了更大的公众愤怒，政府不得不面对一个极为刁难的调查委员会的质询。政府内阁试图减少公众对这次调查的关注，因而将记者们挡在了下议院的长廊外，这真可算是一桩考虑不周的行为。当伦敦通讯社的前领导人约翰·盖尔· 琼斯提议，要在伦敦的一个辩论团体讨论此事时，政府以侵害议员特权的名义将其逮捕下狱。弗朗西斯·博迪托爵士在下议院对琼斯被捕入狱提出抗议，并将他的观点发表在威廉·科贝特主编的《政治纪事报》（Political Register）上。博迪托爵士这些行动同样被斥责为对议员特权的侵犯，下议院在1810年４月６日这天投票表决将博迪托移送至伦敦塔关押。在投票表决之后的三天里，博迪托拒绝被捕，他的反抗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大批民众聚集到博迪托住所附近，还爆发了严重的骚乱事件，其中至少有两人在与军队的冲突中死亡。博迪托被监禁后，公众的政治热潮也并没有退去。伦敦城里的墙上到处都是用粉笔写的标语口号，如“ 永远的博迪托”， “不要国王”（No King） 和 “改革议会，做自己的主人”。类似的标语还出现在伯明翰、纽卡斯尔、卡莱尔（Carlisle）、埃克塞特（Exeter）和坎特伯雷。一封从曼彻斯特寄来的致博迪托的信件有17940个签名。伦敦市议会也向议会请愿主张议会改革，这是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头一回。诺丁汉、雷丁（Reading）、考文垂（Coventry）、坎特伯雷、赫尔、罗切斯特（Rochester）、贝里克（Berwick）、武切斯特（Worcester）和伯克郡（Berkshire）等地也组织了类似的请愿活动。以约翰· 威尔克斯一样的方式，博迪托也成为自由的殉道者，家喻户晓，而民众对议会改革议题的热情，虽然只是暂时性的，但也已瞬间爆棚。（Harvey，1978，pp. 214-215,268-270; Dinwiddy，1980，pp.20-22）。

无论在议会内外，人们越来越确信，政府对位高权重者的腐败视而不见，这也刺激了对议会加以改革的吁请。对政府庇护权和金融腐败的敌意早就四处散播，根深蒂固，而1805和1809年分别爆出的梅尔维尔丑闻（the Melville scandal）与约克公爵情妇事件，更使公众义愤填膺。1805年，一份关于海军行政管理部门的报道曝光了海军出纳人员挪用公款的证据，而时任海军财政主管梅尔维尔子爵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Viscount Mrlville）并未阻止此项挪用。虽然并没有直接参与此事，子爵还是受到下议院责难，并被迫辞职。但是这并不能平息公众怒火。十多个大郡县和许多大市镇，包括伦敦、威斯敏斯特、南安普敦和考文垂在内，都举行了公共集会。多份请愿书被送达议会， 恳请拯救国家于贪婪、贪污和欺诈之中。在米德塞克斯郡的集会上，约翰·卡特赖特提议进行议会改革，尽管这一提案被劝阻而没有写入集会的决议里，但人们对于他所提议的主题本身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议会对军队总司令、约克公爵卖官一案的调查，进一步推动了改革热情的高涨。约克公爵的情妇说服这位司令大人把军队委员会的委员席位卖给那些贿赂她的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议会内的一小撮激进分子和他们的院外支持者一起，利用这桩公共丑闻获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本。这回，至少15个郡和不少于56个市镇的中产阶级也参与到公共抗议集会中。从外在形式看，很多地方的这类集会都像是抗议贵族精英的一场骚乱。威廉·科贝特在他的《政治纪事报》上强烈谴责约克公爵，对汉普郡（Hampshire）的高调反体制演说提供了一大助力。在利物浦，人们被敦促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善他们遭遇的不公。1809年５月１日，1200人出席了在伦敦“皇冠与铁锚”酒馆（Crown and Anchor tavern）举行的一场晚餐会，而他们代表了大约27个选区。出席者中包括了约翰·卡特赖特，弗朗西斯·普雷斯（Francis Place）和罗伯特·威瑟姆（Robert Waitham）。他们聆听了弗朗西斯·博迪托有关议会改革问题的慷慨陈词（Harvey，1978，pp. 155-160,233-247）。显然，当人民足够觉醒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表达对贵族精英的极大愤恨之情。可惜的是，激进分子们从来没能找到一个足够重大的议题，以有效地聚焦公众的关注力，直到议会改革成为一个无可抵挡的要求。这一类偶尔出现的丑闻只能产生短期效应，但它们确也表明中产阶级对政治精英已逐渐不再抱有幻想。

意识形态与政治宣传

19世纪初期再次兴起的改革运动在思想观念上更为温和，其宣传对象虽并不完全是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却是其首要的目标人群。当然，政府的镇压和对激进理念的敌意仍然使得继续公开讨论自然权利理论十分困难，但看起来，当时公众也的确对如此极端的理论并没有多大兴趣。即使是在改革者中，现在对曾在18世纪90年代引起广泛关注的潘恩、葛德文和斯彭斯这类作家的政治理念的兴趣也不大。虽然潘恩的影响在1815年后又重新恢复，但此时基本可说是土崩瓦解。葛德文的影响更是昙花一现，以至于雪莱（Shelley）发现他在1812年居然还活着时，备感惊讶。斯彭斯依然在兜售他的土地计划，但是其著作的发行量极小，此时他能影响的唯有一小拨和他在一家伦敦酒馆里相聚的追随者了。

令人惊讶的是，在这回重新兴起的关于议会改革的辩论中，很多领袖人物都是富有经验的资深改革者，他们的职业革命家身份可以追溯到威尔克斯时代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约翰·卡特赖特、克里斯托弗· 怀威尔、卡佩尔· 洛夫特（Capel Lofft）、约翰·霍恩·图克与其他老活动家一起又重回战斗前线。而且，这些改革家往往会重启激进运动的早期理念，他们相信这些理念在现今局势下已经产生了新的意义。约翰·卡特赖特和约翰·霍恩·图克两人都诉诸于英格兰古代宪法概念，声称激进改革能够使选举体制恢复其早期的纯洁，导向人民传统权利的复兴。他们再次向历史上的英国人权利寻求依据，而不是诉诸所有人类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古代宪法历史悠久，令人敬重，改革者回溯历史的观念对弗朗西斯·博迪托和托马斯·布兰德在内的激进议员们产生了 影响。当他们分别在 1809年、1810年和1812年提出议会改革动议时， 他们坚持说自己从未想要更改或重写宪法，他们只是要移除宪法内不合历史内容的创新举措，恢复古老的选举制度。

比再次呼吁回到古代宪法更为重要的，是复兴传统国家对待暴政加剧和政府庇护权扩张的态度。过去两个世纪各种政治争论中充斥着人们对于加剧的暴政和政府庇护权扩张的忧惧，而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呼吁进行经济改革的根本原因。英法大战的影响导致政府权力再一次受到关注，公众担忧政府能够利用巨大的特权来破坏议会的独立和臣民的自由。对政府阴谋反对自由的恐惧与日俱增。这反过来又重新唤起人们要求经济改革和议会改革这一传统的解决方案。如同过去经常主张的一样，人们再次提出：必须采取措施降低税收和国债，削减民事和军事设施的规模，裁减政府冗员，减少坐在议会里领取养老金的议员人数。只有通过立法方式削减政府的庇护权，进行改革以加大民众对下议院的影响力，才能恢复宪法原有的和谐与平衡。克里斯托弗·怀威尔曾在1799年建立约克郡协会（Yorkshire Association）致力于推进此类政策，现在鉴于对法长期冲突所造成的直接后果的严重性，使他确信他的方案较之以往更需迫切落实。1804年他曾支持博迪托在米德塞克斯的竞选活动1805年12月他又试图让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支持他这一理念，到1806年末，他已经制订出详尽的改革计划。虽然约翰·卡特赖特希望施行的方案比怀威尔的更加激进，但他也同意怀威尔的下列论断：行政腐败和政府庇护权是对自由的重大威胁。1809年，他将自己的这种担忧倾泄在《改革的理由》（Reason for Reformation） 一书中。

然而，主张削减政府庇护权和减少腐败的最积极宣传家，却并非一个资深改革者，而是一个此前支持政府管理及其保守政策的人。此人即是威廉·科贝特。他后来成为19世纪早期最多产、最有影响力的激进主义宣传员。科贝特过去写了许多小册子来为政府政策辩护，自1802年以来，他还在其主编的周报《政治纪事报》上礼赞现行宪法，证明对法开战的必要性。不过，在1804年，  他却被判以诽谤罪，原因是批评政府在爱尔兰的政策，还说政府面对法国的入侵缺乏充分准备。此番入狱令他亲自品尝到政府迫害的滋味，遂转变为一个激进主义者。到1806年他已经成为一名令人信服的反对政治腐败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纪事报》开启了一场尖锐而持久的控诉，对象是庞大的庇护赞助系统，及其广泛而不断增长的对岗位、荣誉、合约、晋升、养老金和酬金进行分配的权力。他以每周致读者一信的方式，发表了大量文章，谴责政府大臣们把持着一个由政客、金融家、承包商、公务员、现役军官甚至牧师组成的腐败系统。税收负担之沉重和国债额度之巨大，使得科贝特深感震惊，他坚持认为现有的金融系统使得一小部分握有权力的人得以中饱私囊，与此同时，却使国家陷入贫困。他谴责证券商、掮客、承包商、银行家和所有那些通过与政府签订经济协议而获取私利的人。在科贝特看来，这些寒贱出身的暴发户能在权力系统中攀爬到高位，并非因为他们的个人品德如何高尚，而是因为他们从战争中获利发财。正是这些人的私利之需，才导致了税率提升、政府挥霍、票据信用崩溃、金融投机，以及臃肿的官僚机关和广泛的政治腐败。若不对此加以限制，他们必将毁坏宪法，腐蚀这个国家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基础（Spater，1982，chapter9，11-15）。

用生动而富有戏剧性的语言解释腐败的危险， 正是科贝特之所长，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对《政治纪事报》 的那些读者们——农民、小店主和商人——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原因。不过，《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这份主要面向议会内的自由分子和英国中产阶级中更为理智之人的杂志，斥责科贝特语言粗鄙，也拒绝接受他的政治极端主义，不过他们与科贝特共同警告，行政力量和政府赞助权的膨胀极其危险。1809年7月，弗朗西斯·杰弗里（Francis Jeffery）在《爱丁堡评论》上撰文抨击税收负担，表达了对政府特许权扩大的担忧，还攻击了一小撮人垄断国家权力的现象。在此后的几期中，《爱丁堡评论》发起了对经济改革的讨论，以之削弱政府对议会的影响力，支持适当扩大选举权，和对议会席位加以适度的重新分配。从1808年1月起，利·亨特（Leigh  Hunt）就在《观察家》（The Examiner）杂志上发表了类似的观点， 到1812年，该杂志的发行量已上升到大约12000份。亨特礼赞英国宪法原则， 反对激进的议会改革，但他同样赞同科贝特关于政府腐败的警示。《观察家》大加指责对法战争——这也被亨特视为导致政府扩张规模、资源和开销的主要动因。1809年，它加入到对约克公爵的进攻中，而政府挥霍无度作为政治腐败源头之一，成了被定期批判的议题。利·亨特提倡经济改革，并支持将选举权扩大到纳税家庭的户主中。

19世纪初对改革派发生影响的最主要因素是他们对行政权力扩大和政府腐败的担忧，但已有些迹象表明，一个新的智识因素的影响力开始在激进派圈子中浮现出来。这就是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为议会改革所发展出来的功利主义辩护。他那本极具影响力的《议会改革方案》（Plan of Parliamentary Reform）尽管直到1817年才正式出版，但自从1809年起就一直在私下里流传。边沁的理念在变得家喻户晓之前很长时间就已在他不断扩大的崇拜者圈子中广为人知了。利·亨特、弗朗西斯·普莱斯、约翰·霍恩·图克和弗朗西斯·博迪托都属于这个圈子。到1813年，边沁已经与伦敦激进派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他的理念也开始型塑他们的议会改革理由。边沁完全拒绝接受自然权利学说，但他仍然认为议会改革是防止恶政和保障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最有效手段。他的功利主义哲学使他断言，每一个人都更看重自己的利益多过他人利益，而一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既然每个独立的个体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那么所有个体加在一起一定就是公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了。不幸的是，根据同一个论点，我们也会发现：所有的统治者都更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被统治者的利益。为了防止统治者滥用职权，他们需要被时刻监督，任何策略的运用都要确保它们为被统治者谋福利。要使统治者服务于政府的恰当目的，即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赋予每个人以同等的权利去判断并控制掌权者的行为。只有当议会是由全体人民选举而成，那些代表们才会热衷于促进公益，因为这样做乃是确保自己再次当选的最佳方式。因此，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使他得出结论：代议制民主是最有效的制度，既能够限制统治者自私自利，也能促进最大多数被统治者的切身利益。所以，议会改革可以用实践的、实用的和功利主义的理由来加以证明（Schofield，chapters4，6）。

目标和方法

有许多理由可以去批评19世纪早期的政府，而且对政治腐败危险的担心也在中产阶级中不断增长。尽管如此，有产精英对革命的普遍畏惧和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思想，使他们很难在什么是改革宪法的最佳方式以及如何争取人们对这些举措的支持上达成共识。可以根据改革者的目标将他们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满足于缩减政府特许权，一类想要适当扩大选举权和对议会席位加以有限度的重新分配，还有一些人继续支持全部的激进议会改革六点方案。改革者们还在如何争取公众支持他们观点的问题上产生了更大分歧，部分人只想着把更富裕和受教育程度更高一些的中产阶级网罗进支持者行列，还有一些人则想要寻求取得整个国家民众的支持。

辉格党是议会里的反对派，尽管他们对行政机关的专制和不断增长的政府腐败怨声载道，但他们对议会改革政策的支持却小心翼翼，极为谨慎。他们斥责院外激进派心怀叵测、误入歧途，试图通过激起公众义愤和抗议来威慑立法机关。因为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采取了一种巧妙的“无为”策略，所以在1812年改革诉求被拒之后，辉格党人并未受到冲击。首相斯宾塞·波西瓦尔（Spencer Perceval）在下院被刺身亡，卢德骚乱的暴力干扰以及欧洲大陆上戏剧性的军事发展，都使得议会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政治改革。尽管如此,议会中辉格党人不得不认清现实，假若他们想要确保获取议会的多数席位的话，他们现在所面临的紧要任务就是和激进派或进步派议员们合作。议会中的激进派议员不过只有二十来个人,最杰出的是弗朗西斯·博迪托、托马斯·布兰德、塞缪尔· 怀特布莱德（Samuel Whitbread）、塞缪尔·罗米利（Samuel Romilly）、亨利· 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科克伦勋爵（Lord Cochrane）、托马斯·克里维（Thomas Creevey）、彼得·莫尔（Peter Moore）、威廉·迈德克斯（W. A. Madocks）和Ｇ.Ｌ.沃德尔（G. L. Wardle）等人。这些人支持经济改革和适度的议会改革。1809年，博迪托大力主张进行更频繁的选举、制定同等大小的选区规模，以及将选举权扩大到所有直接向国家、教会纳税或向穷人捐款的男性户主那里。博迪托这项动议被认为太过于激进，只获得了12票的支持。一年后，托马斯· 布兰德拿出了一个更温和的提议。他的方案以相类方式扩大选举权，但仅只要求将一些衰败选区的席位重新分配给一些大的城镇。该议案得到了115位议员的支持，这是自1785年以来以及随后的许多年中所有关于改革的方案中所获得的最高支持。

在议会外，博迪托仍然被视为极端主义者，比如一些出版物像《爱丁堡评论》和利·亨特的《观察家》，以及像克里斯托弗·怀威尔这样的改革者，都持这样的看法；但也有更多的改革者被他说服。弗朗西斯·普雷斯以及很多威斯敏斯特激进分子们都十分赞同博迪托关于扩大中产阶级选举权，尤其是将选举权扩展至小商人、小店主和有独立财产的工匠中的观点。尽管普雷斯曾经是伦敦通讯社的早期成员，但现在他已经不再支持大众民主。不过，约翰·卡特赖特仍在鼓吹成年男性普选权，尽管他为了确保激进运动的团结一致偶尔不得不放弃原则妥协一下。威廉·科贝特和年轻的利·亨特则决定，一心落实一份十分激进的改革计划。这些激进事业最重要的代言人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惟我独尊的人。他们的竞争野心、总是与人冲突的个性，导致他们极难在激进计划上达成一致，或是找到一个将其付诸实践的最佳手段。

院外改革运动严重依赖于少部分激进分子如博迪托、卡特赖特、科贝特和普雷斯等人的能量和宣传。遗憾的是，这些议会改革的发言人没能设计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基础，以募集群众的支持。他们最大的成功在于传播观点方面，主要渠道则是单独的小册子，诸如《政治纪事报》和《政治家》（the Statesman）这样的杂志，以及数量越来越多的同情激进观点的地方报纸，例如《利兹信使报》、《莱斯特纪事报》、《谢菲尔德信息报》、《约克先驱报》（York Herald）、《泰恩信使报》（Tyne Mercury）和《诺丁汉评论》（Nottingham Review）。然而就永久性政治组织来讲，激进派在此一时期的成就不如前些年。一些辩论社团得以重建，也出现了几个短命的政治俱乐部，但是，相较于18世纪90年代的激进社团来讲，只是可怜兮兮的替代品。不过，一些较为完善的组织机构也开始初露端倪。一开始，它们只是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但却也预示了更好的前景。

1807年，包括弗朗西斯·普雷斯、约翰·里克特（John Richter）、保罗·勒麦特（Paul Lemaitre）、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乔治·普拉（George Pullar）和塞缪尔·布鲁克斯（Samuel Brooks）在内的大约二十个激进派活动家组成了威斯敏斯特委员会（Westminster Committee），支持博迪托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选举，以对抗现存的议会党派候选人。博迪托同意参加选举，但条件是他不投入资金，不去做竞选游说，也不参加公开的竞选活动。作为一个家财万贯的显贵，博迪托欲图与出身卑微的店主和商人们保持距离——而他们中有些是之前伦敦通讯社的成员，满希望能去操持他的选举。威斯敏斯特区是国内最大的国会选区，大约有17000名地方纳税人具有投票资格。这个选区太大，以至于无法实施贿选或者给选举施加确定的影响，因此该地区一直存在“独立”候选人的历史。虽然并没有正式的组织，但威斯敏斯特委员会的成员们决意代表有一点家财的小人物向拥有财富、地位和权势的精英阶层发起一场斗争。他们对横亘在威斯敏斯特贵族精英和和商人、店主之间的令人厌恶的社会和经济壁垒十分不满——要知道正是商人、店主的劳动满足了精英所需，委员们因之敦促威斯敏斯特的选民向这些被认为是人上人的精英们展示自己的独立性。尽管博迪托从来都不仅仅是作为商人利益的代表者来参加选举的，但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却想要建议甚至指导他如何做一个国会议员。委员会投入这场选战的资金有限，但他们以巨大的能量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效率游说拉票，争取到更多选民，弥补了资金的不足。借助于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报》，他们得以在整个选区内鼓吹其激进观念。选举的结果成绩非凡：博迪托高居榜首，另一位改革者科克伦勋爵荣获亚军。这是一次重要的突破，也是对未来难得的经验，但其他一些大的城市选区却没有紧随其后，取得类似的成就。而且，博迪托和科克伦勋爵既无精力，也无野心在下议院领导一个活跃的激进群体（Main，1966）。

伦敦的一些激进领袖人物也非常努力地在首都和其他地方建立更多的永久性政治社团。1811年，托马斯·诺斯莫尔（Thomas Northmore）建议成立一个新的政治团体，取名“ 汉普顿俱乐部”（Hampden Club），专门致力于议会改革事业。诺斯莫尔强调社团吸收有产男性加入的重要性，他还建议成员们应该具有与成为议员所要求的同等的财产资格。此举受到博迪托的鼓励，而为其友人约翰·卡特赖特所反对。卡特赖特对俱乐部会员推荐资格的排他性大加批判，   也对持此资格进入俱乐部的会员是否能够真正投身于议会改革而心存疑虑。卡特赖特自己也支持了一个激进的议会改革纲领，并且希望这个改革平台能够稳获大众的普遍支持。1812年春天，他终于加入汉普顿俱乐部，成为其中一员， 可是1812年6月,为了促成一个作为汉普顿俱乐部竞争对手的政治社团，他辞去了在汉普顿俱乐部的职务。直到1813年5月，他才又重返汉普顿俱乐部，这一回为的是联合各种力量，去支持更加有限的议会改革。

在这期间，卡特赖特曾努力建立另一个激进社团。1812年6月，他试图恢复最初由他于1808年创办的“议会改革之友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the Friends of Parliamentary Reform）。现今，它被称为“依宪议会改革联合会”（Union for Parliamentary Reform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或者更简单地称作“联合社”（the Union Society）。这个协会寻求比汉普顿俱乐部更为激进的政治纲领，但它仍然没有致力于推动成年男性普选权，也不追求成为一个群众组织。它的政治诉求是，所有缴纳直接税的男子都有投票权，支持年度议会选举。由于协会每年征收3基尼的会员费，使得所有底层阶级民众都被排除在外。尽管威廉·科贝特、议员乔治·沃德尔和年轻的利·亨特都同意加入，但“联合社”还是由于没能争取到一百个赞助者而衰败下去。正是由于这次失败，再加上他开始产生杰出的激进分子小团体应该联合起来的信念，才促使卡特赖特重新加入汉普顿俱乐部。到1814年，卡特赖特已经赢得汉普顿俱乐部对他更为激进的改革计划的支持，但唯一的代价就是俱乐部成员数量锐减1814年12月，只有三位成员参加了俱乐部的聚餐晚宴；到了1815年3月，俱乐部晚宴上竟只剩下卡特赖特一人形影相吊。

显然，伦敦还没有做好迎接激进社团复兴的准备，但卡特赖特将以他在地方上的成功展示未来发展之路。在首都的失败，使得卡特赖特转向了地方上的劳工大众。与大部分其他激进主义活动家都不同，卡特赖特此时已做好准备去信赖普通民众。他无疑是当时首都的激进分子中唯一一个走向乡村做竞选游说的人。1812年夏天，卡特赖特的首次巡访活动在曼彻斯特地区展开。这次活动尽管获得了几个朋友以及他的秘书托马斯·克利里（Thomas Cleary）的支持， 但主要依靠他自己的资金及努力。他走访了一些工业制造中心，力图找到一些地方领导人，教会他们如何建立政治社团和地区委员会，如何利用媒体进行改革宣传，如何组织工人志愿者团体以赢得大众支持进行议会改革。经过这番努力，1812年10月，哈利法克斯成立了“联合社”的一个分会，之后两个月内，大约17000名当地民众在一份要求议会改革的请愿书上签名。卡特赖特的确鼓励了这一地区的激进活动，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不过是向“早已皈依的对象传教”。这一区域一直就有政治激进主义的传统，曾经盛行过卢德骚乱，   而枢密院令对棉纺工业的毁灭性打击也已经刺激起了复兴议会改革的愿望。1812年5月，一份来自普雷斯顿（Preston）的请愿书抗议政府对公共资金的支出过多；几天之后，曼彻斯特也举行集会，谴责对法战争花费巨大，几乎要毁灭国家，要求彻底进行议会改革。

有了最初的成功后，卡特赖特起草了一份请愿书文本，给那些没有向议会请愿经验的人做模板。他把它印了许多份，带着它们走上了1813年的第二次“传教”之旅，沿途散发。这次旅途花了29天，走了900英里，访问了不下 34个城市居住区，莱斯特、赫德斯菲尔德、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兹、普雷斯顿、博尔顿、利物浦、斯托克波特、纽卡斯尔、伯明翰、格洛斯特（Gloucester）、布里斯托和雷丁等都包括在内。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虽然他没有时间亲自指导真正的请愿组织，但他与很多地方改革者建立了重要联系，还把一批已经印好的请愿书存储在对改革抱有同情的绅士、教士、商人、 职业人士和受人尊重的零售商那里。卡特赖特声称他在1813年的这次行脚中征集了130000个签名，请愿支持要求赋予纳税户主选举权和年度议会选举。三万人在曼彻斯特请愿书以及其他请愿书上签名，这些请愿书来自大部分他曾经到访的地方（Miller，1968 and 1974）。

卡特赖特的努力在1815年后取得了最为丰硕的成果：这个时候，他将汉普顿俱乐部和联合社推广到中部工业地区和英格兰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而且为激进议会改革事业争取到了数量令人惊叹的大众支持者。他早期的宣传游历活动已经证明，公众对未经改革的投票制度及其政治、经济后果的不满日益增长。  卡特赖特的经历有助于表明，严重的经济压力蕴含着可以被转化为巨大政治觉醒的潜力。1815年后，随着战争结束，法国不再对英国构成威胁，激进运动道路上的一个强大障碍物也得以消除。与此同时，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促使公众重新把注意力集中于内部事务，并提出一项课题，将大众的不满聚焦于议会改革的诉求上来。1815年之后，激进主义花繁叶茂，但我们要知道，它是建立在 19世纪初期那些改革先驱们的成就基础上的——在没有那么好的光景里，他们一直坚持改革大业，使其活力永存。

本文原载于哈里·狄金森著《英国激进主义和大革命》，辛旭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责任编辑：叶文浩

审核：辛旭老师 沈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