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啊，今天是2024年9月10日星期二。今年，我要陪你读366本书，今天为你导读第254本《三国前夜》。
太后和民妇；六大家族；太尉的葬礼；汉章帝之志；梁冀的崛起；复归武宣的皇帝；礼教的圣化；党锢之祸；后党锢时代；黄巾始末；鹿与鼎；黎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青年文史作家张向荣重点关注东汉后期桓、灵二帝近五十年的执政生涯，同时全面系统地还原党锢之祸的始末，细致考察党锢中人的心态、目的、行为，解读儒家在其中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士大夫政治”如何定型，为什么从辅佐汉朝走向了辅佐三国。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皇权若只有世俗政权的“治理”而没有“礼制”的融入，势必会对其政权的合法性造成损害，这种“一条腿走路”的模式迟早会产生颠覆性的危机，使地方产生巨大的离心力。黄巾起义的爆发，令东汉的地方豪强名正言顺地武装起来，汉朝也向终结。
汉承秦制。前后汉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本质变化，仍然是皇帝集权、郡县制、律法和编户齐民，此为“旧邦”。但后汉继承了王莽新朝政治哲学的品位，以“旧邦”延续了新朝的“新命”，这是一种“混合政体”，可称之为“秦制—儒教”体制。
汉宣帝曾说过汉朝“以霸王道杂之”的准则，这已经具备了混合政体的框架，但由于前汉在汉宣帝死后迅速滑向了儒教政治，因此这一框架缺乏丰富且实质的内涵。在后汉，“秦制—儒教”体制逐渐充实，成为大家熟悉的礼教。
虽然王莽激进的儒家改革最终失败，但儒家精神在当时已被社会各个层面广泛接受。儒教不再是浮在表面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是渗透了汉家的日常生活、社会观念、地方秩序、人才选举等。
后汉的合法性只建立在意识形态与精英程序之上，绩效合法性所必须的“公共物提供”被王朝转嫁给了一个个的家族。为了剥夺官僚反叛的能力，后汉皇帝不断削弱秦制政权的权柄，架空三公、废郡国兵。
原本向皇帝负责的家产官僚制，经过一层层的家族化，最终完成了统治权的分散，任何官僚都不再具有挑战王朝的能力，这个进程与东汉王朝的自我神化同步，结果就是造就了一个空前合法，却又无比虚弱的政权。
汉高祖刘邦用一把“金刀”斩白蛇起义，汉家风范就此树立。金刀之谶的威力一直在起作用，但其作用呈现出越来越微弱的趋势，直到彻底式微。
汉朝以及秦汉帝国的崩解已成定数，根本原因是皇帝与士大夫的双管齐下。
一方面，汉桓帝热衷于操弄权术，借助宦官实现更严厉的中央集权，继任的汉灵帝则“退国为家”，又对不反对汉朝统治的太平道痛下杀手，从天下的大家长角色，蜷缩到自己小家庭的权力和享乐，主动丢弃了儒家对天下的维系作用。
另一方面，以党人为首的士大夫们为应对打压，更加高扬儒家理想，不畏律法束缚，甚至以违反帝命和突破儒家礼制的方式彰显对儒家价值的维护，此外还有沽名钓誉者对时代风气的推波助澜。这些行为都消解了皇帝和官僚体系的权威。
两相作用之下，“秦制—儒教”政治体制的程序合法性被一步步掏空，待到董卓与袁绍等豪杰议论废立少帝、献帝时，干脆说出了“每念灵帝，使人愤毒”“刘氏之种，不足复遗”的悖逆言论，东汉王朝距离覆灭，只差更强大的家族走出最后一步。
这一步，由曹操、曹丕父子最终完成。曹丕完成了汉魏禅代，但问题是，曹丕采用了比王莽更完备的禅让礼仪，在天下未能归于一统，吴、蜀拒命的大背景下，就像一件皇帝的新装，不能从根本上消弭汉王朝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反而给了蜀、吴两国争相自立的借口。
后汉共12位皇帝，其中9个皇帝都是未成年就即位的，所有皇帝活过34岁的人寥寥无几。因此，皇权交替十分频繁。在皇权交替之际就会产生一个空档期，这时帝国最高权力是在皇后（太后）手里的，但太后又不好直接对接朝臣。
后汉的政治格局就是宦官、外戚两方争权，皇帝年幼时是外戚掌权，皇帝长大后借助宦官的力量扳倒外戚，就是一个轮回。但后汉末年时又插入了一方势力，那就是太学生。
太学生主要来源于官僚集团、豪强地主，但他们进行仕途的道路在汉末行不通了，因为选拔的人不是皇帝，而是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
他们想要把这个权力夺回来。而他们也确实有这个能力。“党锢之祸”的本质就是权力的洗牌。
公元166年，宦官赵津、侯览以及党羽张泛等人在大赦之前违法乱纪，试图通过大赦免除刑法。官僚集团的成瑨、黄浮等人仍旧按律法惩处了这些人，一下子激怒了宦官势力。宦官向皇帝进言，皇帝就重罚了这批官员。成为党锢之祸的开始。
公元168年，在位21年的汉桓帝去世，没有留下子嗣，其堂侄刘宏继承帝位，史称汉灵帝。灵帝即位时只有12岁，他背后的操盘手是皇太后窦氏和新的外戚家族。窦氏的父亲、大将军窦武联络了士大夫集团，诛杀宦官。
由于机密泄露，宦官抢先发难，逼迫窦武自杀。李膺、杜密、翟超等100多位儒生出身的前高官，都被罗织罪名处死。各州郡被逮捕、流放、拘禁的儒生，多达上千人。这些人五族之内的亲朋故旧，凡有为官者，一律被免职，禁锢在家。这就是汉末影响深远的第二次“党锢之祸”。从此，士大夫远离了宫廷政治，开始寻求在地方州郡重新建立根基。
两次党锢之祸后，中朝和外朝残破不堪，皇权不再需要儒学的加持。士人们返回家乡，一边观察形势，一边等待机会。日后在汉末乱世中，曹操、刘备等政治新贵之所以能一呼百应，在地方州郡组建属于自己的政治班底，靠的就是这群士人。他们只是转换了效力的对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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