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很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鉴戒，由国家组织修撰史书形成了良好的“官修史书”传统。唐朝建立后，赓续发扬这一传统，创设了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确立了由宰相监修的制度，具体组织修撰了本朝国史和唐前多朝正史等，推动官修史书在制度建设上达到新高度，在实际修撰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史馆设置及其职掌
唐高祖武德时期，王朝国家初创，因袭前朝旧制，在朝廷秘书省著作局设有史官，置“著作郎”2人，“著作佐郎”4人，尚无史馆的设立。太宗贞观三年（629年）闰十二月，正式在朝廷门下省之北设置“史馆”，“掌修国史，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时政记，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焉”。
史馆是专门的国家修史机构，有系统性的编制设置和明确的规章制度。高宗之后，史馆的官员设置及其岗位职责等逐渐制度化，置有“监修国史”“史馆修撰”“直史馆”和其他辅助人员，分工负责、各守其职。
监修国史职位崇重，是国史修撰的总负责人，主要职责：一是组建修史班子，合理安排修史人员的分工；二是总领国史修撰，决定编撰原则，监督修史过程，保障修史质量。据《贞观政要》卷二《任贤》载，贞观三年史馆设置时，房玄龄“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尚书左仆射是当时朝廷尚书省的长官，职任宰相，即房玄龄以时任宰相监修国史。自此之后，宰相监修国史遂形成定制。高宗、武周以后，朝廷政治中心由门下省逐渐转移至中书省。到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宰相李林甫任职中书省长官中书令，监修国史，“以中书地切枢密，记事者宜其附近”，奏移史馆至中书省之北。史馆设置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而迁移，反映着唐王朝对于国史修撰的高度重视。
史馆修撰作为官称见于玄宗天宝以后，即《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所谓“天宝以后，他官兼领史职者，谓之史馆修撰”。代宗大历之后，史馆修撰一般设置有2人。宪宗元和四年（809年），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入史馆充任史官者，称“史馆修撰”；六品以下官员入史馆充任史官者，统称“直史馆”，又有了“直史馆”的设置。文宗大和六年（832年），史馆修撰的设置编制增加为4人。宣宗大中八年（854年），又废直史馆，增加史馆修撰2人，共有4人。自此，遂以4人为定员。史馆修撰承担具体的修撰任务，包括材料搜集和文本撰写等。
据《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记载，史馆辅助人员有楷书手25人，典书4人，亭长2人，掌固6人，装潢直1人，熟纸匠6人。楷书手负责史书的抄写誊录，典书负责史书的收藏管理，亭长、掌固负责守卫保护，装潢直、熟纸匠是负责装潢和纸张供应的人员。辅助人员的具体设置及其人数多有变化，这类人员也可视为保障勤杂人员，是为史书修撰工作具体服务的。
史馆组织的国史修撰
如前所述，史馆“掌修国史”，负责修撰本朝历史。具体修撰任务主要有四项：一是《起居注》修撰，记录诸在位皇帝的言谈举止事项，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实际为编年体大事记。唐玄宗尤其看重起居注的修撰，《新唐书·艺文志》载有玄宗《开元起居注》3682卷，可惜在安史叛乱中被焚毁。二是《时政记》修撰，一般由“宰相一人专知撰录”，主要记载皇帝和宰相们“仗下所言军国政要”，是在位皇帝的主要政事记录，侧重军国大事。三是《实录》修撰，是在《起居注》《时政记》基础上的进一步编撰，即前述所谓“皆本于起居注、时政记，以为实录”。唐高宗显庆年间，曾撰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至高宗显庆三年《实录》100卷。据学者研究，从唐高祖到唐武宗均有《实录》，共16帝27部，修撰规模巨大。四是《国史》修撰，在《起居注》《时政记》《实录》基础上修撰而成，多为编年体，也有纪传体，体例并不固定。有唐一代，史馆长期坚持了上述四项修撰任务，组织编撰了很多史料和史书，但遗憾的是《实录》中仅韩愈所撰《顺宗实录》因保存于《昌黎先生集》而得以幸存至今，而《国史》史书全部亡佚，今天已无从看到，只是在后晋所修《旧唐书》中摘录保存了一些内容。
官修之“唐修八史”
史馆“掌修国史”外，唐朝官修史书重要的成就还有“唐修八史”。贞观三年，为“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唐太宗下诏修撰唐前周、齐、梁、陈、隋五代史，由秘书丞令狐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史》和《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另令狐德棻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实际上是五部史书修撰的总负责人。贞观十年（636年），五部史书全部修成，称为《五代史》。后来，改称《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和《隋书》，是北周、北齐、南朝梁、南朝陈和隋五朝之正史。
贞观十五年（641年）时，唐太宗指出《五代史》没有“志”，存在明显缺陷，又下诏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世、李延寿等人修撰《五代史志》。经十余年努力，到高宗显庆元年（656年），修撰工作完成，共有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十志”30卷。《五代史志》最先单行，后来附在《隋书》之中行世，即流传至今的《隋书》十志。十志修撰质量上乘，“极有伦理，而本末兼明，可以无憾，（司马）迁、（班）固以来，皆不及也”。十志中的《经籍志》是东汉至唐初古籍流传的总结性著作，在目录学史上地位很高。
贞观二十年（646年），针对当时虽存有十八家《晋书》，但大多体例不完整和散佚严重，唐太宗诏令房玄龄、褚遂良、令狐德棻等人重新修撰《晋书》。新修《晋书》很快修成，共有130卷，系统记载了西晋和东晋之历史，是晋朝之正史。
唐人李延寿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撰成《南史》和《北史》。《南史》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朝170年的历史，《北史》记载北魏道武帝登国至隋朝灭亡的北朝和隋朝历史。李延寿参与过《五代史志》的修撰工作，他在史馆中大量抄录有关资料，所撰《南史》和《北史》使用了史馆的条件和资源，因而获得唐王朝批准列为正史，故此也被视为官修正史。
以上五部史书，加上《晋书》和《南史》《北史》，共计八部正史，被称为“唐修八史”。唐修八史在数量上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是唐朝官修史书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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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4年11月4日第8版
本期编辑：王 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