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军统，入伍那年18岁。
我父亲是国军将领，他在与日伪作战时殉国，这是我放弃学业加入军统的原因。
军统不是想进就进的地方，李士珍是父亲的朋友，家父葬礼上我直接找到他。
他只问了我一句：
“你想好了吗，这里没有退路的。”
我只回了一句：
“我想好了。”
他把我安排进了中美合作所特训班。
中美合作所由国民政府与美国合办，美国人用最新技术帮助军统培训特工，作为回报，军统会向美国提供大平洋战场上日军的情报。
不要小看军统，日寇偷袭珍珠港的计划最初就被我们破译，美国人对此置若罔闻，才有了珍珠港事件，正因珍珠港的应验，令华盛顿开始重视军统，才有了中美合作所。
切莫被“合作所”几个字迷惑，这里其实很大。我第一眼就被这里的应有尽有震撼了：
高大的办公楼，一栋栋漂亮的小别墅，设施齐全的医院，甚至还有舞厅，不过这些大多都供美籍教官们享用。
合作所到底有多大，看看停车场就知道，单是那座军用停车场，占地就比一所普通高校要大，我们第一次参观时里面约莫同时停了2000辆军用卡车。
后来我去过北平，参观了同为美国佬帮忙建设的清华大学，与合作所相比，无论面积还是设施，清华都更像座窝棚。
但学员日子却很清苦，我们每天7点开始上课至晚上六点，课程分为中国课与美国课，中国课有通讯、情报、化装、擒拿、防毒等，当然也少不了最无聊的政治课，内容主要是三民主义。
中国课比较枯燥，加上中方教官普遍一本正经，同学们都兴趣寥寥，有次防毒课讲到注射麻醉剂（防毒课主要是制毒与用毒，真正防毒的内容寥寥，但总不见得把课程取名为毒药课），教官用兔子作演示，一整管麻醉剂注射进去那兔子还是活蹦乱跳，有的同学忍不住，轻声笑了出来，教官下不来台，满脸通红，好在他反应快：
“同学们，麻醉剂用量要根据对象酌情增减，比如这只兔子体积庞大，需二次注射。”
说着又给兔子来了一针，同学们都哄堂大笑起来。
军统不同于大学，这种情形着实不多见。
美国课一周只有两堂，分为武器（手枪，机枪，肩射火箭筒等）和爆破。
美国课内容偏向实战，教官也比较风趣，有时会和我们打哈哈，所以这两堂课成了每周大家翘首期盼之事。
我记得武器课在周六下午，排在政治课之后，政治课上老师大谈三民主义，同学们却磨起了屁股，等不及下堂课的到来，每次下课铃声一响，大家规规矩矩排队走出门后就再也按捺不住，争先恐后朝武器课的地方撒欢跑去。
（军统毕竟不同于学校，一下课就喧嚣着往外跑是不可能的）
开学一个月后我深刻理解了“军统没有退路”。
特训班的日子很清苦，每天6点起床早操，仅有5分钟起床时间，三餐全是米饭辣椒，每天除了上课还要三次体力操练，同学中不乏我这种从小养尊处优的关系户，有两个吃不了苦的，逃跑了。
军统恐怕是世上最难越的狱，两位结伴逃亡的同学当晚就被抓了回来，美国教官和郭履洲就如何处理此事激烈争吵，郭履洲坚决要求枪毙二人，最后美国教官只保下其一。
那天夜里，后山传来一记清脆悠长的枪声，寝室里没有一个人说话。
那届三个班共有两位同学死亡，另一个是在武器课时不幸被走火的手枪打死的。
戴老板是三个班的班主任，他只出现两次。
第一次是开学典礼，所有中国教官和学员前后排站立，聆听戴老板训话。他在合作所呆了三天后飞回重庆。
第二次是结业礼，戴老板挨个与每位同学握手，旁边副官向他汇报每个同学的名字与成绩。我在那期学员里排名第一，得到了戴老板亲手赠予的派克金头钢笔。
结业礼后我们班教官通知我去戴老板办公室一趟。
我推开他的门，小心翼翼唤了声：
“长官好。”
戴老板笑了笑，示意我坐下：
“还是叫我班主任吧。”
典礼上刚毅冷峻的戴老板，此刻却显得和蔼厚重。
半响后他继续：
“我看过档案了，你今年被中央大学录取，为什么来这里。”
我：“国仇家恨，不得不报。”
戴：“很好，团体决定了，让你去中央大学继续学业，同时开展工作。”
我不知说什么好：“我…”
班主任摆了摆手：“南京现在是敌占区，我们需要更多同志在第一线和日本人较量，你的学生身份是很好的掩护，而且你已被录取了，不会有人怀疑。”
他一句话就让我信服了，不过我还有疑虑：
“可大学那边已开学两个月了…”
班主任笑了笑：“现在打仗，没几个学生能按时报到，我们在中央大学有人，已经帮你安排妥了。”
我站起来，行了个军礼：
“誓死完成任务！”
班主任帮我整了整衣领：
“今晚就收拾行囊吧，明早出发。”
晚上在宿舍，我把那支钢笔内三层外三层裹在背包最里面，从没拿出来用过，直到今天写下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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