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辣滚烫的贾玲暴瘦100斤是否合理？

贾玲在神仙打架的春节档凭一部热辣滚烫杀出重围，上热搜更是家常便饭。搜索框输入关键词“贾玲”，跟上的词条都是“热辣滚烫”“赚了多少”等等。和热度一起来的是大量的群众讨论，绝大部分的讨论都集中在贾玲为了电影暴瘦100斤上。抖音小红书的关联热点基本都关于减肥，比如“瘦了真的会被爱”，“贾玲都瘦了你还在胖着”，“跟着贾玲挑战一个月瘦20斤”‘......

贾玲减肥能轻而易举掀起热度和中国一直以来追求“瘦”的审美脱不了干系。与“减肥”相关的话题天然地更容易引起中国女性、或者说是希望瘦身的人的关注。

更可怕的是，很多人因为这部片子的营销把减肥与女性自强自爱联系在一起，将过度减肥与锻炼意志力划等号。在自我催眠以及对减肥意志的不断加强中，人们在不知不觉间就会陷入进食障碍布下的圈套。步步深入，最后掉入名叫“进食障碍”的深渊，想自救却又无能为力。

像千千万万的人那样

事实上，与“贾玲减肥”关联的主题和进食障碍的特征有着高度重合：人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住，如何去控制自己的人生。

进食障碍患者一个很大特征就是将对人生的掌控欲转嫁到了体重上。相较人生来说，体重是太容易操控的对象了。看着体重称上的数字每天都在下降，人生选择中抓不住的实感在这一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于是许多人就此陷入漩涡

贾玲《热辣滚烫》带来的影响事实上并非特例。当今时代，互联网渗透进了几乎每个人的生活中，其使用人群也逐渐年轻化。对于心智发展尚未成熟的儿童而言，网络媒体容易对其产生许多负面影响，而网络媒体使用下儿童的饮食失调是当下不可忽视的问题。

ISTAT报告指出，在2019年，意大利11 - 17岁的青少年中，85.8 %经常使用智能手机，超过72 %通过智能手机访问互联网（Spina et al., 2021）。与此同时，网络媒体的使用对儿童的消极影响开始逐渐被研究者关注，饮食失调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Holland & Tiggemann, 2016）。

互联网时代，电子产品特别是社交媒体的使用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体意象与饮食习惯（Tiggemann & Slater, 2014）。而青春期正是儿童发生身体变化和身份发展的时期，他们对身体的意识变得更强，也极易受到外界影响（Albert et al., 2013）。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普遍接受的理论框架解释了互联网对饮食减少甚至厌食的影响，分别是社会文化理论，侧重于社会比较下的身体形象担忧（Meier & Gray, 2014），以及物化理论，侧重于过度自我客体化行为下的身体监控（Tiggemann & Slater, 2013）。

根据社会文化理论（Tiggemann, 2011），互联网会呈现当代的瘦美理想，尽管非常极端的瘦美难以实现，但许多人渴望这些理想，导致身体不满（Keery et al., 2004）。互联网对不切实际的理想瘦美的描绘鼓励人们将其内化，并将自己不断与那个理想标准进行比较，从而减少食物的摄入以追求瘦美（Keery et al, 2004）。

研究表明，Facebook使用与身体形象担忧之间存在正相关，这种关系通过与朋友、远距离同伴、名人等的社会比较介导，花费更多时间在Facebook上的年轻女性会更加担忧自己的身体形象，从而进食更少（Fardouly & Vartanian, 2015）。

Hummel & Smith（2014）对被试进行了为期四周的评估，结果显示，使用Facebook过程中的社会比较，预示着四周后更严重的身体形象担忧和饮食减少。此外，拥有更多Facebook好友的女孩，在社会比较中对身体的要求也更高，从而更追求苗条，节食行为也更强烈（Tiggemann & Slater, 2014）。而且，当她们Facebook中的好友数量增加，她们“追求瘦身”的愿望也会增加，从而进行进一步节食（Tiggemann & Slater, 2017）。这些研究均表明，被动地使用社交媒体（即只浏览他人内容而不主动发布内容）会增加社会比较的机会，进而导致身体形象担忧与饮食的减少（Rousseau et al., 2017）。

统计表明，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进食障碍门诊人数从2002年的122人上升到2021年的4281人，20年间增长了30多倍。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进食障碍诊治中心评价道，近年来社会文化中追求数字竞赛的优绩主义和短视频中同质化的审美评价是进食障碍就诊者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进食障碍困扰的往往是对成就要求非常高，有着完美主义倾向，对外表敏感的女性。

社交媒体用户可能会受到风险环境因素的威胁，用户长期暴露于体重污名化的信息，因而高度关注和重视理想化的身体形象，会通过接触和使用滤镜以及照片编辑技术来数字化改变面部和身体，或是控制饮食来满足心理需求，而这会使得社会认知障碍加剧，即情绪状态受损、焦虑增加、身体意象进一步扭曲等（Prince et al., 2022）。

尤其是对于易感群体及患病群体，他们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具备极强的依赖性，当他们从社交媒体中获取负面情绪和社会情绪压力源时，他们习惯性地使用紊乱饮食行为（disordered eating behaviours, DEB）来排解（Guarda et al., 2015），DEB引起的副作用又驱使他们投入更多时间使用社交媒体，建立了恶性循环的周期性关系。

基于此，Prince等人（2022）研究表明，相对于治疗干预而言，应主打预防可控的风险因素，减少用户对网络媒体中相关危险信息的接触，能更有效地防止饮食失调的发生。此外，McLean等人（2016）研究表明，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如“批判性地思考媒体”的能力，可以有效减轻青少年在接触不现实的瘦身理想形象时对身体意象及饮食失调的不利影响。所以培养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以降低风险因素的影响，也是饮食失调干预的有效路径。

社交媒体虽然有可能会加剧进食障碍的发生，但运用得当也可以带来积极影响。身体积极主义，在社交媒体上通常被称为“BoPo”，鼓励人们接受所有体型，挑战了传统社会文化中理想身体意象对极端瘦的盲目追求。Dhadly等人（2023）研究表明，观看身体积极主义抖音视频的女学生经历了身体满意度的增加和负面情绪影响的减少，从而有更规范的饮食。

不仅如此，研究表明，注重鼓励年轻人寻求社会支持的干预方法可以有效减轻社交媒体的使用和焦虑对他们的健康和福祉产生的潜在负面影响，从而让他们拥有更加正常的身体意象以及更正常的饮食习惯（Murley, W. D. et al., 2024）。

此外，家庭系统中的支持也至关重要。研究表明，对父亲的信任显著调节了外貌比较和身体不满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构建与父亲之前的信任有利于让孩子形成更积极的身体意象，从而不易饮食失调（De Coen et al., 2023）。

一时对潮流与热度的追求，带来的是名为“进食障碍”的无底深渊；

被互联网卷席的世界，真正印证了“人言可畏”。

在这个时代，太多人分不清真实与虚假、客观与舆论，

想要成为的样子也被无数的纱蒙住看不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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