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于1893年，胡适生于1891年，只比毛泽东大两岁。1918年毛泽东还在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已经是当时的著名学者，他因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
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恰好胡适留美归来在北大担任教授。两人在北大有了交集。青年毛泽东因为对知识和新思想的渴求，他对胡适是尊重和仰慕的。在北大时，毛泽东经常旁听胡适的课。
毛泽东曾说过，最喜欢读的杂志是《新青年》，最敬佩的人物是胡适和陈独秀。胡适也被这个勤学好问的“学生”所吸引。不仅给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思想上引导，而且对毛泽东的革命活动也给予了支持。
然而，在抗战胜利后，二人因政治立场不同，分道扬镳。但在中国语言的改革，普及白话文方面，胡适和毛泽东是志同道合的友人。
国语运动
国语运动是指中国从清末到1949年，推行的以官话为基础制定汉语标准语和中国国语的运动。它提出“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口号。
清末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国民如一盘散沙，其中语言不通占主要原因。每个地区都有本地的方言，有的地区之间方言相差极大，换了一个地方，人们就无法交流了。当时因为战争，地域间人口流动大，因而造成了严重的交流障碍。
除了地域间的语言障碍，还有阶层间的语言障碍。自隋朝以来，知识分子都要接受科举考试，要上私塾，学习系统的书面语。官场上官员们的沟通，也有专门的官话。
普通老百姓，因为没有机会受教育，所以不懂汉字，即便是能懂字，但是发音不一样，也不明白意思。这就造成了，说话是一套系统，写字又是另一套系统。
士大夫垄断了书写权力，相当于垄断了教育资源。读书人和普通人之间，从交流上就有很大的鸿沟。普通百姓只能通过寺庙或者观看地方戏，从戏剧故事中，获得一些世间哲理，当作一种教化。
两千多年的积累，语言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割裂。清朝末年，遭遇列强入侵时，国内的普通百姓基本上是文盲，这样的国民素质怎样能抵抗外来入侵者。因此，知识分子们急迫地想要开民智，改革教育。国语的统一就成了首要任务。
国语就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白话文。五四运动的口号之一就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希望国语是怎么说，就怎么写。剔除文绉绉的表达，让所有人能听得懂，讲得出。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和叶圣陶等，都是语言和文学的改革先锋。还有鲁迅以白话文发表了《狂人日记》《呐喊》等小说，奠定了白花文学的基础。
毛泽东与国语改革的结缘
1916 年蔡元培、黎锦熙等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制定国语的标准，创造了注音字母，为了方便教大众学习国语。黎锦熙是汉语言改革家，是毛泽东在中等师范学校上学时的老师。
毛泽东与语言的结缘从读师范学校时就开始了。在学师范时，毛泽东就有改革教育，编撰新教科书的想法。他四处搜集文字学和语言学资料做研究。
遇到胡适后，胡适鼓励他多研究问题。毛泽东列出了当时社会应该研究的诸多问题，其中两项就是 “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和“国语教科书的编纂问题”。
在毛泽东在北大研究中国问题期间，有了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邓小平，周恩来，蔡和森等人都借此机会去的法国学习。这个机会是蔡元培和吴玉章在北京组织的，号召青年到法国见识新的社会制度，学习共产理论。
毛泽东也做了去法国留学的准备。可在临行前，毛泽东又放弃了。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毛泽东要放弃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毛泽东解释说，要有人去外国学习，也要有人留下研究国内的问题。
胡适的态度也是让毛泽东留下的原因之一。胡适的《非留学篇》一文中曾表示，到国外学习的人太多，真正学到东西的很少，学东西也没必要非要出国。
毛泽东也曾找胡适询问，胡适赞成他留在国内的想法。这样毛泽东留下的决心更坚定了。毛泽东留下后，更加专注地研究国语和中国的国情。
后来也证明，毛泽东的语言魅力折服了许多贤士名将跟随他革命，他也是中国共产党内最了解国情、最了解农民的领袖。
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中，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其中的创刊号的宣言中，毛泽东重点强调，这份宣言是白话文。
宣言的第二段说: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 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 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 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这段宣言现在读起来没有什么，就和日常说的话一样。但在那个时候，是从未有过的新派文风。这样接近口语的文字，让更多的人听得明白，唤起了集体的情感共鸣。这也是白话文的力量。
胡适读了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后，立刻撰文表达了赞扬。胡适的肯定，是对毛泽东领导的湖南革命运动与《湘江评论》的极大支持。也使得毛泽东这篇白话文迅速为多家报纸转载。
毛泽东的语言魅力
毛泽东很喜欢讲得深透而又通俗明白，给人耳目一新的话风。他对枯燥生涩和温吞俗套的表达，一向深恶痛绝。在延安时期，他极力整顿党内的语言表达，认为冗长无意义的语言妨害革命。
毛泽东的白话文写作是革命宣传工作的必需，而不是一般的舞文弄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新时代的要求，语言也要跟着时代进步，于是又一波的语言改良运动开始了。
1958 年 1 月，毛泽东起草了一个《工作方法六十条》，要求话风文风都应当具有 “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毛泽东对不合格的话风文风一向是不留情面的批评。有一次，他读到一份经济文件，主张不错，但不满意里面的文字表达。
毛泽东批评说：“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你们是下决心不叫人看的”。
毛泽东敢于直面指出问题，不仅是他身为政治家的气魄，还有他本身就是语言大师。毛泽东创造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词语。
比如：“半边天”“指点江山”“只争朝夕”“为人民服务”等。还有些词语，虽然不是毛泽东原创，但经他改造后成为流行语，诸如“纸老虎”“实事求是”“枪杆子、笔杆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
这些词语，以比喻，象征的方式，从旧语境转移到了中国革命的语境中，有了新的隐喻。毛泽东用他的文学才思和想象力，赋予了这些词语新的生命。
毛泽东的语言理论
关于学习语言，毛泽东有着自己一套理论。首先他认为学习语言要下苦功，要向人民群众学习生动活泼的语言，语言要生活化。
其次，要从国外的语言中吸收可以利用的词汇。因为中国原有的词汇有限，而且新时代中，变化产生了许多新的概念，需要借用外国的词汇来更新中国旧词。
第三，是要好好学习中国古典语汇和典故。古人的东西不是都不好，优秀的部分应该传承下去。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大多数人表达都有“死板”毛病，是因为受到长期文言标准的训话。他发现了民间语言的活力，更有生命力。在对待西方和中国古典文化的态度上，毛泽东不是非黑即白的。
要学西方和中国古典都要吸收，只要是对当下语言有益处的，都要好好学习。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是，学习语言要下苦功夫，这可能是大多数人忽视的要点。
语言每个人，每天都在使用。正因为习惯了这种语言表达，就松懈了对它准确性的打磨。越是容易的东西，越让人掉以轻心。毛泽东提出了认真对待语言，是非常理性的语言学习指导方法。
毛泽东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典范。他熟读资治通鉴，对古典文学也颇有研究。他用白花文创作的近代诗，被广为赞誉。正因为有对典故的积累，才有词语间隐喻 的联想，在创造新词上才可以引经据典。
同时，他自己的语言也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即使到了今天，毛泽东对语言的要求，依旧是党内整顿话风文风的准则。对于普通人来说，毛泽东对语言的要求，也能帮助精进个人表达。毛泽东在白话文的贡献，依然能启迪当代的大众。（图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孔甲丙”所有，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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