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曾经遭受过多少苦难，而且今天能够不计较旧日仇恨的伟大国家，法国人民只能抱有一种情感，那就是：友谊。”1955年萨特访华时所说的这句话高度凝练了他对中国的深厚情谊，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伴随着他的一生。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是享誉世界的法国著名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存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被誉为“20世纪人类的良心”。
萨特生活的年代是资本主义矛盾丛生、危机不断的时代。20世纪40年代是萨特创作的黄金时期，《存在与虚无》等哲学论著相继问世。萨特的思想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状况，关注人的存在与本质，高扬人的自由与责任，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一度引领了西方思想文化潮流。1952年是萨特政治思想与人生轨迹的重要转折点。萨特环顾世界局势，看到东欧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显著成就，他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改造旧世界的强大思想与实践伟力。于是，萨特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同路人。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登上历史舞台，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艰苦斗争、浴血奋战，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让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萨特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直接接触和目睹新中国建设的过程中，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建设新中国、争取人类和平进步作出的伟大牺牲与成就所触动、所鼓舞，也从中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追求和平的艰辛与不易。因此，萨特毅然站在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立场上，以一种在西方世界中少有的客观公正声音支持新中国。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激烈对抗，西方反华势力极力封锁遏制新中国。朝鲜战争爆发后，萨特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以声援中国。他发表《患狂犬病的动物》，痛斥美国政府滥杀无辜、轰炸鸭绿江，推行麦卡锡主义。1952年12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上，萨特公开表示支持新中国参加联合国，并呼吁东西方和平共处。1954年5月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特别会议上，萨特更是对新中国给予充分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得到承认。这是必须做到的，因为这是符合历史的发展，也就是符合创造历史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的。”萨特的这些正义言论代表了进步人士的共同呼声，为西方世界正确认识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方针，推动形成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并向国外人士发出欢迎“到中国去参观”的邀请。同年9月6日至10月20日，萨特应邀偕其伴侣波伏娃踏上了这片红色热土，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来华期间，萨特和波伏娃到访了北京、沈阳、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深入城市与乡村，目睹了当时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改造、扫除文盲与简化汉字等社会主义建设项目。萨特怀着巨大的热情与善意去观察、倾听、感受、理解真实的中国。他说，中国人民“毫不隐讳困难，也毫不掩饰错误”的坦诚相待，使他对新中国和中国人民充满了信任。国庆当天，萨特和波伏娃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了盛大庆典，感受到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波伏娃不禁感叹：“新鲜就是进步中的中国的显著特点。这种新鲜不时给予人类生活雨后晴空的光泽。”当晚，萨特和波伏娃与茅盾夫妇同坐一桌观看焰火，交谈间他们注意到向大家亲切问候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波伏娃说，“中国领导人最迷人之处，就是他们毫不做作”，“他们不仅令人神往，而且还激发一种日益少见的情感：尊重”。
11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萨特写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在文中，萨特向西方世界介绍了如日初升、爱好和平的中国形象。萨特赞叹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钦佩中国人民“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助合作精神，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称中国将“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同时，萨特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关乎中国的前途命运。他说，“你们走向社会主义，这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了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这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为反对压迫而进行斗争的最终目的，对于现在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来说，都是一个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最后，萨特分析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内在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互相友爱的中国人“决不可能企图发动战争”，另一方面是因为只有和平才能保障“中国所建设的和指出的前途”。
回到巴黎后，萨特用文字再现了亲眼见证的中国真实社会生活，在1955年12月1日和8日这两期《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上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一文，盛赞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同时，萨特比较了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苏联革命结束后引起了社会动乱”，中国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安定局面、通货膨胀被制止、人们安居乐业”。萨特访华在西方世界中引起了很大轰动，法国多家杂志纷纷表示要对他进行采访。萨特接受了《新政治家与民族》杂志社的独家采访，他说道，“我为那里的人民和他们的领袖之间共有目标的一致性所震惊了”，“他们对他们的领袖非常信任，他们正为实现那些简洁明确的具体目标而奋斗”。也因此，“中国的面貌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
1956年，法国《世界报》等几家资产阶级报纸曲意发表了一系列毁谤中国的报道文章，萨特义正辞严地提出抗议，并以事实揭穿了它们的诬蔑。萨特说，“我和吉澜先生（《世界报》记者）是在北京遇到的，他在中国所作的旅行，和我们一模一样”“吉澜没有权利把那些访问中国归来、对中国抱着良好印象的人（新闻记者和作家）说成是‘受了一种巨大的欺骗的愚弄’”。
萨特的这些努力与斗争，让法国人民更多了解了真实的中国。在他的影响下，许多法国友好人士相继访华，共同书写了中法友谊新篇章。即便到了晚年，萨特也没有忘记继续了解中国的情况，在他完全不能阅读的情况下，还请助手把有关中国的消息念给他听。1975年，萨特在《七十岁自画像》长篇谈话中表达了对中国的留恋。他说：“我的余年还愿意去几个地方旅行，其中有中国。”可惜萨特的这一心愿最终未能实现。1980年4月15日，萨特在巴黎逝世。回国后的20多年里，任凭国际风云变幻，萨特始终捍卫新中国的声誉与形象，成为增进中法人民友谊的友好使者。4月17日，《人民日报》发布了讣告，撰文称其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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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4年9月13日第7版
本期编辑：王 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