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丨缺医少药与配置失当：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卫生工作

文摘 2023-11-22 15:13 四川

缺医少药与配置失当：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卫生工作

陈默

摘要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卫生工作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其卫生状况的主要特征是病多于伤，疾病和时疫成为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最大威胁，军人们的身体长期饱受疥疮、痢疾、疟疾等疫病的折磨。战时军队卫生工作受到军医数量缺乏、专业技术水平低下以及药品器械捉襟见肘、补充无力等客观条件的制约。而战时军队医疗系统同样影响了军队卫生工作的实效。由野战、兵站、后方三大区域军医组织构成的军队医疗系统，虽因组建迅速、架构完整而为人称道，但存在着配置失当的问题。其机构设置上暗藏着后送单位缺位、伤病员滞留野战区的短板，而实际运行之中又暴露出不同区域军医机构协同不良、兵站医院被过度使用的弊病。战时国民党军队内部疫病流行，是医药资源匮乏和医疗系统配置失当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既是战时国民党军队卫生状况的实态，又反映了军队内部对卫生工作的轻视和相关知识的欠缺。

关键词 疫病医药全面抗战军队卫生工作军队医疗系统

1941年，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黄仁宇从中央军校毕业，分配到陆军第五十四军十四师担任排长，驻防云南的河口。多年后他撰文对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部队状态进行了诸多描述。当谈到官兵的伤病情况时，黄仁宇说：“我们下级军官最怕士兵生病，一天早上一个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会有十个发炎，还怕他们偷农夫的玉蜀黍，煮食他们的狗，在当日的情形，实际上之考虑超过道德上之动机。因为士兵一有机会，必贪吃得生病。在滇南气温昼夜剧变、疟蚊遍处飞的情况下，小病三天，即可以被拖死。”

黄仁宇的回忆提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官兵的健康情况实不容乐观，而军队卫生状况也颇不理想。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官兵到底受到了何种疫病的困扰，而军队医疗系统是否对广大军人进行了有效的医疗救护？循理自是关键。国民党军队卫生工作，也称军队医疗工作或军队卫生勤务，所面临的客观医疗条件如何，军队医疗系统本身的机构设置和实际运行是否适应战时部队的需要……上述问题涉及身体、疾病、卫生乃至军事、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在疾病已然改变人类命运轨迹的今天，医疗社会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关论著陆续增多。然而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人这类特殊人群、军队这一特殊组织，相关医疗史的研究仍存在不少空白：有的研究集中于讨论红十字会参与的战地救护，有的研究更偏重于军医系统的制度沿革，有的研究考察军事医学教育的发展，还有的研究主要探讨国军对伤兵的管理。与军队卫生状况相关的重要问题，如困扰战时军人的各种疫病、战时军队的医药资源情况、战时军医系统的架构和运行等，目前的研究还较为薄弱。

本文主要立足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所藏档案资料，通过考察抗战时期困扰国民党军队官兵的各类疫病，进一步探究与医疗相关的军队卫生工作，讨论其面临的客观实际和开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希望从医疗社会史的角度对战时国民党军队卫生工作进行初步的梳理。

一、疾病、时疫与官兵健康

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中，国民党军队同日军进行了二十余次大规模会战，中、小规模的战斗则不计其数，这使得国民党军队遭受了惨重的人员损失。据相对可靠的数据统计，战时国民党军队在作战中伤亡达3227926人。其中，死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值得注意的是，战时国民党军队因病减员的人数同样巨大，达937559人，其中因病致者422479人，致残废者191644人，致失踪者323436人。从医疗救助的角度来看，从1938年至1944年，国军军队医疗系统收容伤员数为665353人，而病员数字为1378526名，后者人数是前者的两倍多。上述数据均在提示一个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的事实：相较于战伤，抗战时期疾病、时疫对军队的威胁更大。

事实上抗战步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战事趋缓，部队官兵受伤的人数占伤病员总数的比例逐渐下降，疫病便成了战时国民党军队重大威胁。1940年，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会”）第二次参谋长会议的提案明确指出：“战区后送伤病，据统计所得每每病多于伤”。军医部门和红十字会的统计与之吻合：1937年—1940年，受治伤病官兵中伤员的比例持续下降，由90%下降到了30%；病员的比例则由10%上升至70%；就人数而言，1940年下半年伤员数仅是1937年下半年伤员数的17%，但病员数已增至1937年下半年病员数的2.83倍。

早在相持阶段到来之前的武汉会战期间，由于战区传染病流行，一些部队的患病人数就超过了战伤人数。比如第一四三师，原有的3111人中，伤亡的有470名，重病而失去战斗力的竟达1830人。根据第二十五集团军兵站医院的统计，1943年11月至1944年10月总数3186例的伤病员记录中，只有258例属于受伤，其中系枪伤的为213例，占比仅为6.69%。另据第三战区1944年的报告，1月至8月该战区各野战医院收容伤官201名，伤兵2127名；而病官407名，病兵19905名，伤、病人数之差别十分明显。即便在该年第三战区发生的龙衢战役等四次较大规模的战役中，受伤的人数也低于生病的人数（伤官156名、伤兵1692名，病官45名、病兵3366名）。1945年第十八军十一师参加了颇为激烈的湘西会战，在总数3354例伤病员中，属于枪伤、流弹伤及炸伤等战伤的共计820例，占比同样不算太高。官兵伤病的主流仍然是病而不是伤。

时人对疫病给军队带来的困扰也深有感触。战时担任军官的刘馥，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写道：“营养不良、疾病、时疫在战争伤亡的因素中像敌人的炮火一样重要。而在现代军人中遭受上述三害最深的莫过于我国战时军人”。作为亲历者和研究者，刘馥明确地指出：“当时士兵很容易成为时疫和疾病的牺牲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官张载宇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初期国民党官兵是伤多于病，但伤者中由于“救护不良，药品缺乏，亡者恒居半数”；战争后期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军官兵是病多于伤，其原因在于“营养不良，医药缺乏，物资条件不够”。

那么，战时官兵罹患的众多疾病和时疫中，哪些是最为流行的呢？1938年白崇禧调查参加武汉会战各部队病患情况时，指出“前方作战部队，传染疟疾、霍乱、伤寒等症，蔓延日广”。1939年孙连仲的集团军驻守陇海线时，官兵“患回归热及疟疾颇多”。陈诚在1940年视察第六战区所属部队时发现，“各部病兵甚多，大都系痢疾、下腿溃疡、疟疾三种”。同年配属给第四战区的独立炮兵第十九团，“人员有患疟疾、痢疾甚多”。1941年，基层军医刘广基称他“所遇到的病人，以患溃疡、疥、麻拉里亚及赤痢肠炎等为多，其他疾病等都不多”。根据第十四军在1945年的统计，患病人员中罹患得最多的疾病是皮肤病，其后依次是消化系统病、呼吸系统病、传染及感觉器官病；而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依次为痢疾、肺炎、肠炎、诊断不明疾病和感冒。青年军第二〇九师在1945年6月报告，该师野战医院“目下病重住院医治者，达八十余人，其中以患痢疾者最多。”

就总体情况而言， 1939年7月—1940年6月军政部所属各医院的统计数据显示：“传染病”占到36.50%，“消化系病”为18.24%，“皮肤系病”达19.57%，“呼吸系病”是9.76%。1944年全军各部队住院病患病类统计，与之前的情况变化不大：住院官兵“以患传染病、消化系统病及皮肤病者为最多，传染病占全数百分之三三·〇七、消化系病占百分之二一·一二、皮肤病占百分之一五·七四”。在当时的医疗知识体系中，所谓的法定传染病范围相对较窄，仅包括伤寒、斑疹伤寒、赤痢、天花、鼠疫、霍乱、白喉、脑膜炎、猩红热九种，疥疮一类的体表传染病、疟疾为代表的血液传染病尚未被列入，按照今天更为科学的卫生观念，这些疾病均属于广义的传染病范畴。综合来看，困扰战时国军官兵的疫病多数是传染病，大致可归为以下三个大类：以疥疮为代表的体表传染病、以痢疾为代表的消化道传染病和以疟疾为代表的血液传染病。

皮肤病是国军官兵中十分流行的传染病，其最主要的是疥疮。第三战区的一名军医在1941年撰文称：“疥疮，在军队中传染之广，实驾乎一切疾病之上”。疥疮是一种由疥螨引发的具有一定传染性质的皮肤病，患者皮肤瘙痒、疼痛，且会损害个人形象，士兵中“疥疮严重者不仅手上、腿上和身上痒痛，而且肿胀的脸上也极痒而流着脓液”；抗战时期军人感染疥疮的情况很普遍，据当时美军对国民党军队的观察，“如果士兵们在夏季脱下他们长长的棉衣冬制服，他们光腿上的脓疱便明显可见”。1942年5月皮肤病专家孙之中深入湖南省的一个宪兵团，检查了该团337名官兵的患疥情况，发现其中334人都被传染了该病。1944年第二十五集团军兵站医院总数为3186的病例中，疥疮病患即有757例，占23.76%；1945年第十八军十一师的情况与之类似，单纯性的疥疮患者虽然仅有38例，但501例所患皮肤溃疡估计也与疥疮相关。1945年3月，蒋介石指出，卫戍重庆的部队竟然也感染了此种病症：“大坪与歇台子部队癣疥病”。

痢疾是常见的消化系统传染病，由细菌或阿米巴原虫感染引起。与疥疮相比，痢疾的危害性显然更大，一旦失去控制，极容易造成非战斗减员。1938年9月武汉会战期间，第四十一师师长丁治磐罹患痢疾，只能坐在滑竿上行军；因无力指挥部队，他只得委托该师参谋处长贾亦斌代为指挥。1944年第三战区遭到了痢疾的袭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战区所属部队中，1月至8月共计42338人感染传染病，其中患痢疾者11066人，占到了传染病病患总数的1/4强；而在因传染病死亡的2258人中，因痢疾而亡故者竞达1368人，占比为60.58%，足证痢疾的致死性之高。一支部队一旦流行痢疾，结果多不乐观。第一五四师在1945年接收的2000名福建新兵中，“患赤痢及高度营养不良者，约占五分之一，愈后多属不良”。这批罹患痢疾的新兵，得到救治后也未必都能痊愈，即便痊愈恐怕也难以作战。

疟疾由携带疟原虫的疟蚊叮咬而感染，是民国时期的常见传染病，战时军队尤其不得幸免。就流行程度来看，疟疾恐怕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中最为盛行的传染病。国军老兵张拓芜回忆：“那时军中患疟疾的占第一位，一百个人中，至少有八十五个得过这样一忽冷，一忽见烘的‘小’病”。战时的记录支持此种看法。1940年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崔可夫（В. И. Чуйков）惊讶地发现，第一〇二师竟然有一半的人感染了疟疾。1944年第二十五集团军兵站共计3186名病患中，罹患疟疾的就有786人，占比为24.67%。1944年第三战区在遭遇痢疾袭击的同时，疟疾爆发的情况更为严重，在战区所属部队中，1944年1月至8月患疟疾者为29679人，占到了传染病总体感染人数42338人的70%以上，只是相较于痢疾，疟疾造成的死亡人数要少一些，为647人，占总死亡人数的28.65%。必须指出的是，疟疾虽不至于短期内致死，但患者基本丧失作战能力，当时军中总结的该病的症状是“能吃能拉能睡觉，就是不能拉大炮，一忽儿冷得直打战，一忽儿恨不能把火炉抱”，极为生动地描述了疟疾给部队战斗力带来的影响。

除疥疮、痢疾和疟疾外，抗战时期国军还受到霍乱、鼠疫、天花、伤寒、斑疹伤寒、回归热、流行脑脊髓膜炎、破伤风、白喉、猩红热、肺结核等其他传染病的威胁。同时，肠胃炎、心脏病、贫血、关节炎、性病、结膜炎、沙眼等常见疾病也在国军官兵中流行。

战时国民党军队要对上述病症做到有效预防和治疗，存在诸多困难。但影响国民党军队防治传染病的因素并不仅受限于其技术水平。以治疗疥疮为例，有效手段并不复杂，只要用合适的外用药品连续涂抹，并注意患者个人卫生便可治愈，甚至农村惯用的涂抹雄黄、硫磺等制成的软膏、糊剂土办法也有效果。按照规定，第四十五军在1945年建立了灭虫站和灭虫所，“分订每月官兵均实施沐浴灭虫治疥两次，结果甚佳”。部队中疥疮盛行，既因为缺乏足够的医生实施诊治，又可能缘于最起码的皮肤清洁药品不足以及基本的环境做不到位。

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控制痢疾的流行，预防是关键。其具体措施是进行病人隔离、检疫，妥善处理病尸、粪便，以及扑灭动物宿主；对饮用水、食物进行管理，并杀灭蝇类；加强个人的卫生防护，进行预防接种和药物预防。然而国民党军队对上述方面显然注意得不够。白修德（T. H. White）记载，怒江附近的一所军医院隔离出的所谓痢疾病房，病人在水泥地面随地排便，粪便未经处理便被冲走，由附近的猪吃掉；而死去的病人尸体同样不经处理，被埋在医院墙外的山边，他不加掩饰地评论道：“中国医院里无法处理来就诊的全部病人——这种管理恶劣的机关，是恐怖的、黑暗的、堆聚死尸的所在。”痢疾的流行与药物匮乏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军队卫生工作疏于管理，医务人员素质不佳、漠视基本规范。防治疟疾同样不算特别困难的事。1939年出版的《军阵卫生学》提出，疟疾的预防法包括“防止蚊的幼虫”“杀灭幼虫”、“杀灭成蚊”、“防蚊”、“隔离”、“内服规[奎]宁”等六个步骤，每一步都不复杂。1938年白崇禧指挥武汉会战时罹患疟疾，经过一周的打针服药，便停止发抖，将告痊愈。但是当时的军队中，且不论奎宁类特效药数量不足，就连环境卫生都保障不了。用于隔离的蚊帐缺乏，或许是疟疾流行的关键因素。战时任军医官的协和医学院毕业生杨文达曾回忆，他在野战医院任职时，某夜因为缺乏蚊帐，就感染了疟疾。疟疾的流行，同样因为医务工作者未能贯彻防治措施，且与药品、器械不足相关。

白崇禧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说：“前线部队平时对于团体卫生毫不注意，以致病者累累，及至作战时，受伤官兵医药治疗又复供不应求”，此语可谓对于上述情况的真实描述。部队不注意卫生、医药供不应求等情况，相当程度上是战时军队卫生状况的实情，又是军队卫生工作开展的客观制约。战时国民党军队卫生工作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包括军队医务工作者数量和素质，药品和医疗设备的数量与品质，有待整体性考察。

二、军医的数量、素质与药品、医疗器械的供应

战时参与军队医疗的外科医生叶仲篪，于1946年撰文评述战时军队的卫生状况。当论及军医时，他批评道：“任军医者，尸位素餐，或以人员凑编制，或以编制凑人员，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而谈到药品时，他则称：“我国科学落后，器材药品，仰之于国外，甚至改装成品，亦假手于药商，致使药价昂贵，造成贫病交加之恶果。”两相叠加，导致“医药工作陷入泥足，成绩低劣，信任减退”。叶氏的观点涉及医和药两个方面。医药资源短缺，正是战时军队卫生工作面临的客观困境。

叶仲篪所说的军医“尸位素餐”，其背后的现实是符合医官标准的医务人员数量严重不足。根据刘馥的研究，按照战时的最低标准，国民党军队需要约3万名医生，然而1937年国民党军队中只有约2000名合格的医官，1940年至1944年全军征调了791名医务人员入伍，二者相加，战时符合标准的医官仅2800名左右，仅达到需要数的近1／10。这样的统计或许有点危言耸听，但军医的缺乏当是事实，叶仲篪也明言，“过去我国军队医药工作，由少数之医药人员担负”，数十年间最明显的一大问题始终是“人员太少”。

战时的各种记录支持上述说法，1938年9月，陈诚向蒋介石汇报第三战区的医疗问题时就称，“医生多不足额，似应择技术较佳者招聘之”。1940年第二次参谋长会议上后勤组的报告中有一条提案，指出部队军医缺乏的窘境：“抗战以来卫生人员求过于供，已为不可讳言之事实，以全国二百五十个师及六百零五个卫生单位计算，约共需军医一万五千人，而经卫生署登记之医师九千人中参加抗战医疗工作者，仅三分之一强。”粗略估算，部队中合格的军医确实只有3000多人，与刘馥的统计相差不大。

军队医务人员数量不足，与战时军队医疗人员的教育体系不完善关系很大。1941年，时任陆军军医学校教育长的张建撰文批评军医教育制度：“目前军医事业，仅有少数的由军医学校养成的中级以上的军医人员，而对于初级人员以及基层业务人员，例如护士、担架、卫生稽查，和各种业务技佐，则没有全盘教育的计划去养成”，因而其结果只能是“初级军医和业务上基层的人员，亦感觉极端的缺乏；而专门技术的人员更告空虚”。针对医务人员缺乏的状况，国民党军队创建了大量的临时教育机构，专门培训各个层级的军队医疗人才。然而，战时国民党军队的军医教育，长期保持着战前精英教育的方向，未能向普及教育转轨以培育出大量基层人员来应付战争需要，也是其明显的弊病。

军医教育无法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合格医官，而战地医疗刻不容缓，因此战时军队各级卫生机构中的军医，不得不由大量未达到标准的医务人员充任一一他们素质不足、业务能力低下当在情理之中。这是战时军队医疗人员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易劳逸在其著作中指出，除了2000多名合格的军医外，大约有28000名不称职的医生充斥于军医队伍之中，他们多是“在只具有担架员或战场护士经历的基础上被提升为‘医生’的”。

这样的论述恐怕确是实情。1939年第三战区对该战区48个单位1945名军医的出身进行调查时发现：绝大多数人员并未受过医学院的教育，而且很多人履历中所谓的“医学院”经历，实际仅仅是在“医院或药房实习”过而已；各级政府和部队设立、自办的军医教育机构，其“程度如何？期间如何？也无从查考”。调查者感叹：“我们军医人员的素质，单就一个战区的部队军医来看，已经如此庞杂，要是军医署统计全国军医资历，定将使人越发有五光十色之感。”194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部队卫生人员为医药学校出身者，军医仅为百分之一五．七六，司药则仅百分之三．五一”；而至1942年，部队军医中“非正式医药学校出身的人员，竟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仅仅经过临时培训即上岗参与救治的军医，对战地医疗的质量产生了极大影响。1938年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总干事克利赛告诉蒋介石：“前线军医成绩之不佳，竟有多数士兵受伤并非致命而卒至死亡者。”1939年军委会校阅委员会的报告，就指出部队“医务人员技术能力间多较差”，而这些技术不足的军医多是“非正式军医学校出身”。1940年军委会校阅委员会对参加第三期陆军整训部队进行校阅，发现“军医学校出身之军医甚少，医疗不得法，以致部队死亡率较大”。

素质不足的军医在实践中诊治伤患，多依据一些未必可靠的经验。1941年陆军军医学校教官邱倬撰文，批评部队军医治病主要依靠自创的西药汤头歌，如“亚斯皮林陀氏散，又治咳嗽又治喘”，“杨曹沃剥苦丁水，又治胳膊又治腿”，“乳糖甘汞山道年，拉了虫子再给钱”。邱倬指出，略懂中医的军医不知西药的药理功效，“且外国名词，不便记忆”，“所以拿汤头歌诀的老调儿编成了新的汤头歌诀”，并以之为能事，“时到今天，已或许还有人认为这就是军队里的需要”。有报道称，部队军医“不等士兵的报告完毕，既不听肺、打胸，也不诊脉、验热，在纸上一画，便是处方。他的药，无非阿士匹灵、盐酸规宁、苏打曹达之类”，很多士兵在军医那里根本治不好病，“宁肯拿出自己血汗换来的薪饷，去找旧式郎中吃汤药，死也不愿向医官求教”。不合格的军医现代医学知识欠缺，诊疗手段不专业，无怪部队医疗质量堪忧。

在专业医务人员数量严重缺乏、军医业务能力普遍偏低的情况下，战时军队卫生工作另一重要的方面一军队必需的各类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供应又是如何呢？物资供应和人员配备，既体现出一定的共性，又具有自身的特点。作为主要的医疗卫生资源，药品和医疗器械（时人多称“卫生材料”）足堪使用，同样是军队卫生工作得以开展的关键。就总体情况而言，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匮乏贯穿了全面抗战的始终，“我国制药工业，尚未发展至自给自足之程度，所有卫生器材及药品等，大多购自外洋”，而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长期面临着“来源困难”的困境。早在1938年3月24日，何应钦就呈报蒋介石：经军医署署长胡兰生查验，各库的库存，加上香港新购得、华侨所捐助、汉口接收敌伪、各地尽量采购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预计尚能维持至四月底止”；而“各部队卫生材料，因采购困难及不敷使用，纷纷请予补充”，目前仅能将2月份的份额分发各部队。同一时期药品、医疗器械的补给工作也存在诸多不合理。第二战区的医务人员奚冠就批评道：“不需要的东西发下来许多，必须的东西反而没有”；“贵重的药品和必需的器械，如手术台、蒸气消毒器等，早运到后方去发霉发锈”；卫生材料“例由通知派员前往具领，糜费旅费，并且影响工作”。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药品、医疗器械供应不足的问题仍在延续。1939年的部队校阅报告在述及医疗人员技术不足后，紧接着便指出“医疗器具及卫生材料多不敷用”；1940年的同类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士兵营养欠佳，卫生设备亦不良，以致病兵甚多”，而“药品昂贵，以致各部队药品甚缺，医药器材亦简陋”是参加第三期整训部队的通病。如此窘境相当程度上与交通运输有关，1940年2月军委会后勤部部长俞飞鹏就表示：滞留在越南海防、缅甸仰光的卫生材料达1600余吨，但由于滇越铁路运力不足和滇缅公路的车辆数量有限，只得争取在三个月内运达昆明。果然，1942年滇缅公路中断之后，“卫生器材之仰给于国外者，几濒中绝”。直到抗战的最后阶段，此种情况才逐渐好转。

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缺乏，主要体现在野战区的军医机构之中，无论战区、集团军还是野战军、师的卫生单位，缺乏足够的药品一直是它们共同的难题。1940年，长江上游总司令部深受缺药之苦：“本部医务所专负本部及直属队医疗之责，惟因药品昂贵，每感病人缺药之苦。近据各部报告，由后方补充新兵易生疾病，死者甚多。”足见药品的缺乏已经造成恶劣的后果。到了1944年，第三战区参谋长报告书中关于卫生方面的内容，仍集中在药品的缺乏上：“查现时各部队卫生设备以来源日少，购置困难，本部历次派员视察所得，均有平时不足以供医治，战时不足以应救伤之苦，因陋就简殆为一般通有现象。”第二十五集团军兵站分监部1944年的报告也称，该部“所有医疗器械前由第五支部移交而来，为数不多，且破坏不堪，仅能作简易之手术，所有卫生材料向由总监部按季配发，为数亦微，虽由本部一再添购，仍难持久使用”；兵站分监部的“医疗以适应一般官兵疾患而得到确实之诊治为宗旨，然感药品之缺乏，有时无法以应急需”。

通常供应情况较好的战区长官部、集团军总部尚且如此，野战军师位于物资输送终端，其面临的药品匮乏情况就更加严峻了。前述1938年第四十一师师长丁治磐罹患痢疾之后，就因“前方西药极少，品质也不好，只有吃草药”。1941年一位前线工作的军医披露称，药品的缺乏导致其诊疗程序被迫因陋就简：“所用的材料是很缺乏，即如棉花纱布，亦常有反复使用数次者；药膏的基础凡士林都很少，有时常以猪油代替使用，内科用药亦是很不够。”1942年初第六十军就抱怨其驻守的滇南“为瘴疠之乡，疾病较多”，而“太平洋战争爆发，药品来源已渐枯竭”。1944年第四十五军在总结其卫生办理情况时说：“药品系由军医处统筹办理，派员往老河口、樊城各地购买配发各部及各院备用，现以物价高涨，药品不敷至巨，故药品甚感缺乏，每月余存极少；器材除于购药时由药费内酌提一部添购外，余则无法补充。”1945年第六十五军第一五四师的情况也与之类似，该师的“卫生器材由军部按季分发，全师共分四份，每团占一份，师司令部及直属队共一份，另各团抽出百分之十供给野战医院、百分之五供给卫生队，以为治疗之用”。但是无论如何筹划，药品始终不足，师部“对于用量方面除层饬令各卫生人员尽力节省，亦不敷用，医疗器械极为缺乏，每不能应付”；“卫生队及野战医院对于医疗器械，极感缺乏，每遇小小手术，不能应付”。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抗战后期医疗物资供应情况的改善，外国援华药品通过红十字会输入而增加。处于后方的少数单位的药品、医疗器具供应情况慢慢好转。比如位于陕西的第一军，军直属团、营、连医药状况达到了“勉可敷用”的水平，直属野战医院“医疗器械较为完备”。卫戍重庆的第十四军，情况也与之相仿。该军在1945年内“将团卫生队、师野战医院及卫生队、军野战医院，以及各师军医室及军部军医处等，在最低要求所必需之各种设备，一一加以扩充”，上述卫生器械除了军医署供应外，该军也具备“自行添补购置”的条件。

针对药品和医疗器械长期供应不足的问题，国民党军队的医疗系统并非毫无作为。军委会一方面利用各种渠道购买外国产品，另一方面立足于自给，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不断开设新厂以提高产量。同时，部分机关、部队也审时度势地开展卫生运动，在环境卫生、防疫免疫、预防保健上下了一些功夫。甚至利用中药尝试制造新药，比如以中药常山为原料生产的抗疟药片，也产生过一些作用。然而，这些努力对于战时军队医疗条件的改善来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能收到杯水车薪之效。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在1939年12月评论说：“吾国新医推行，为期不久，人才既成缺乏，器材亦欠充实，医护卫生事业之不振，自有由来。复以服务人员意志精神不一致，学识技能不能统一，形成事业进展之障碍。因此器材方面，不偏新奇，即嫌陈腐；设计方面，不骛于高远，则失于简略。”这段话表明：“缺医”和“少药”作为战时中国一个积重难返的社会痼疾，其波及的范围远远不限于军队内部；不过军队医疗系统内部所存在的其他问题，同样可能导致军队卫生工作开展不佳。医药资源本身就已左支右绌，如果还不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军队医疗系统的实际效能恐将更加不堪，进而影响军队的卫生状况。

三、军队医疗系统的机构设置和实际运行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长时段的全面战争。在此次战争中，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迅速建立起一个由三大区域军医机构、上千个军医单位组成的军队医疗系统，担负着救治从火线到后方数百万官兵的重任。从制度架构上来说，这套医疗体系相对完整、层级分明且符合理论，可在事实上，其在机构设置和实际运行上存在着配置失当的缺陷，军队内部对它批评的声浪此起彼伏。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军的医疗系统相对薄弱且不健全，军队卫生工作总体停留在初级水平。野战、兵站、后方三大区域的医疗机构均不能适应大规模、长时段战事的需要。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在军队医疗系统的组建上反应十分迅速，后方区各类医院、收容所如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至淞沪会展时，后方医院已增设145所，兵站医院113所，重伤医院11所，伤兵收容所50所。一个分区域、多层级的军队医疗系统在很短的时间内基本建立。单就淞沪会战时第三战区的军医机构而言，至10月6日已设立了陆军临时医院12所、后方医院10所、收容所2所、防疫组2个以及数量不等的伤兵列车、汽车和船舶，军医署的办事效率可谓不低。

兵站区和野战区的医疗机构也在同步设立中。1937年8月，军事委员会设立后方勤务部，兵站系统因之次第建立，其“卫生勤务由兵站医院、运伤部队及卫生车船等担任”，兵站医院“视兵站线路状况及伤者后送情形而定”。军、师属野战医疗机构也按战前的预案开始扩充：师部军医处管理全师医疗行政，增设师属野战医院收治伤病官兵；各团、营分散的卫生人员集中，成立团卫生队，收治团内官兵。尽管事起仓促，但野战、兵站、后方三个区域的军医机构都在战争爆发之后迅速设立并开始发挥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漫长的相持阶段后，上述三大区域的军医机构均在不断扩充，且各有侧重。兵站区的卫生机构主要集中于各大战区：1938年底各大战区的多级兵站均建立了医疗机构，各个战区拥有10至20余个不等的兵站医院，还设置了收容转移伤兵的收容所。在后方区，军医署将精力集中于设置后方医院和更为完备的陆军医院。根据1938年的统计，各省设置的后方医院最多者为湖南省，有45所之多；而陆军医院方面，除江西省外其余各省均有数座，其中以湖南省为最，达5所之多。1940年5月，战时军队医疗系统在规模上达到顶峰：全国范围内，陆军医院、后方医院、兵站医院等军医机构共计640个单位。直到1943年初，军政部决定“调整改编各级卫生机关以增强作业能力”之后，军医机构的数量才开始减少，至1944年底卫生机构缩减至508个单位，仍多于战争初期的数量。

就规模而言，战时三大区域军医机构构成的军队医疗系统值得称道。《国军后勤史》一书记载：“国军在抗战期间，有两种单位是多得足以自豪的”，即各级兵站和各类医院。豫西鄂北会战中，第五战区医疗机构有40多个；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医疗机构有90多个，“连美国在欧洲战区内的医院数目都比不上我们这么多”。但是，该书也坦言：“这种庞大的支援量，表面上看起来的确太大，但事实上却显得支援量不足。”这表明，战时军队医疗系统存在着诸多问题，其实际效能远不如其规模那样令人瞩目。

理论上，规模庞大的战时军队医疗系统，有能力收治相当数量的官兵，但事实上负伤患病的军人却常常得不到救治。以1941年底的情况为例，当时军医署所辖各医疗单位收容量可达255000人，其中位于诸战区的各兵站医院可以收容120000人，而后方诸省的各类军医院能够容留135000人，但当时实际收容人数仅67385人，其中前方医院收容官兵32134人，后方医院收容了35251人。照此估算，各类军医院里只有四分之一的床位上躺着来自军营的伤员病患。

据知情人士透露：军医系统的“医院仍多空房，药品早成商货”，军医院所诊治的多是普通民众。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前方伤兵无人医治和护送，后方医院却几个月不曾收容一个伤兵”。究其原因，军队卫生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伤病员后送业务，在国民党军中开展得相当不力，大量官兵在受伤或患病之后，常常难以及时地被送至适合的医疗机构得到救治；而后送无力的根源，又与军医系统中后送机构的具体设置有关。

在军队医疗实践中，伤病员后送工作首先应由野战区的军医机构承担。战时野战区的军医机构直属于野战军、师，并随着国民党军编制的变化日益完备。军属医疗机构渐分为五级，由低到高分别是连救护队、营裹伤所、团卫生队、师卫生队、军野战医院。其与火线的距离分别为2、4、9、15、60公里，担负着分级治疗和逐次后送的职责。“凡前线负伤员兵，先有营急救地派担架前往搜索急救，后送于团裹伤所，再由师裹伤所派担架到团接运伤者，加以救治后，送师或军野战医院，暂为收疗后送。此为战时野战区卫生勤务应有之程序”。

可惜野战区的卫生勤务程序只是理想中的状态，伤病员往往得不到及时的后送甚至惨遭遗弃。1937年11月冯玉祥在山东前线目睹两名伤兵带伤自行后撤，称“设再不至者，且将毙于途中矣”，老百姓告诉他这是寻常可见的现象。苏联顾问卡利亚金（A .Я. Калягин）在1938年就尖锐批评：“国民党军队对伤员的处理、后送和护理糟透了。伤员被认为是各级指挥员的累赘，都力图尽快摆脱他们，为此会采取各种办法”。1938年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怒斥将领们遗弃病兵：“不好再和从前一样，以为士兵既然病了，即视为一个累赘，就随便置之不管，任其自生自灭！”1940年1月24日，徐永昌在听了有关伤兵情形的汇报后，“闻之酸鼻，负责各机关能无愧乎？”1941年第四十一军一二四师在报告中也未加掩饰：“对伤病官兵之护送不周，往往因负伤或患病落伍，即被敌俘虏，以泄露军机”。1944年前后还出现过伤病员“气未绝而衣已剥光，人未死而身已掩埋，事后为附近居民救活”的恶劣事件。

部队为何视伤病员为累赘而不将其后送？表面上看这是中下层军官的道德素质问题。不过，战时从事军医工作的叶仲篪透露了更深一层的原因：“盖官兵受伤包扎后，若连排长不允其战友伴同后送，则影响作战士气，若允其伴同后送，则一人受伤，失去三人之战斗力，且此后连排长难以掌握”。因此，前线基层军官之所以不愿将伤病员后送，更多缘于野战区各军医机构伤病员后送单位的缺位，无法有效遂行伤病后送任务。

宏观层面，战时军医系统由野战、兵站、后方三大区域军医机构构成，其架构基本完备。然而在微观层面，沟通各级军医单位、衔接不同医疗机构的组织——伤病员后送单位，其重要性却未被充分考虑，事实上出现了巨大的空当。伤病员后送机构的力量始终薄弱，以至于伤病员的后送工作遭遇迟滞和梗阻。这一组织缺陷在野战区的各级军医机构中最为突出，使其本已支绌的医药资源被透支使用；而兵站区尤其是后方区相对宽裕的医药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开发。

伤病员后送困难与军队运输力量薄弱直接相关，这其实是一个后勤问题。1938年军事委员会后勤部部长俞飞鹏通过调查九江等地的军队医疗机构发现：“部队卫生机关组织不健全，输力不足”，而“后方卫生机关限于财力、物力、人力不能即时组织配备，运输工具又极缺乏，不能从速运送”。1940年第二次参谋长会议的后勤报告中，亦明确指出：“按各部队现行编制，关于伤兵输力，甚感薄弱，一遇战事激烈，战区伤兵即感无力后送；临时雇佣民夫，既无夫可雇，事前控置输力亦为经费所不许”，各战区建立了一个担架兵团后“颇著成效”，不过“惟以一团输力担任一个战区，尚有顾此失彼之虞”。

具体到各野战部队，担架不足的情况相当普遍。1938年第三集团军联络参谋便向蒋介石报告：“第十二军所部，每师仅有二十担架，请设法使每师得有一连或二连担架兵”。1940年陈诚在总结桂南会战时，向蒋介石建议：“各部队担架应增加，如现下步兵团担架二十四副，实属不够”；1941年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第九战区在总结中提到：“伤病后送因担架缺乏颇形困难”；1942年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该战区的总结又强调：“担架太少，致伤者多不能适时离开火线而影响士气”。1944年，第一军除军野战医院有两个排的担架兵，仅配备40副担架外，“其余直属团营无担架排，故无担架设备”。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国军后勤史》也承认：“我们的医疗后送单位素质较差，尤以人力后送单位，不足以在机动作战中担负重任”。作为军队医疗系统的组织缺陷，部队伤病后送单位的缺位和运力的薄弱，贯穿了抗战的始终。

军队医疗系统在机构设置上的疏漏，导致伤病官兵未能后送至相应的军医机构得到救治，使得该体系的规模效应未能凸显。而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即便伤病员后送的问题得到解决，另一个存在于军队医疗系统实际运行中的弊病，依然会严重阻碍其效能的发挥。原则上，根据分区治疗的要求，三大区域军医机构所办理的业务侧重不同，理论上各有分工、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相互衔接的整体。但在现实中，不同区域军医机构之间的少有分工、缺乏合作，呈现出混乱的景象。

野战、兵站、后方三个区域遂行卫生勤务除体现了分区治疗原则，还贯彻着分级救治的理念。三个区域具体运行的机制为：野战军医单位无法在15日之内治愈的伤病患，将被送往兵站医院诊疗。兵站医院设置于野战区和后方区之间，“凡十五日以内可以治愈之伤兵宜留院治疗，愈后通知原部队领回；其十五日以内不能治愈者，则后送至后方医院”，由后方区各类军医院实施长期治疗。这样的标准流程似乎容易实现各个区域医药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充分优化，从学理上来说长处颇多。

但问题在于，现实中三大区域军医机构的配置往往处于一种极为随意的状态。具体而言，分属于兵站系统和野战部队两个区域的军医机构，其所在的位置并未统筹规划，多是任意设置且常常顺序颠倒，以至于兵站医院前出至野战区执行卫生勤务；而野战区军医机构却脱离其规定区域，没有正常开展规定的业务。

1940年第二次参谋长会议上，后方勤务部就报告了不同区域军医机构颠倒设置的情况：野战区和兵站区的医疗系统各有分区，本不存在矛盾。然而实际上“过去各战区卫生业务，并未照此办理，往往将兵站卫生机构，移设于野战区，代服部队卫生机关之勤务；更有将军、师野战医院，反置于兵站伤兵收容所或医院之后方”，导致“系统紊乱疗送失时，轻伤变重，重伤致死，是不特使部队战斗力为之减弱，而于人道立场上实亦不容漠视”。

这次会议深入分析了此种乱象的成因：“查迩来兵站各院所多未能依其性质分别服务于其指定之区域。推其原因，实因部队与兵站卫生指挥机关未能切取联络，例如部队迫于情势之需要，径令兵站卫生机关向一方面推进，而兵站指挥机关亦复令饬向他方移动，以致一个下级机关同时奉到数处命令，事齐事楚，无可适从，影响卫勤所关至巨”。把军医机构的配置失当归因于联络不畅，的确不无道理。1943年鄂西会战后，第六战区兵站总监耿幼麟报告说：“（兵站）末地附近卫生机关与野战医院常失联络，在追击时亦未能节节推进，致碍伤患后运”；“通信困难，命令不能适时到达，指挥机关有时疏忽不给命令”。

不过，兵站医疗机构前出至野战区遂行勤务，除了联络方面的问题外，或许更与野战区医疗机构力量过于薄弱有关。虽然在制度上，兵站医院在作战期间确实需要“准备固定性及移动性各卫生机关”，有时候接替前线部队军医院的任务，有时候则在后方收容由前方后送的伤兵病患。但这绝非常态，否则便失去了分区治疗的意义。可惜国民党军从连救护队到军野战医院多缺医少药，不得不将兵站医院挪移至野战区“越俎代庖”。1938年12月蒋介石的密友、名医金诵盘就向蒋介石报告：“战时卫生机构在师以下未能健全组织，在师以上全付缺如，致前方卫生勤务无人指挥、无法监督，不克与后方、兵站密切联络。”1942年的一篇报告直接指出，之所以兵站医院脱离所在区域常常直接置于军、师之后，“因师以上战斗指挥单位之卫生机构组织薄弱，不克独立担任全系统内该阶段治接继后送，及补充工作”，“故无显然野战、兵站区之工作分野”。从这个意义来看，兵站医院前出至野战区代行军、师野战医院之职，一定程度也是不得不如是的应变之策。

兵站医院前出至野战区参与卫生工作，少数时候是主动为部队分担勤务，多数情况下或是被迫的。1940年后方勤务部的报告明确指出：“兵站与部队之间，未能发挥分工合作之精神，致力协同一致之效果，实亦为不容忽视之事实。” 相对于部队，兵站系统的地位向来比较弱势。野战部队在弹药和粮食补给上，倾向于无视兵站的实际能力反复需索，导致兵站系统疲于应付苦不堪言，只得呼吁“各部队长官暨高级幕僚，时予督导，勿存畛域”。鄂西会战时，第六战区也存在着部队“野战医院运用不适当”，导致“卫生机关位置不适当”的现象，此种形势下，兵站医院只得迫于来自部队方面的压力，勉为其难代行其责。

有研究者指出：战时国民党军兵站军医机构与野战军医机构“经常失去联络”；两个区域的军医机构“配置亦不得当”，难免“导致伤兵后送体系紊乱”。可见，兵站医院的前出和滥用，还加剧了伤病员后送无力的状况。此两种弊政恐怕恰恰互为因果，难分先后。陆军大学1945年的《卫生勤务》教材强调：兵站军医机构作为野战军医机构“唯一之后方联络机关”，“若兵站卫生业务涩滞，则野战区卫生机关必伤病充斥，灭杀其作业力，或致不能响应戎机，而失其自然进退之能力”。军官张载宇在战后撰文称：“野战伤运力量既不健全，不得不以兵站伤运输力推进代替，因而兵站伤运机关距末地过远，易与兵站脱节，战况一有剧烈转变，前线伤兵即难后送，兵站伤运机关恒致损失”。最终的结果是，一方面野战区的伤病官兵仍羁留前线，无法得到后送至兵站区得到更为妥当的救治；另一方面，作为中间环节的兵站医院，承受了本不该有的压力，变得不堪重负。

由于军医机构配置失当，伤病后送单位的缺乏，不同区域军医机构随意设置，国民党军队医疗系统分区医疗的运行机制实际并未得到切实推行，军医机构之间的合作和分工存在障碍。野战、兵站、后方三个区域军医机构的总体效能每况愈下。诸多问题相互叠加，使得军队医疗系统的效能与其规模远不相称，国民党军队卫生工作的开展举步维艰，而国民党军队的卫生状况自然难见起色。

结语

抗战时期，国民党官兵健康状况不佳，军人的身体长期受到疥疮、痢疾和疟疾等疾病和时疫的威胁与折磨。这在近代中国医疗社会史上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从晚清至民国数十年间，由各类传染病为主的疫病所造成的死亡阴影，并不单单笼罩在军人和军队头上，也笼罩整个中国社会。相关研究表明，无论是根据地还是大后方，疫病都对普通百姓造成了巨大伤害，甚至影响了人口增长。同一时期的国家和社会所属的各类医疗机构，采取了各种措施对上述疾病进行控制，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民国时期疫病的流行与公共卫生工作的开展紧密相关。与此同理，抗战时期军人饱受疾病困扰，除了营养水平长期低下外，还与军队卫生工作缺乏有效管理密切相关。

其实在认识层面，军队卫生工作的重要性自清末创办新式陆军之时，就得到了政府的充分关注。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不断强调军队卫生工作的重要性。蒋介石在1944年在中央训练团讲演：“军队之建立，必须包括三种要素，第一是指挥训练，第二是军需补给，第三是医药卫生。这三者在军队中都是不可或许的要素，” 而值得注意的是，军人身体素质的重要意义，一再被时人强调。1943年出版的《军医之整理和建设方案》开篇就说：“卫生业务为军队三大要素之一。陆军卫生人员，平时以医药技术，保持军队健康，预防疾病，使官兵体格健壮，精神饱满，以应战时非常之变。一至战时，则除平时工作之外，更负救护医疗伤兵之责，使其迅速恢复，俾保持军力与士气。”陈诚在回忆他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整顿军队卫生工作时说：“身体是精神的基础，卫生是健康的根源。部队由健壮官兵组成与由病弱官兵组成，其能战与不能战之分，人人知之。部队卫生医务作业优良，可使病弱官兵转为健壮；换言之，即使不能战的部队可变成能战的部队，否则反是。”

而同一时期社会上也盛行着与之相背的思潮。一方面，轻视军医的观念依然存在。有论者谓，“早先无人能体会到军医的重要，因为从前我国招兵很容易，化好多钱去医一个不值几许的伤病兵，倒不如招个把新的来得省事呢”；更有甚者，干脆认为“军医只是吃饭不干事，‘吊儿郎当干军医’”。前述叶仲篪关于战时军医的评述文章也称：“军阀招兵自卫，饷需军用，悉以一己之利益为前提，对人命毫无顾及，即军医与军队脱节，自无足怪。”到了战时，将领们“或痛恨军医无能，侧目切齿；或洁身自好，置军队最重要之团体健康于不顾；或观念消极，认为医药工作无足轻重，致令安插人员，滥竽充数：团营以上，名目树立，连排以下，将疾病寄托于天命”。

另一方面，军医救死扶伤的热情其实不高。时人分析：“西医供不应求，他们自视身份甚高，来当军医已是委曲从事，自然不愿因士兵多劳精神”。军委会校阅委员会的校阅建议书也说：“我国医师缺乏，部队卫生人员待遇菲薄，故有学识经验之医药人员，皆不愿服役军队，自行开业”。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抗战时期主流舆论对于军人身体健康以及疫病救治对于军队和战争的意义，给予了足够的强调；然而在人们的意识乃至潜意识中，对军队卫生工作的重视仍显不足。

即便军队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已经被所有人接受和认可，然而其具体落实又是另外一个维度的问题。从理论到实践而言，其多受西方医学的影响，军队卫生工作本身具有的现代性自不待言。而近代以来中国推动的每一项现代化革新，无一不由于物质水平的低下和社会基础的薄弱，在推行过程中遭遇了“损之又损”的现实。在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明面上的装备、编制、技术、指挥，还是深层次的教育、训练、兵役、军需、后勤，都因为客观条件的不足而陷入窘境。相应地，军队卫生工作也未能幸免。在《军医之整理和建设方案》的开头，卢致德就痛心疾首地称：“我国此次抗战军兴之前，军医方面，尚少准备，仓促应付，缺憾殊多，虽经尽力调整，终因人力物力及时地环境等关系，未能完全达到任务。” 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局中人对于军队卫生工作中的缺憾虽心知肚明，但囿于现实医药资源短缺的无力感。

不过，将战时军队卫生工作中的种种问题都归因于思想观念和客观条件，似乎也无法解释所有的现象。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或与人们的知识有关：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内部相当一部分人或许已经知晓军队卫生工作的重要性，但他们在现代军事医学必要的知识甚至是相关的常识上明显存在欠缺。因而在建立起一套结构相对复杂、依赖于系统内部有机合作的军医系统之时，他们忽略了极为重要的后送工作，在运输力量上未能给予充分保障；分区治疗、分级救治、逐次后送等原则，也一再被前线将领所漠视，致使实际运行中不同区域医疗机构被随意设置，影响其不同作用之发挥，以至于军队医疗机构数量上的扩充，事实上成为了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这些问题说明，接受现代医学观念和掌握现代医学知识之间，确实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本文考察抗战时期国民党官兵健康、军队医药条件、军医系统的组织等方面的情况，并不单是为了展示国民党军队的卫生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在战争状态下的中华民国，开展一项全新的事业，进而要求它立刻产生巨大的效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有悖常理的期盼。即便是日本陆军，其军队医疗工作也未必十分乐观。本文通过史料的爬梳，既关注军队卫生状况方面一些为人所熟知的内容，又试图找寻更多不太为人了解的细节，希望上述史实的复原，可以加深今天人们对于抗战时期军人、军队的了解和思考，从医疗社会史的角度进一步了解军队组织与战争乃至战时社会的关系。

[陈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医疗社会史研究》。参见陈默：《缺医少药与配置失当：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卫生工作》，《医疗社会史研究》（CSSCI集刊）第1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为简洁起见，在此省略了原文的注释。

编辑：沈冠瑜帅佳鑫王崇瀚余博豪

审核：辛旭老师沈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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