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学礼教授曾带领美国学生到中国文化遗址现场进行超过30次的现场考察，深入探访中国大汶口、曲阜孔庙、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半坡文化等文化遗址，通过实地考察，打开了文化遗产与历史记忆的大门。本文是2001年郑学礼先生带领美国学生多次实地考察山东大汶口文化之后，所写的文化考察和分析报告；当时还没有这么多的文物和证据，但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逐渐被验证。今日重新刊发，由于当年的照片质量实在有限，今天用央视的考古纪录片，完全覆盖当年的图片。请特别注意，大汶口文化并不是仅仅大汶口镇而是分布在多个地方，兖州、日照莒县、滕州和淮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辐射力是逐步增强，了解这一段文化内涵，会更深入地了解孔子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吸收文化精华之集大成者。
正值中国大陆国庆长假，这篇文章作为文化向导，把泰安大汶口、日照莒县博物馆、滕州岗上文化遗址考察一遍，那将是一个收获巨大的“文化乐游”。好吧，我请来一位世界级的学者给您当导游。文末有四集视频汇总——编者按。
郑学礼 ｜文
历史背景与哲学思考的挑战
在过去的 一个世纪里人类不仅经历过一 、二次世界大战，也品尝 过由于科技的突飞猛进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而未来的新世 纪世界将会有更大变化，尤其在电脑及资讯影响下世界产业将有革命 性的进展，正如全球首富电脑专家比尔-盖茨所言:“未来我们绝对能 够亲眼目睹科技应用所带来的生产力提升。我们现在才刚开始而已， 未来五年产业界将有激进性的进展” (注一)。科技在进步变化，人类的哲学思想是否也在求新求变?过去的一 个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在西洋文化冲击之下，发生了 “中西哲学” 、 “科学与形而上学” 、“德先生与赛先生” 、 “洋为中用” 或“全盘 西化” 等思想的争论。众所周知，中国哲学两千年来是建立在儒家、 道家及佛家思想之上，其中孔子学说尤其是中国及东亚交化的支柱。
山东日照市莒县出土的大口尊，文字雏形
后者又以其严密的家庭社会体系及天地人三才协和的形上思维而著称。这些哲学思想孔子是如何在二千多年前引发蜕变出来的呢？
孔子哲学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孔子与他的弟子生活在春秋战国的动乱时代，跟现在的我们一样急着适应时代，顾虑中国社会文化该何去何从。目前不少学者盛赞孔子开创新的哲学，但也有许多人说他托古改制，心态虚伪。由于儒家思想是中华道统文化的主流，不管人们如何评价它的思想，孔子学说在中国哲学的流变中之定位是了解中国哲学何去何从的指标。
在探讨孔子思想的渊源及流变的时候，以往的学者似乎缺乏具体文物考证其哲学的来龙去脉，以致对他的评价及思想定位不甚明确。就算是以科学考据闻名的胡适之先生，虽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地考察中国文化，也因缺乏实际考古资料，对儒家及中华文化有欠公允的评论。
大汶口文化的考古发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工人们在孔子故乡一带修建铁路时无意中发现了“大汶口文化”。该文化存在于西元前四十世纪至西元前二十世纪，距今约6000-4000年。主要发现地点的大汶口位于山东泰山南部30公里的古汶河边。铁路工人及考古学者们在五十年代先后发掘了133座古墓。后经学者专家于七十年代进行系统精密的科学考察后确认此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内容异常丰富，物质生活及精神思维非常高超，因而将其定名为“大汶口文化”。
原来在孔子未出生至少二千多年前，他的故乡已有极为显赫的文化。并且大汶口文化不只分布在山东一带，其文化范围西至豫北、豫西地区，分布于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并伸展到良诸文化与后期龙山文化的领域中(注三)。这些广泛而丰富的文化遗产，并非三皇五帝或文武周公所独创，而是早已存在于中国一般人民的生活中。以往的汉学家没有福气取得这些宝贵的中华文物，因而没能精确地评论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流向。相信多了解孔子故乡的古文化背景，不但有助吾人对儒家思想的认识，更有助吾人替中国哲学过去及未来趋向把脉。
下面，本文将考察探讨大汶口文化的主要文物，探讨其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的哲学内涵，从而讨论儒家思想及中国文化的发展。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陶鬶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形成
首先，文中将指出中国传统的家庭社会体制在大汶口文化中已大致确立。儒家哲学中“长幼有序”与“男女有别”的基本人际关系，在孔子尚未出生的几千年前已是一般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基本规范。中国人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学建立在天地人三合一的形上思维上，而天地人三才合一在大汶口文化的文物中早已显露出来。儒家的“天”、“天命”与“敬鬼神而远之”的宗教思想在大汶口的精神文化中即已存在。孔子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述而不作”不是保守，更不是“托古改制”的虚伪行为，而是实事求是的作法。也许孔子的伟大不在故弄玄虚，而在实事求是。
本世纪初西方文明大量引入中国，受西方科技的冲击，很多中国学者急着求变以救中国，在“爱国”及迎合“科学”的号召下重建中国哲学。本文也将讨论轰轰烈烈的“爱国”情操及所谓合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往往对中国文化是害多于利。一个学者应实事求是，中国哲学才能适当地开展。
大汶口文化的物质与精神成就
从大汶口文化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出六千年前孔子故乡山东地区已享有高度的物质文化。大量发掘的石刀、石斧、石钟、石棒、骨铲、牙镰、石磨盘等物证明当时农业与畜牧业已十分发达(注四)，所用器具相当精致。养殖业似乎有牛、羊、狗、鸡、猪等动物，其中养猪最为普遍，所发掘的墓地三分之一有猪骨。人们当时享受丰富的猪肉，并能酿酒，酒具精美而多样。纺织业也已发展，出土的骨针、纺轮及陶器上的各种布纹图像显示当时的人已能织布穿衣，过着安逸的定居生活。
八角星纹彩陶豆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约1万年-4千年前）通高27.5 ，口径26，底径16.7。1978年大汶口遗址出土。
大汶口人不只满足于衣、食、住的基本物质生活，也崇尚美丽。现代人所喜好的臂环、手环、戒指、项链等装饰品，大汶口人都有。他们用石头、骨头、玉、角、石片、骨片、玉珠等物制作各种各样的装饰物，甚至用象牙做成细细的梳子梳理头发，并用猪牙制成美丽的发夹把头发束起来。大汶口的女人似乎不亚于现代爱美的女性，穿着美丽而动人(注五)。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彩陶钵——山东滕州博物馆
古大汶口人的精神生活除了表现在因对“美”的爱好而制作出各种艺术品，也体现在他们已具备了“对”、“错”、“善”、“恶”的伦理概念。从一百多座大汶口坟墓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非常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家”似乎是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范畴。在大汶口的墓葬里，夫妇、子女常合葬在一起。像现代中国人一样，古代大汶口的人对家人已形成共生共死的家庭观念。若从考古学角度深入地研究大汶口家人墓葬，我们会发现他们是合葬而并非殉葬，是类似于现代人有夫妇或家庭的墓地，家人先后葬在一起。家人生死在一起才是“对”、才是“好”，人生途经至“善”的境界。
孔子家乡的祖先早已形成“长幼有序”与“男女有别”的家庭及社会规范。合葬的墓不是随便将一家人放在一起，而是按照一定的方向、位子有次序地埋葬。家里的主人是男性，他的尸体摆放在墓的当中。女性埋在右边，其他家人、小孩埋在更右方。这个合葬的次序大概正反映了当时父系社会中男尊女卑的社会情况。群体的头目是社会的主人，应当有威严、有权柄处理一切事务，其他人则处于从属地位。这样社会的问题才能得以解决，社会的秩序才能维持(注六)。
大汶口考古：5000年前的山东大汉身高1.9米
当我们再查看墓中的男性时会发现，家人葬在他的右边，左边则存放着随葬的各种物品，而右边的女性及小孩的周围却空无一物。这无疑说明了当时社会的主要产品由男性生产与主管，社会的分工甚为明显。35号墓，有一对成年夫妇及一个小女孩合葬，男主人处于当中，他的左边摆满各种随葬物，他右边的女性夫人手抱着小女孩，在他们的周围却空空如也，没有任何陪葬物品。大汶口人的墓葬告诉我们，早期中国人已有严密的家庭社会制度。在工作的分配上，循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女性承担扶养小孩的责任。在社会繁杂的事务上，男性主理生产及管制社会流动的物品。这也许是因为男人一般气刚力强，较能从事粗重的劳动，在男人看顾下家庭生活较能得到保障，社会生产力因此得以增长，社会能相对更富庶。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海岱地区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大量文物出土。
然而，在这个以男性为主的社会组织里，并非一切事物都只为男人而设，所有产品专为男人所有。其实，在这个社会里，女性及小孩还是受到保护与尊重。物质文化发达的大汶口人所生产制作的物品许多是为女性而作，例如女性们喜欢佩戴的手环、项链、戒指、女性常用的发梳、束发器等。这些物品葬在墓中似乎是让女人死后仍能使用，继续她们美丽的风采。
男人制作及取得贵重女人用品让家中女性享用。这些贵重的装饰品不可能由每家的男主人自己生产。石质、玉质、骨质、角质的日常用品是由专家或某些有熟练手工的人制作，然后“卖”出去交换不同生活物品以供家中生活消费。因此可见，大汶口文化已有相当活跃的商业活动。而这些商业交易是为社会中男女老少大家所共同享用谋利的。这也说明社会群体的存在与富裕是靠社会秩序及其成员分工合作而来。
大汶口文化的墓葬显示其社会组织分工相当严密，其社会次序上下调和相当严谨。墓葬的整个布局也显示一家大小井然有序，有“全家福”的模样。夫妇相处生死与共“相敬如宾”，呈现“全家欢”的气氛。这种家庭的安详和乐乃国泰民安之支柱及表征。
孔子的伟大与实事求是精神
由此，严格说来，孔子的伦理思想及社会哲学并非创新，它之所以在汉代成为中国实践哲学的主流，并不是因为它新而有理，而是因为其早已被一般中国人所普遍实践过。中华道统不是某一哲学家的发明，也非三皇五帝的圣人所启示出来，在号称五千年中华道统之前，大汶口人已有道统的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
二千多年前当孔子面临春秋战国的动乱及百家争鸣的不同学说时，他“述而不作”，延续着他家乡大汶口文化的哲学，因此很自然地引得他人的赞同。当他深思“中国哲学的未来该如何”时，他不违反民意，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推展符合一般人性的看法，终于承先启后，把他家乡早已实践的大汶口哲学思维传授出来。严格地讲，他的学说既不是由他独创，也非他聪明的弟子所创建出来，而是在他们尚未出生的几千年里，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出来的。中国的主流哲学就是这样从过去流传到未来。任何全新的学说，只能像百家齐鸣时流行，终会像昙花一现，不久就消失了。
山东章丘焦家遗址出土的陶器
儒家思想的源远流长
大汶口人也享有丰富的宗教精神生活。他们的遗留物品显示出他们注重天地人三才调和的形上思维。大汶口的宗教意识似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孔子的宗教观以及几千年来中国民间的宗教信仰与行为。所发现的大汶口墓葬内骨骸的头部大多向东。这显示大汶口人看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大量墓葬的行为表现出大汶口人相当重视死后的生活。今生今世人们要幸福家庭，死后来世也要共享天伦之乐。大汶口人似乎相信来世的幸福有赖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宇宙中占据正确的方位，否则违反自然，扰乱宇宙秩序，必遭恶果。因此，大汶口墓葬里人员老少大小要按一定的方位，每人身体也得朝向一定的方向——朝东，这样死后才有幸福。这种看地理、看风水的宗教习俗一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人民间宗教的信仰。
大汶口文化中期墓葬出土陶器
大汶口文化的宗教信仰
自然不是纯粹的物质，而是有灵有神。不只死后墓葬要找对方位，今生人们也得敬神拜神灵，甚至奉献自己的身体或身体中的某部分给神。大汶口人似乎以拔牙来向神灵进行献祭。身体的奉献不是任何部位都可以当祭物的，而是某特定的部分。从大汶口出土的骨骸看，我们发现15岁到20岁左右的大汶口人普遍缺少两个侧门齿，这应该是献祭给神灵的表示。
大汶口人不但用身体来力行他们的宗教信仰，也用抽象的图案文字来表达他们的宗教信念。从出土的图案文字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大汶口人有自然神的崇拜与超自然神的崇拜。自然神的崇拜普遍表现在敬拜自然界的事物，诸如山、川、日、月等等。超自然神的崇拜则提示人们远离自然，向上仰望，寻求不可明说的超越神——天。
大汶口最早的文字雏形
自然神的崇拜在早期的人类中非常普遍，大汶口人也不例外。自然神的种类繁多而复杂，人类对庞大的自然界产生敬畏，暴雨洪水可以为患，黄河长江经常泛滥，对河川、水的崇拜油然而生，与自然水流和，可辟邪消灾。其实，人没有水不能活，活水是生命的源泉。也因有水，人类能耕作、捕鱼维持生活，早期人类大多依水而居。清凉的水可以解渴，清秀的河川美好可观。爱好美的大汶口人常用水来表达他们的美感及宗教情操。他们制作的物品中常有水或水纹“ ”。精美彩陶纹饰中的抽象图案三角纹“
”即是水的代表，可说是水纹的概括和提炼。水可养生，也可洗净人的污垢。对神灵的祭祀常用净水，洗净人的过错。祭神常在水旁，或水绕着祭坛。祭坛或祭事的地方用方角形图案“又”代表祭祀。出土的彩陶纹饰中“
”八角纹，显示大汶口人对水的敬仰与崇拜。
大汶口人对水的崇拜一直影响着后人对宗教的看法。以水绕方形祭坛成为中国帝王诸侯拜神祭天的标志。中间方形外面圆圈以水绕着的明堂构成，就是大汶口宗教意识的表现。泰山祭神祭天也以此模式进行。
在宗教信仰的崇拜中，神灵当然比人伟大，高于人，愈高的事物愈伟大。地上的高山成为崇拜的物件，高山峻岭成为神灵居住的场所。山岳有神灵且具有神的属性，不祭不利。大汶口人在他们居住地的高山，尤其是泰山从事各种祭拜的宗教活动。大汶口山岳崇拜不只是向自然神的崇拜，也包含着对超自然神的崇拜。他们祭祀不只在山下及山中，更有意义的是在山顶上，甚至超越山顶。
在山下及山中的崇拜是用来敬拜一般的鬼神。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代表人死后向鬼灵安排良好住处，以免受到幽灵的骚扰。祖先的崇拜能安家，永享人间之福。对河川、水及一般自然的崇拜旨在与自然大地和谐，求得在宇宙内生活平安无事，并得诸神保佑增添福分。
但是，在山顶上的崇拜却意味着超大地、超宇宙、超自然的宗教信念。崇拜及追求的物件不是一般自然物，而是比较抽象的天或超越的神。大汶口人用抽象的图像文字来表达这种深奥高妙的宗教思想。
在大汶口文化所在地山东莒县陵阳河诸城前寨遗址中发现“ ”这个抽象形图案文字印制在祭祀用的陶器上（注八）。这也是中国最古老的宗教祭祀语言文字。这个字代表祭祀，在哪里祭祀呢？在山顶上。祭拜什么呢？上面“O”是代表太阳或天，下面代表高山，中间的符号根据唐兰先生是代表火（注九）。整个图案代表大汶口人在山顶上用柴火献祭，向太阳敬拜，向天祭祀。为什么要在山顶上呢？因高山拔地通天，大汶口人在高山上烧火，借山之高以与天相接，进而与天来往。坛建在高山上，含有通向上天之意，在山顶上祭祀表示所拜、所要交往的物件是超越一般大地，这也表示早期中国先民不再只满足于对一般自然物的崇拜。他们的宗教信念与意识已远超过对一般物的崇拜。
天至高无上，比任何神灵都伟大。对天的敬意只有在最高的山顶进行崇拜，才是所有宗教活动中最尊贵的。这种敬天拜天的宗教意识，实际上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主流。山东泰山雄壮魁伟，其山顶一向是中国历代帝王拜天封禅的场所。所谓封禅，是特指帝王在泰山所举行的拜天祭祀活动，上泰山拜天受天命的宗教现象。根据古籍记载：
“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者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伏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俈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注十）
这些记载是否正确，虽无法考证，但泰山封禅的确是几千年来中国帝王以天子身份到泰山举行的重要活动。其目的与大汶口的超自然神崇拜一样，是通过封禅烧柴的仪式，沟通上天，与超越的神对话，听取上天的启示，然后下山按天命行事。能与上天沟通，得到天命的人是最幸福最有权威的人。其天威可制服天下诸鬼神。因此，大汶口超自然神的宗教意识促使历代帝王上山封禅，取得天命，成为上天的使者，继而以天子身份代天行道，统治天下。
大汶口人的宗教意识似乎比我们一般人想象得更高超。他们不只上山找超自然神，更是要超越山顶“往上上”，越过山顶远离高山往上与上天沟通。天下的诸神灵固然值得敬拜，但为了与上天合一，人们得“敬鬼神而远之”。对自然神敬而远之并非主张人本主义的无神论，而是努力向上寻求更高更伟大的神。这超越自然的神不能用一般自然事物来形容，大汶口人就以“O”圆圈的图像代表之。而天“圆”地“方”的宗教形而上学在大汶口文化的图像文字中及其宗教意识中大致已形成。
古时候没有飞机，也没有太空船，如何上天？大汶口人以云上天。于省吾先生在解读大汶口图案文字时，认为大汶口祭祀文中的图像“
”是云气（注十一）。因此，在大汶口遗址出土的祭祀陶文“ ”正表示大汶口人竟想腾云上天，远离高山大地（注十二）。
“”这个宗教符号所要表达的意境似乎比另一信号符号更高、更抽象、更超越。后者当然也代表超自然神的崇拜，但是前者是更彻底的超自然的宗教观。“
”高高在上，对天下诸自然界鬼神“敬而远之”。
孔子的宗教思想似乎便是在这种宗教气氛中孕育出来。他对自然神的崇拜表示尊重，“祭神如神在”。他参与祭祖祭天等礼仪活动，但是他追求更高更超越的宗教意境，向上朝着超自然神的宗教意念迈进，因而像大汶口宗教符号“”所提示的那样，“敬鬼神而远之”。他一生都希望有一天真正能得到天道，如果他真能得道，他也就死而无憾了。
传统帝王的封禅都在泰山山顶进行，后来也许明清时期的新儒学者领悟了先民“”的原意，懂得“敬泰山而远之”，于是将祭天封禅的礼仪从泰山移到北京，另建闻名的“天坛”。一般祭祀神灵的祭坛是“方”的，北京天坛的任何建筑都是“圆”的。这雄伟精美的宗教建筑及其艺术哲学的构思也是大汶口信仰的延续。
孔子思想的当代价值与未来展望
古大汶口文化内容丰富，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很可惜长期以来，它都没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从上面的分析看来，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无论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天等关系的想法，基本上在大汶口文化的活动中可寻找到。几千年来物质文明变化很大，科技突飞猛进，但近代人的哲学及宗教思维却未见得比前人高明多少。
王庄遗址
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的玉覆面
我们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哲学的未来该怎样？二千年前孔子也问了这个问题。当时许多人也思考了同样问题，大家都“急着”替中国及中国哲学的未来把脉，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因而有百花齐放的现象。这些不同的“创意”虽风靡一时，结果却都在历史中消失。唯有孔子的思想虽当时不为诸侯接受，却继续长存，为什么呢？
睿智的哲学思想不同于一般科技的概念与政经的构思，它不是一个发现或一个运动可形成的。它往往是经过许多人的实践，在长久的体验中磨衍出来。从6000-4000年前大汶口文化遗址的考据中，我们可知孔子的学说不是他的创作，也非他弟子的独立思想，而是广大群众由长期实践中得来的。孔子“逑而不作”，是诚实的告白，也是睿智的表现。
本世纪中，很多知识分子急着救中国，觉得孔子的做法太保守，不合科学，不合新思潮。在“爱国”与“科学”的大旗下，发动五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极端的做法，不知有多少宝贵的中华文化受到破坏，也不知有多少优秀的学者受到迫害。
当大家疯狂地想建立新中国而要拆去北京城墙时，有良知的梁思成先生曾感叹地说：“扒掉一座城楼，像是剜掉我一块肉；拆去一段城墙，像是抽掉我一根筋。”他以其慧眼敢于讲出事实的痛心话，却被当成反党边缘，而受批斗。如果我们冷静地思考，如果大家不极端，北京城墙就会留下来。中国的首都将是多么古色古香，一座有中国特色的京城。许多新思维也许可令人疯狂，但可能只是二十世纪或二十一世纪的百家争鸣罢了，五四运动的威风，文化大革命的威力，现在又在哪里呢？
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的遗产，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集体创作。它的未来将按此延续下去，虽然也许会受到批判与修正。以往因交通与资讯的限制，它的影响及分布只在亚洲，未来它将国际化。孔子不是横空出世，乃是总结文化精华。
在此，我要特向北京大学的杨辛教授及山东泰山博物馆馆长刘慧先生致谢。由于他们的帮助与安排，我才能几次登泰山，也才有机会带30多位学生到大汶口的遗址、曲阜及邹县等地实地考察。刘慧馆长提供了不少泰山礼仪及大汶口文化的资料，非常感谢。
注释
1.美国中文《世界日报》，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七日，页A4。
2.请看图一及二。1952年在山东腾县岗上村发现了以红陶为主兼有彩陶的文物，那时学者还不清楚是独特的文化，以为是仰韶文化的东西。1957年在安丘县景艺镇发现同一文化特色的七座墓葬，但学者仍把它归入龙山文化的体系。一直到1959年在泰山南麓大汶口遗址大量发掘文物，引起学界的注意。1962年在曲阜西夏侯也发掘了同样文化特色的文物。1964年考古界正式命名“大汶口文化”。请参考《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二期。《大汶口一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山东安丘景艺镇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考古学报》1959年第四期。
3.请看图三。
4.请看图四、五、六及七。
5.请看图八。大汶口女人爱美如现代模特儿。
6.请看图十及十一。
7.请看图九及十二。
8.请看图十三。这个图案在两处遗址出土的同一器物上出现。请参考高广仁：《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与年代》，《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
9.请参考唐兰，《关于江西昊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七期。
10.《史记·封禅书》，请看刘慧，《泰山宗教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年。
11.请参阅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二期。
12.请看图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