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煜丨《昆仑之上：汉代升仙信仰的图像考古》后记

文摘 2024-04-07 11:54 四川

后记

趁着国庆假期，将二校样读过一遍，许多回忆、遗憾和感慨涌上心来。于是我想，这篇后记的主题有了：就是将这些回忆、遗憾和感慨认真梳理并记录下来。“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样的记录纵然可以使读者更加了解本书的来龙去脉及笔者目前对之持有的态度，却难免冗长乏味，反而成为累赘。但博士论文既然是人生中一个时代的完结和标志，对自己而言，似乎又是一个必须去做的交代和总结，越详细越有价值，愈往后愈有意义。

一

我自2004年9月进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专业学习，当时的学院老师不多，课程也很少，对于刚经历过两次高考的我，很庆幸真正感受到了大学宽松自由的氛围。大一的时候我阅读最多的是自己一直喜爱的中国古典文学（直到现在我仍然坚持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天份最高），也读过一些中外美术史的书，但课程总是听不进去，想必是没遇到适合的老师。大二时选修《中国哲学史》，讲先秦部分的老师很吸引我，于是阅读了许多中外哲学史的书，写了几篇札记，甚至一度准备学习先秦哲学。同时我对正在学习的夏商周考古也很感兴趣，而且当时比较集中地阅读民国时期一批先生的经典著作，大多也是针对先秦的。那时我想，对先秦哲学、文学和历史的学习在先秦考古中迟早也用得上。就在这样的憧憬中，大三上学期我参加了在重庆酉阳清源遗址的考古实习。乌江之畔，青山之中，景色优美，但极为偏僻，闲暇之时，不爱扎堆的我只能在借来的小学教室那昏暗的灯光下看点闲书。由于发掘对象的缘故，我临行时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一些西南考古的书，一边阅读，一边又对这一方向产生了兴趣。回到学校后，在扩大阅读的基础上写了一点东西，还同天健文史社的朋友们一起做了一些相关的访谈。这个时候写的一些习作后来还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一篇是历史学的（《巴地氏族制在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遗存》，《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一篇是考古学的（《早期乌江通道的确认与开发》，《重庆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与贝蕾女士合作 ），一篇是文学的（《“圣”照耀下的“史”——杜甫几首咏怀古蜀史迹诗读后》，《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3期）。就在我认为将来的方向完全确定了之时，霍巍老师看到了我做的访谈稿，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见见面。

那次见面后，我确定了以后研究生阶段的导师，但在方向问题上，师生并未完全取得一致。霍老师认为历史时期考古能更好地发挥我的优势，然而之前的小小成绩显然给了我很大的惯性。于是各退一步，选择了一个战国秦汉时期西南考古的问题作为我的本科论文（昆明羊甫头滇文化墓地）。文章写得很长，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都分开进行了梳理再来整合。现在看来，作为“本科毕业论文”还是不错的，受到很大的训练，但作为“论文”，并不太成功。

霍老师一向是任由学生自主探索，但会适时给予点拨。上研究生后他让我先读两本书，一本是巫鸿先生的《礼仪中的美术》，一本是李零先生的《入山与出塞》，再加上我当时正在帮他整理《西南考古与中华文明》集子，这三本书可以说给我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也是后来博士论文的萌芽点，这本书的后记真正应该从这里开始。

这三本书的共同点都是主要通过考古所见的所谓美术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去探讨背后的历史文化问题，主要集中在思想、信仰和文化交流方面。巫鸿先生更多结合美术史的视角，从墓葬整体环境、图像结构乃至程序来讨论背后的信仰问题。李零先生更多是在广阔的视野中考察中外文化交流问题，对思想和数术的研究也对我深有影响。霍老师在关注文化交流的同时，着力揭示考古材料背后思想的体系性。在考察汉代天马和摇钱树时就提出存在一个以昆仑、天门、天帝为主要内容的神话系统，这无疑是我后来继续探索和构建的基础。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我还算一个善于学习的学生。在这三本书的基础上继续扩大阅读，读了巫鸿先生的《武梁祠》后，学习这种图像结构的讨论视角，2008年秋天写了《山东长清孝堂山祠堂山墙画像整体考释》一文，是在这个领域的第一篇习作（后来发表于《2012北京大学美术学博士生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读了霍老师和李零先生关于有翼神兽的研究后，觉得除了文化交流的视角外，还要考虑本土文化内涵的方面，也是在08年秋天写了《汉墓“虎食鬼魅”画像试探——兼谈汉代墓前石雕虎形翼兽的起源》一文（发表于《考古》2010年第12期，部分内容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这篇文章的写作使我思考到这些西方文化因素进入汉代墓葬的思想背景，可能就与对西方昆仑、西王母的信仰有关。于是我开始重点关注西王母（相对昆仑，西王母的直接考古材料特别丰富），由于李凇先生已对其图像进行过梳理，于是我发挥了我的一大优势——爬梳文献。带着之前储备的文化交流的视角，其实底子里还有大二时阅读到的顾颉刚先生梳理文献的方法，注意到战国秦汉之间，文献越晚，传闻中的西王母就越往“西移”的现象，于是在09年夏天写了《西王母地域之“西移”及相关问题讨论》（发表于《西域研究》2011年第3期，部分内容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该文的写作更加确定了上述思路，西王母信仰的根源在本土，对象在西域，汉墓中更多的西方文化因素应该整合本土信仰的发展和西域的开辟这两个背景去阐释。09年暑假读了何志国先生《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一书，其中一类将西王母与西域杂技、魔术结合在一起的摇钱树枝叶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在之前对文献的梳理中，我已经注意到西域传闻中西王母与眩人（杂技、魔术师）的紧密关系，而这些内容出现在神仙信仰浓厚的丧葬用品上，上述思考得到了一个有力的支撑。于是我在10年春写成了《四川汉墓出土“西王母与杂技”摇钱树枝叶试探——兼谈摇钱树的整体意义》一文（发表于《考古》2013年第11期，本书第六章第四节），一方面是这类枝叶上体现出的昆仑、西王母信仰与西域奇闻的关系，另一方面从摇钱树树座、树干、树枝尤其是顶枝看昆仑、西王母、天门的信仰体系。霍老师对这个探索十分满意，用他的话说就是在这块地里打出了油，下一步就能找到油田了，而我对博士论文的构思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开始形成。

接下来的探索主要就集中在上述两个方面：其一，是从考古材料主要是图像材料构建昆仑升仙体系。2011年秋天写了《汉晋天门图像研究》一文，梳理了当时认为的形象类和象征类天门图像，并讨论了天门与昆仑、西王母的关系。但对所谓象征类天门图像联系得比较宽泛，一直不是太放心，后来大量删去疑虑的部分，修改为《汉墓天门图像及相关问题》一文（发表于《考古》2019年第6期，见本书第二章第二、三节）。12年春夏完成的两篇文章《也论马王堆汉墓帛画——以阊阖（璧门）、天门、昆仑为中心》（发表于《江汉考古》2015年第3期，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昆仑与阊阖、天门：长沙汉初漆棺图像整体考察》（发表于《江汉考古》2021年第3期，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讨论了西王母加入之前的昆仑升仙体系。霍老师的前序研究中已经提及，这一体系中应该还有天帝，文献中也一再提到昆仑之上还有帝、太帝。这恰是以往从考古材料讨论昆仑信仰时关注较少的问题，于是我特别予以了注意。麒麟岗画像石墓墓顶有一幅十分系统的天象图，中心出现了端坐人像，是讨论这一问题特别重要的材料。于是在11年秋天写作了《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天象图及相关问题讨论》（发表于《考古》2014年第10期，见本书第四章第一、二节），关注到太一图像及与昆仑信仰的关系等问题。12年夏写作的《也论汉代壁画和画像中的鱼车出行》（发表于《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3期，本书第五章第四节），则是对昆仑升仙途径的一种探索。其二，是继续丰富昆仑、西王母信仰与西方因素的关系。10年夏和12年春写作的两篇《“车马出行——胡人”画像试探——兼谈汉代丧葬艺术中胡人的意义》（发表于《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1期，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汉墓胡人戏兽画像与西王母信仰》（发表于《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皆着眼于胡人与西方信仰的关系。

可以说从10年春天开始形成想法以来，在这一体系所涉及的两个方面及各个重要的点上都在逐步推进，思考也渐趋成熟，于是在2012年4月进行了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由于这一设计完全是以问题为中心，通过一个个对不同材料进行的个案考察来构建体系的综合研究，并非以往习惯的一定时代、地域范围内的某类遗存研究的考古学博士论文的经典模式，我已经做好了承受一定质疑和压力的准备。但会上批评、质问的激烈程度仍然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也让我手足失措。在会上霍老师力排众议，通过了我的开题报告。会后又将我拉到一边，称赞我的设计不错，支持我放手去做。当日半夜，我正在床上翻来覆去、坐卧不安的时候，突然接到霍老师的电话，再次鼓励我要坚持自己的想法，不要为打击所动摇。根据我妻子的记忆，第二天早上又接到过霍老师的一通电话。

然而，正如霍老师所担心的那样，我的内心还是动摇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总是很难正面去推进这一问题，一直拖延，博士论文主干部分的写作停滞不前。这段时间我主要处理了在该体系中较为边缘的除天帝外的其他天神的问题，他们与昆仑神仙信仰或多或少具有一些联系，虽不涉及主干，甚至可以缺失，但也可丰富这一研究。当时设定了游仙文学中出现频率很高，在汉墓图像中又有较多表现的牵牛、织女，伏羲、女娲和风雨雷电诸神。12年夏写作了《汉代牵牛、织女图像研究》（发表于《考古》2016年第5期，本书第四章第四节），接着又写了《汉代伏羲、女娲图像研究》（发表于《考古》2018年第3期，本书第四章第三节）。比较意外的发现是，看似普遍的伏羲、女娲图像与升仙信仰的关系比预想的要紧密和具体得多，而且显示出与天衢、天关、天梁的密切联系，与升仙信仰体系的关系就不是可有可无了。风雨雷电诸神与升仙信仰的关系很直接，相关文献也比较多，但是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当时没有完成。昆仑、西王母信仰与西方文化因素方面也在推进，其中最重要也最模糊的仍然是西王母图像是否受到西方女神形象影响的问题。我之前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在诸如李凇先生的研究上继续推进，通过之前的文献梳理，背景是更清晰了，然而材料却未有太多推进。于是我把想法与当时正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中亚美术的唐熙阳先生进行交流，拜托他帮忙收集材料，并合作完成《汉代西王母图像与西方女神像之关系及其背景》一文（发表于《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5期，本书第三章第四节）。另外，在参观雅安市博物馆时发现有一例重要的出土材料，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于是在12年底同相关单位的先生合作，写作了《雅安芦山汉墓出土摇钱树座初步研究——再谈摇钱树的整体意义》（发表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5期，与师若予、郭凤武先生合作，见本书第一章第四节），对我认为目前所见表现昆仑神山最为具体、丰满的材料进行了讨论。

外围虽有所进展，但中心停滞不前，想着第二年春天就要完稿，越近年底越是焦虑不安、严重失眠。到了已经无法再逃避之时，我只能强迫自己开始主干的写作。白天写作，晚上跑步和打游戏释放压力、转移注意力，这样终于在13年3月赶成了初稿。也就是说这本论文的构思和准备时间是比较充分的，但主干部分的写作和全文的统合只有3个月时间，其仓促、粗疏之甚是可想而知的，许多部分文字的粗陋甚至连我自己都难以忍受。霍老师大概也知道这个情况，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在修改过一稿后，又得益于外审专家和答辩委员的宽容，终于在5月份完成了答辩。

主干部分虽然仓促，但并非没有价值。于是我将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部分抽取出来，进行打磨后发表。其中，天帝太一的部分于13年秋天改出，后经编辑先生修改为《汉代太一信仰的图像考古》一名发表（《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本书第四章第一节）。昆仑图像部分修改出《汉代“西王母与平台”图像试探——兼谈汉代的昆仑信仰及相关问题》（发表于《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象天法地：先秦至汉晋铜镜图像寓意概说》（发表于《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西王母图像部分修改出《位置、组合与意义：汉代西王母神性的图像观察》（发表于《芳林新叶——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本书第三章第三节）、《上下互补：汉代西王母图像的出现与发展》（发表于《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20年，本书第三章第一节）这几篇长文。整个体系的核心观点则缩写成《昆仑、天门、西王母与天帝——试论汉代的“西方信仰”》一文（发表于《文史哲》2020年第4期），予以介绍。

此外，由于任务的完成，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之前有些计划中的题目得以从容展开，也补充了一些新的论题。在讨论升天观念时，自然要涉及有关天仓的材料，而天仓的图像竟然与天门是密切结合的，于是在14年春天写作了《也论汉墓中的“天仓”——兼谈汉代人有无升天观念》（发表于《四川文物》2019年第4期，本书第二章第四节）。17年夏写作的《成都博物馆藏东汉陶仙山插座初探》（发表于《四川文物》2020年第2期，与张倩影女士合作，见本书第一章第四节），对昆仑的相关材料有比较重要的拓展。天神与升仙信仰方面，18年春完成了《试析汉代图像中的风雨雷电四神》一文（发表于《中国美术研究》2018年第4期，与焦阳女士合作，本书第四章第五节），这是博士论文中原本就设计过的内容。后来又补写了《引导与威仪：汉代仙人持节图像研究》（发表于《中国美术研究》2022年第2期，与康轶琼女士合作，本书第五章第一节），以丰富对昆仑升仙之路的认识。昆仑、西王母信仰与西方文化因素方面，2014年夏写作了《汉代大象与骆驼画像研究》（发表于《考古》2020年第3期，本书第六章第一节），2019年春又写成《制造猛兽：也论汉代墓葬艺术中的狮子》（发表于《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五辑，湖南美术出版社，2022年，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虽然仍然延续着一开始接触这个方向时的想法，但无疑又有了较大的发展。然而光阴不觉已换十年，寄居处不觉已更七处了。

二

这个时候我开始考虑博士论文的出版了。一方面虽然该论文实际上构建了一种解释体系，也就还有很大的延展性，但于我个人总要有个总结，我也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其他问题中了。另一方面，所谓十年磨一剑，也到了自己预设的出版时间了。于是我在2020年5月同文物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协议，一直拖延到2022年春才下决心抽出较完整的时间进行相对集中的修改（这一点恐怕还得感谢疫情的防控）。此次修改的主要方法和内容如下：

第一，博士论文完成之前单独发表过，但已经整合入博士论文的部分，及未发表的部分，以博士论文为底稿进行修改；博士论文完成之后，抽出修改而单独发表的部分，则以新发表论文为底稿进行修订，再重新整合入书稿；博士论文完成后新写出的内容则直接修改后整合入书稿。

第二，一方面，自博士论文答辩之后，我给自己打印一本，一直置于案头，日常读书和思考中有新见新思的则随时抄写在相关位置；另一方面，我较早就养成了做卡片的习惯，早期的纸质卡片在数次搬家中遗失殆尽，后来改为电子的，比较方便实用，多年来又积累了不少相关材料。此次修改则尽可能地将这些日常积累使用起来，竟然发现多了一笔意想不到的财富。

第三，除了之前未见到或未使用到的重要材料和研究分散地补充到相关部分外，此次比较集中地增补了第一章第四节中对成都周边出土的一类山形摇钱树座的认识（最近的考察中见到峡江地区也有几乎一致的材料出土），第二章第四节关于天仓及其与天门关系的研究，第四章第五节风雨雷电诸神的内容，第五章第一节仙人引导升仙图像的讨论，然后是整个第六章关于西方文化因素与昆仑升仙信仰的探索（这一部分原在博士论文的最初设计中，也写出了部分内容，但后来由于时间仓促而放弃，博士论文完成后新写了有关于大象、骆驼和狮子图像的部分）。

四，此次新增了很多部分，同时也删去了不少内容。主要是以现在的眼光，认为之前讨论中不太可靠的材料和认识。分散在各个部分，以第二章第二节中所谓象征类天门图像的部分最为集中。其实，第一章第三节中所谓山峰形昆仑图像和第四节中除了摇钱树座以外的所谓昆仑模型，大多也不能令我满意。但由于能确认的材料太少，作为一种可能性予以保留，此次未忍直接删去。这一不忍心，恐怕要为本书减分不少了。原博士论文第一章第四节“汉晋铜镜与昆仑”整节删去，因为其讨论的是汉晋铜镜反映的宇宙观问题，与昆仑的联系一方面只是一个猜想，不甚可靠，另一方面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整体上不太相关。这一部分我准备大加修改后，将来放入关于考古材料所见汉代天文和宇宙观的著作中去。

五，由于本次采用彩色印刷，对图片有了更好的表现条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次增补、更换和改制了大量图片。

三

以上关于本书的形成过程，虽是简述，已嫌冗长。但客观回忆之后，总会有些主观情绪需要表达，我尽量简略。

首先是遗憾。由于上述原因，原作主干部分的写作实际上相当仓促，且不说设计上和研究上的问题，快速的码字状态，导致文字机械生硬、拖沓冗复。此次修改也仅是在其基础上略加删削顺通而已，未能下决心另起炉灶、改头换面。此为一憾。上述第一章第三、四节中“山峰形昆仑”和“昆仑模型”中有较多不太可靠的推测，其实应该整体删减、一笔带过。但去年修改时一方面不太舍得这些材料，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懒惰，想到相关部分恐怕要重新布局，终嫌麻烦。现在读过校稿，颇为后悔。此为二憾。本书是以一个个专题研究来构建认识体系，好处在可分可合，能深入又有统领，缺点在难免叠床架屋，反复敷陈。虽说这是采取此种方式所不能完全避免的，但若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深入构思和打磨，是可能得到很大改观的。这也是一个遗憾。此外，虽是13年旧稿，但毕竟又是23年新著。十来年间，相关材料和研究都在大量增加。虽然我已尽可能将后来看到的相关内容补入书中，就在第一版校稿中仍在注释中增加了对一些新见论著中相关问题的讨论。但毕竟只能是随见随补，不能像写作博士论文时那样集中梳理，必然不能反映近年来相关成果的面貌。另一方面，随时增补的内容与原来的结构和行文逻辑必然多有弥合不密之处，此次也没能得到充分处理。这些遗憾希望将来若有机会修订时予以减轻，但这似乎是在为现在开脱，给将来挖坑了。

然后是感谢。这本书的形成超过10年时间，中间要感谢的太多，博士论文后记中的部分不再重复，这里仅列出对此次修改出版直接提供了较大帮助的师友。霍巍教授对本研究一如既往地提供了支持，此次他和贺西林教授还在百忙之中审读了这份比砖头还厚的文稿，并分别为之作序，这里要首先感谢。虽然二位先生在序中多有鼓励，然而正如东坡所言“世间唯名实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人文学术的评价最终将付之众口众心。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的徐呈瑞先生提供了许多画像石的清晰图片，对此次图片质量的提升给予了很大帮助。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姜伊女士帮我处理了不少难度较大的图片，李孟雅女士增补并重新制作了插图目录和参考文献，焦阳、姜伊女士帮助核对了部分外文文献。这些年我多次带领同学们去往各地考察，大家拍摄的一些照片也为本书增色。文物出版社的马晨旭先生是本书的责编，这本正文、注释和图片都较为冗长繁杂的书稿需要耗费的心血是可想而知的，而且我还反复地提出修改内容给他增添了许多麻烦。做过一段时间编辑工作的李孟雅女士还协助我处理了许多相关事务和联络工作。学校和学院的“双一流”经费（主要是社科处的人才培育项目）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保障。这里一并致以由衷的感谢。此外，本书许多部分作为专题论文单独发表时，审稿专家和编辑先生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对于本书现状的形成有很大帮助，这里也要专门致以谢意。最后，仍要对本研究开展以来在生活、工作和研究上，尤其是在危难之中给予过我各种支持和帮助的家人、师友、同学们致以感谢，虽然这里不能一一具名，但这份恩情，铭记于心。

最后，这份回忆也触发了我的一点感慨。很显然，我开始走上学术研究的这条道路完全是自发的兴趣使然。我从本科开始就已经尝试写作和发表学术论文，但那时的大学相对还很闲散，也很清贫，除自身外少有其他的力量驱使或诱使，对于学生更是如此。一路走来，随着自身的浸染和环境的变化，少不了掺入许多其他的东西，但我自认为总体上仍然初心未改，求名逐利也知满足，只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一直念兹在兹。这条道上给我带来了许多喜悦，感受到山阴之美；也遭遇过重大危机，见识过冰渊之险；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忧虑和寄望。能与人言无二三，这里就以前几年中秋时填的一阙《水调歌头》来收束吧：

居士本闲静，把卷好长言。古来琴上弹断，多少梦如烟。又遣新盟鸥鹭，归告旧游麋鹿，吾意在青山。故舍应无恙，桂子满门前。

丈夫志，予之易，夺之难。忧心风雨，辜负今夜已无眠。岂有此生长乐，莫道诸行皆苦，人世几甜酸。天气不须问，云外月清圆。

王煜

2023年10月8日

内容摘自《昆仑之上：汉代升仙信仰体系的图像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23年。感谢王煜老师授权转载。

编辑：沈冠瑜

审核：辛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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