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文献:尽管全球供应链效率有所提高,但粮食消费变化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

学术   2024-01-11 10:00   北京  

(2024年111)

科学问题

粮食系统推动了全球土地利用、农业生产和其他农业以外的活动,贡献了约三分之一的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粮食供应链从生产到消费各个阶段的排放,对于缓解全球变暖至关重要。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可以调查特定食品在其生命周期中的排放情况,但核算范围不同,结果往往不具有可比性。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可以追踪供应链上的排放,但部门的高度聚合导致其缺乏产品细节。因此,本研究通过实物贸易流方法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评估2000~2019年全球181个国家或地区153种粮食产品消费端的温室气体(CO2、CH4和N2O)排放量及其潜在驱动因素,从而为全球粮食系统的温室气体减排提供政策参考。

解决方法
1. 核算食品消费量

本研究利用Kastner等人提出的实物贸易流(physical trade flow, PTF)方法和FAOSTAT的贸易数据,核算了181个国家2000、2005、2010、2015和2019年153种食物产品的消费量。实物贸易流核算方法通过将消费模式与初级产品原产地明确联系起来,能够基于更高的部门和产品分辨率,为农产品贸易流量提供更详细的分析。

2. 计算排放强度

排放强度的意义是生产单位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本研究基于实物贸易矩阵,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将与食品相关的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农业生产和农业以外阶段(包括肥料制造、加工、包装、零售、运输和工业废水处理)的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包括CO2CH4N2O)分配给植物性食品和动物性食品,从而计算各个产品在不同过程中的排放强度。

图1. 本研究中食物系统消费端排放的核算框架

3. 量化消费端的温室气体排放

结合排放强度和消费矩阵,每种产品消费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如下:

式中,fij=Gij/Pi表示产品i在食品供应链过程j中的排放强度向量,其中Gij为产品i在供应链过程j产生的总排放量,Pi为产品i的生产量向量。ciDMCiDMIi中所占份额的向量,其中DMCi是国内消费产品i的数量,DMIi代表一个国家对产品i的总投入。Li=(I-Ai)-1表示产品i的贸易结构,AiDMIi中的出口份额矩阵,I是单位矩阵。

4. 量化消费端的温室气体排放

为了解食物消费排放背后的驱动力,本研究采用了能源和碳排放研究中广泛采用的结构分解分析方法,通过引入人口变量,将153种产品的全球和区域排放分解为5项,即排放强度、贸易结构、国内供应比率、人均消费和人口。公式如下:

式中,E是指153种产品消费端的温室气体排放,fij表示排放强度,Li表示贸易结构,Ri表示国内供应比率,Ci表示人均消费量,p表示人口

研究结果

1. 全球和国家粮食消费驱动的排放

2019年全球食品消费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最高的五个国家分别为:中国(2.0 Gt CO2-eq)、印度(1.3 Gt)、印度尼西亚(1.1 Gt)、巴西(1.0 Gt)和美国(1.0 Gt),占全球粮食供应链排放量的40%以上(16.0 Gt CO2-eq),涵盖了全球农业食品系统的大部分排放量。在2000-2019年间,与食品相关的全球温室气体年排放量增加了14%(即2 Gt CO2-eq),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口大国消费的增长,如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对排放增长的贡献分别为46%、24%和11%。

从食品类别来看,动物产品消费的大幅增长贡献了大约95%的全球排放量增长,几乎占到食物总排放量的一半,在2019年达到7.9 Gt CO2-eq。许多国家的动物性食品消费排放占主导地位,如澳大利亚(82%)、美国(66%)和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国家(63%)。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例如巴西、东亚),动物性食品消费排放量在总排放量中的比例持续增加,但这一比例在富裕国家保持稳定。谷物和油料作物的消费分别占全球植物产品相关排放量的43%(2019年3.4 Gt CO2-eq)和23%(1.9 Gt CO2-eq)。在谷物当中,水稻排放量占全球谷物排放量的一半以上(1.7 Gt CO2-eq),其中前三大贡献国为印度尼西亚(20%)、中国(18%)和印度(10%)。

图2. 2000年和2019年全球供应链中食品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背景图显示了2000年(a)和2019年(b)国家尺度的消费端排放量。饼图显示了2000年(a)和2019年(b)动物和植物性食品的消费排放量比例,大小代表了18个国家/地区的总排放量。

从人均排放量来看,全世界食品消费导致的人均排放量明显不平等,但这种差距在逐渐缩小。全球食品供应链的人均排放量已从1.8t CO2-eq增加到2.1t CO2-eq。其中,澳大利亚的动物性食品消费的平均排放量最高,2019年人均排放量为 4.9t CO2-eq,其次是巴西(3.0t CO2-eq),加拿大(2.5t CO2-eq)和美国(2.1t CO2-eq)。尽管发达国家动物性产品的人均排放量(1.7t CO2-eq)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这些富裕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人均动物排放量高于西欧,主要是由于红肉消费量增加。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的平均植物排放量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对油料作物(例如棕榈油)和刺激类食品(例如咖啡)的需求巨大。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分别增长了64%和19%,但仍低于全球动物产品排放量(1.0t CO2-eq)和植物产品排放量(1.1t CO2-eq)的人均排放水平。

图3. 2000年和2019年各国人均食品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背景图显示了2000年(a)和2019年(b)国家尺度消费端的人均排放量。饼图显示了2000年(a)和2019年(b)人均动物性食品和植物性食品平均消费排放的比例,大小代表18个国家/地区的人均排放量。

2. 国际贸易重塑了食品排放模式

从进出口模式来看,大多数主要出口国的排放量主要是两类——油料作物和牛肉。印度尼西亚和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油料作物排放出口国。澳大利亚和巴西的牛肉相关排放出口量最多。主要的净出口国中,除高度依赖肉类进口的马来西亚之外,共造成了超过70%的食品排放。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隐含排放量进口国。中国的进口排放主要来自油料作物和猪肉,二者的进口量都翻了两番。

图4. 2000、2010和2019年主要国家国内食品供应和国际贸易中体现的温室气体排放量。a)18个主要国家的国内温室气体排放量与食品消费隐含总排放量的比率。(b)18个主要国家食品进出口所体现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圆圈代表食品消费排放的净进口或出口。

从流动模式来看,2000~2019年国际贸易中隐含的排放量占食品消费端排放总量的比例从14%增加到19%。在2019年有16%的动物性产品和21%的植物性食品排放都是隐含在贸易中的。在研究期内,发达国家的进口排放保持不变(约1.1 Gt CO2-eq),但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从56%下降到39%。而中国已成为最大的进口排放国。发展中国家粮食需求的增加导致主要的粮食出口大国的排放量大幅增加,包括印度尼西亚(+71%)、巴西(+65%)、澳大利亚(+34%)、加拿大(+42%)和美国(+43%)。因此,国际粮食贸易中的排放模式已经逐渐改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图5. 贸易中隐含排放的流动模式。(a)全部排放,(b)动物性食品的排放,(c)植物性食品的排放(单位:Mt CO2-eq)。

3. 全球粮食系统排放的驱动因素

人口增长是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日本和俄罗斯除外)排放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导致全球总排放量增加了30%。受人口驱动排放量增长最多的是南亚(+71%)、撒哈拉以南非洲(+64%)、近东和北非(+59%)以及印度(+42%),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较高。人均消费水平上升是全球排放量增长(+19%)的另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消费水平都对食品温室气体排放起到了促进作用,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9%到中国的+61%不等。尽管其他驱动因素导致全球粮食排放呈上升趋势,但排放强度是抵消部分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使全球排放量减少了37%,避免了额外的5.2 Gt CO2-eq。排放强度由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土地利用变化的排放强度、农业生产的排放强度和农业以外活动的排放强度。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土地利用变化的排放强度大幅度下降,造成了超过5.4 Gt CO2-eq(−39%)全球排放量下降。但农业生产的排放强度和农业以外活动的排放强度的驱动作用使世界的排放量略微增加了149 Mt CO2-eq(+1%)和63 Mt CO2-eq(+0.5%)。

图6. 5项驱动因素对食品消费端温室气体排放变化的贡献。2000-2019年全球(a)和18个国家/地区(b-s)食品消费端温室气体排放变化的5个驱动因素的贡献。灰色条表示总排放量。彩色条形表示不同驱动因素对每个时期全球和国家/区域排放变化的绝对贡献(正或负)。

个人评价

食物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约占全球人为排放的三分之一,评估整个供应链中食品消费端的温室气体排放,并从消费者的角度促进减排对缓解全球变暖至关重要。与以往研究多集中于货币化贸易不同,本研究利用实物贸易流方法追踪到食品的原产地,量化了2000-2019年全球食品消费端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且细分到详细的过程和产品类别,并采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揭示了其驱动因素。然而,本研究在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分配过程中,理想化的均一假设掩盖了国内异质性。此外,本研究的政策建议主要围绕研究期内的结果,而COVID-19的爆发、国际贸易战争和俄乌冲突等意料之外的新变化已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建议是否仍适用还有待讨论。

原文
Title:

Changes in global food consumption increase GHG emissions despite efficiency gains along global supply chains

Abstract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s related to food consumption complement production-based or territorial accounts by capturing carbon leaked through trade. Here we evaluate global consumption-based food emissions between 2000 and 2019 and underlying drivers using a physical trade flow approach and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In 2019, emissions throughout global food supply chains reached 30 ±9% of anthropogenic GHG emissions, largely triggered by beef and dairy consumption in rapidly developing countries—while per capita emission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a high percentage of animal-based food declined. Emissions outsourced through international food trade dominated by beef and oil crops increased by ~1 Gt CO2 equivalent, mainly driven by increased imports by developing countries. Population growth and per capita demand increase were key drivers to the global emissions increase (+30% and +19%, respectively) while decreasing emissions intensity from land-use activities was the major factor to offset emissions growth (−39%).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may depend on incentivizing consumer and producer choices to reduce emissions-intensive food products.

Citation

Li, Y., Zhong, H., Shan, Y. et al. Changes in global food consumption increase GHG emissions despite efficiency gains along global supply chains. Nat Food 4, 483–495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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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春阳教授带领下,北京师范大学“景观可持续科学与地理设计”研究小组坚持可持续科学理念,聚焦人与环境/土地系统,开展不同尺度的景观/区域可持续性研究。自2024年1月起,本号同时发布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持续利用与减灾专业委员会的相关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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