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写完湖南，讨论最多的就是江西人，个个由人推己，论起今天江西的衰落，似恨得咬牙切齿。
想起2014年我去南昌讲课，看到街边楼道都十分破旧粗糙，感觉像是到了一座县城而不是一座省城，很是吃惊。
当时我在全国讲课，到处乱跑，没见过比南昌更残旧的华南省会了，印象中只有南宁这么残败，南宁满街都是风风火火咣起咣起的电驴，老城区的房子跟个得了皮肤病的老头一样，一身的岁月朋克感，跟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不过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中国这几年跟磕了药一样疯狂发展，高楼大道地铁广场嗖嗖嗖地建起来，南宁去年见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南昌的破落景象估计也没了。
还记得去别家的讲课费，包括南宁都是讲完第二天现结，南昌那两天的课拖了半年我反复催促才结，估计我不催都准备赖账了，可见确实没钱。
江西在过往确实是非常牛逼的省份，在中国绝对的一线咖位，过往的繁华和今天的凋蔽形成强烈的反差，曾经华南最强省，现在居然混到了华南东部最穷省份，甚至有“环江西经济带”，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由得勾起了好奇心，想解一解这道题。
大家应该都习惯了我解题的方式，就是用经济学视角，勾勒当地的发展脉络。
请系好安全带，现在开始发车。
上篇文章在讲湖南时，我提到安史之乱打乱了国家的经济版图，因为北方战乱频繁，大批百姓南逃，都跑到以前看不上的南蛮区域江西啊湖南啊这些地方来定居，能长居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南方温度下降，其实是全国气温一起降。唐朝中前期关中温暖湿润还可以种柑橘，杜甫的《病桔》就有讲皇宫里面种柑橘这事，开唐一百年北方很少发生旱灾也很少下雪，安史之乱前中华大地突然开始变冷，北方草原民族冷得直打摆子，日子没法过了只能南下打劫，节度使安禄山自然受到重用。
安胖看不懂科学规律，以为自己有上天眷顾，后面忍不住开始膨胀，一不留神就弄出了安史之乱。
人类都是喜温不喜冷的，一到冬天，就连东北老铁都扛不住，急忙忙飞三亚避寒，北方从那时到现在就注定玩不过南方了。
国家经济命脉线从此由东西向变成南北向，中国的经济重镇也从黄河沿线变成了长江沿线。
气候变化才是真正打乱国家经济版图的原因，安史之乱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唐朝中晚期算是江西省经济的萌芽阶段，主要还是得利于“通江达海”这个要素，只是江西不是靠长江，而是赣江，古中国尽量走水路，价格便宜量又足，那时候岭南的货要想卖到北方，最近的路线是要翻越大瘐岭，到达赣江，从赣江到鄱阳湖后入长江，再转运河。
这条贸易线的红利，江西人从唐朝中期一直吃到清朝末年，吃得我们湖南人瑟瑟发抖，又羡又妒。
也是湖南被江西压制了一千多年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这条贸易线上，江西陆续诞生了洪州（南昌）、江州、吉州、景德镇等重要城市。洪州因为太富裕，甚至一度被称为“南都”。
我还没去过景德镇，但一查景德镇的发家史，发现跟我去过的茅台镇是一样的，这里面有相同的经济规律存在。
景德镇和茅台镇是靠瓷器和白酒出名，但其实他们最早的立身之本，是水道上的一个贸易点，景德镇是南北贸易线上的一个点，茅台镇是贵州到重庆贸易线上的一个点，大家最先聚集在茅台落脚，当地酿酒的饭店才会想酿出好酒招特客人，酿着酿着，就搞出了茅台，路经这里的客人，比如红军，又把茅台的名气带了出去。景德镇也是大家到这落脚，匠人们发现了这里的高岭土不错，又有足够多的燃料，容易制瓷，刚好这又在贸易线上，方便将货带出去，才聚集在这里搞起了瓷器。
一个地方发不发家主要就看贸易线，贸易线就是经济基础，茅台酒和景德镇瓷器其实是贸易线上的附属品。
安史之乱杀得北方人心惶惶，大批人逃难到江西，江西人口从天宝元年的55000户上升到元和年间的91000户。五代十国时，江西又属于南唐后方，就跟二战时的美国一样躲过了战乱，人才资本全往江西跑，到宋时江西有500万人左右，大家熟知的宋朝江西名人，王安石、曾巩、晏殊等人，其实都是祖上从中原地区逃难跑到江西来的，属于古代难民，跟爱因斯坦为了躲二战跑去美国一个道理，这些人又是带着家财一起跑路的，帮江西累积了第一桶金。
那为什么跑江西不跑湖南呢？还是因为江西有贸易线，率先富起来。
有北京可选，谁会选铁岭？
有了人才和资本，加上有贸易线基本盘，慢慢就发展起来了。
唐末江西省出了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全江西进士人数跑进了全国第三。
从宋到明几代，江西发展到了历史上的巅峰期。
湖南人再次表示羡慕嫉妒恨。
在说江西的成就之前，我必须先讲清楚江西发展起来的另一大主要原因，当然就是陶瓷。
宋元时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浙江龙泉窑、福建德化窑，瓷器一条经丝绸之路，运往中亚细亚、波斯及地中海东部国家，另一条走海路，那时候航海技术不发达，只能走近海。
据古陶瓷专业学者叶文程研究，海路分两条，一条东洋线，从泉州出发，沿朝鲜西海岸到九洲，或过舟山群岛过东海，从朝鲜西海岸北上开城或去日本；另一条南洋线，从泉州出发经澎湖，南下东南亚，再沿印度半岛到波斯湾，穿红海到埃及。
明代的事就不用说了，《魏忠贤与全球化》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西班牙人意外发家后，南美白银主要就是为了购买中国的陶瓷、丝绸、茶叶滚滚流入了江南和江西土豪家里，而且那时候没有海关这个概念，工商税又奇低，江西人富得流油。
我看很多中国的资料说江西富是因为有木材、大米、茶油、造纸等等特产，这些作者是多么不熟悉经济学，这些产品的产值是非常低的，比不得陶瓷产业的零头，欧洲人当时爱中国陶瓷爱到发癫，在开始搞殖民地前，陶瓷被欧洲人当作高级奢侈品送来送去，拥有一样中国陶瓷可以让这些没见过世面的欧洲土包子快乐得口吐白沫，比今天LV、GUCCI的杀伤力强十倍。
中国陶瓷被国王拿来珍藏，嫁女儿当作嫁妆，将绘有自己画像的陶瓷作为最高荣誉奖给最勇敢的将领，普通平民根本接触不到，欧洲上流社会以穿中国的丝绸、喝中国的茶叶、用中国的陶瓷为荣，中国货都是超级奢侈品，还学着中国人扇扇子，所以西班牙人刚发家时，三分之一从中国带过来的货物都是陶瓷。
一直到十八世纪初，清政府允许欧洲国家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就是著名的十三行，中国瓷器才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欧洲，普通人才有机会用上中国陶瓷，除了把瓷器当茶具、餐具，他们还喜欢把陶瓷挂墙上显摆，现在你们知道在墙上贴瓷器这种莫名其妙的装修风格是从哪来的吧？
这就跟买了辆新车在你面前晃来晃去一个道理。
广州十三行的建立更加剧了江西的富裕，因为只有广州这一处通商口岸，南北货物都从赣江水道穿梭而来，江西人简直躺着赚钱。
不过这时候江西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
江西人有钱之后，就开始搞书院，渗透进政治领域，保证财富安全。
书院是私营的学校，政府不给资金的，由富商、学者自己搞钱建起来的，江西有钱，书院数量一直力压湖南，唐朝时双方还能打平，江西是7家书院，湖南8家；宋朝靠着成熟水路和陶瓷暴富的江西有书院224家，湖南只有70家；经历战乱后，元朝江西有书院94家，湖南21家；明朝江西恢复元气，有书院287家，湖南102家；清朝时江西书院达到了323家，湖南被历史选择，追到了276家。
其中宋元明三朝，江西书院数量一直是全国第一，白鹿洞书院是当时全国第一书院。
书院是生产人才的地方，两宋时的词人，江西有216人，湖南只有17人，明朝江西有2724个进士，居全国第二，湖南只有556个进士，居全国第十五。
江西历史上一共有进士10506人，占全国10.7%，状元40人，占全国8.09%，从唐到清，江西人出了28位宰相，62位副宰相，江西三大书院里的白鹭洲书院，曾在1256年的科考中，出了一名状元文元祥，40名进士，超过全国九分之一，震惊全国，白鹿洞和白鹭洲，简直就是那时的北大清华。
书院培养出了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解缙、朱熹、陶渊明、文天祥、晏殊、汤显祖、陆九渊等牛逼人物，以致于在明朝时有“朝士半江西”的说法，而能给明师重金、维持书院繁荣的，则是赣江水道和陶瓷贸易。
在赚钱和读书这件事情上，我们湖南人曾被江西人虐得死去活来，还虐了一千多年。
直到江西到后面连挨了四刀，才导致江西今天的衰落。
第一刀是陶瓷优势的丧失。
本来全世界只有我们中国通晓陶瓷技术，欧洲人馋得不行，安排了一些教士打着传教的名义来中国偷学制陶，1709年法国一个叫殷弘绪的传教士，靠着跟江西巡抚的关系混进了景德镇，在这里给人免费治病获取了信任，从而能走进窑子里偷学技术，1712年他把学来的部分技术写在一封信里发给法国，但法国不满意，觉得技术不够全面，殷弘绪又在景德镇卧底十年，1722年将制陶全部技术再次用信件发回到法国国内，法国向全社会公开了中国制作陶瓷的技术，制瓷工厂在几年内遍布欧洲，欧洲人从此自己研究制瓷。
也就是说欧洲最早的时候是在山寨中国的技术，后发国家学习先进国家其实都经历过山寨阶段，近代德国山寨过英国，美国山寨过德国，日本山寨过美国，中国山寨过欧美，这些都是工业发展的必经阶段，山寨也是学习成本最低的进步方式，就跟你学写毛笔字先照着大师的笔迹临摹一个道理。
有些蠢极了的中国学者说山寨是我们中华民族没创意啦，我们思想束缚啦，这些学者也不看看他们舔过的欧美祖上是怎么干的。
我以前对法国人偷走中国制瓷技术也挺暴躁的，但现在也想开了，人类文明一定是在互相交流中发展的，技术不可能垄断几千年，他们偷过我们的技术，迟早有一天历史也会叫他们还给我们别的什么东西。
欧洲人搞陶瓷最早是美第奇家族在搞，就是那个资助文艺复兴的美第奇家族，我去意大利时参观过他们家的宅子，不过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家族有多屌，一脸蒙走完了，这个家族收到埃及苏丹的陶瓷礼物后震惊不已，叫了一堆匠人模仿但就是没搞出来，只弄出一种很粗糙的仿青花餐盘。
欧洲人会告诉你是德国奥古斯都二世命令两个炼金术自己研究搞出了瓷器，其实是在吹牛，那两个炼金术搞研究是1706年，法国人殷弘绪六年后才从中国寄回第一封情报，1722年寄回第二封情报才让欧洲人搞懂了中国制陶技术，彻底改变了欧洲陶瓷业，欧洲人不好意思说自己偷学了中国的技术，就编一些故事说自己“再发明了瓷器”，反过来忽悠今天的中国人，显得他们特别工匠精神。
1722年是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刚好这年驾崩于畅春园，年69岁，江西人民不知道，欧洲人正在地球那头读着殷弘绪寄过来的情报，欢快地跳了起来，从此欧洲火力全开，撸起袖子热火朝天准备要挖断江西人的财路。
不过没有中国师傅手把手教导，光有理论知识也不行，欧洲人拿着手头的情报一点点摸索，烧出来的陶瓷还是玩不过江西人，连日本人都玩不过。
多说一句，日本人掌握烧瓷技术是他们万历年间派兵去侵略朝鲜时，掳走一千多个朝鲜匠人回日本才掌握的，这些朝鲜匠人的手艺，又是中国师傅教的。
大家去查欧洲关于这一段时间的贸易文献就会发现，他们自己也在烧瓷，但还是大量进口中国陶瓷，比如十三行是十八世纪初才建立的，后面上百年还在大量进口瓷器，说明欧洲当时要么是质量不行，要么是数量跟不上。
18世纪晚期英国伯明翰有一个民间社团叫月光社，经常月圆时在一起聚会，搞得跟狼人似的，几个人专门研究怎么将瓷器搞起来，社团里的韦奇伍德在英国找到了高岭土，1781年社团里另外两人瓦特（就是改进蒸汽机的那个人）和博尔顿发明了两边推动活塞的双动蒸汽机，韦奇伍德又将这个双动蒸汽机进行了改进，应用到瓷器生产中，结果成功解决了粘土研磨和陶坯制作等非常耗费人力的工作，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英国爆发出了惊人的陶瓷生产力，也把生产成本极大地砍了下来。
韦奇伍德家后人又在1812年发现将牛骨粉加到高岭土中，烧制出来的瓷器更加洁白，发明了我们今天常见的英国骨质瓷器，这种便宜量大质量好的陶瓷开始抢占中国陶瓷的欧洲市场，再后来欧洲陶瓷遍地开花，他们也不再简单地模仿中国，而是加入自己的元素，东西越卖越好，手艺越来越精，江西人的陶瓷生意就此被砍断。
瓷器发展到今天，世界七大陶瓷品牌分别是丹麦的皇家哥本哈根、匈牙利的赫伦、英国的韦奇伍德、德国的麦森、法国的柏图、西班牙的雅致瓷偶、日本的鸣海，竟没有一家中国品牌。
没关系，江西人不哭，我们不是还有连接南北的赣江水道吗？陶瓷的钱没了，水道的钱还在，这日子总还过得下去。
不幸的是，江西很快连挨两刀，水路优势也没了。
就在英国人发明英式骨质瓷器30年后，英国人又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要求五口通商。
以前清政府只开放广州一座城市跟老外做生意，现在英国人要求增加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座城市，这样中国跟洋人做生意，都不用经广州一处地方了，货品也可以直接到上海、宁波分发，因为上海在长江出海口，去上海的更多，这就极大的削弱了赣州水路的流量，赣江沿线城市迅速衰落，上海飞速崛起，进出口总量很快超过广州，成为新的贸易中心。
英国人这算是跟江西老表们杠上了。
江西人手中最后一点黄金资产奄奄一息之际，湖南官员又给江西补了一刀。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接受维新派建议，想修一条北京到广州的铁路，于1897年4月动工，这条铁路原本打算从武汉到南昌、赣州、再下广州，但是谭嗣同突然杀了出来，向光绪上了一篇重要的奏折《论湘鄂铁路之益》，说铁路经江西，有六大不利，江西那边有大瘐岭天险，还要过江，官民又比较愚昧，可能会阻止修铁路，经我家老家湖南，有九大好处，可以收海口、作士气、振商务、运矿沙、组新兵等等，皇上你到底听不听嘛？
皇上听了。
是不是有点奇怪，怎么一篇文章就让皇上改主意了？这文章就写得这么火爆？
本质原因不是文章有多好，而是当时湖南大员崛起，江西大员在朝廷全军覆没，朝廷需要湖南人，就得给湖南一点好处。
湖南大员崛起大家都知道是因为镇压太平天国，湘军冲在最前头造成的，巅峰时全国18个行省有近一半的督抚出自湘军系，那江西大员怎么就全军覆没了？
江西人在朝中的话事人叫陈孚恩，抚州新城人，这哥们也跟曾国藩一样回乡搞团练，因救南昌有功，咸丰三年赐顶戴花翎，之后回到中央，一路高升，咸丰八年任代理兵部尚书，九年任户部尚书，十年任吏部尚书，掌管满朝人事，和当时领兵部尚书衔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平起平坐。
这是最后一个江西在朝廷里说得上话的人，不过陈兄手气不佳，1861年，咸丰帝去世，留下八位顾命大臣照顾慈禧孤儿寡母，我们都知道，从古至今，顾命大臣没一个有好下场，慈禧联手恭亲王将顾命大臣通通打倒，这时发现陈孚恩平日跟八大臣里的肃顺、戴桓交好，看着眼烦，那就一起打包发配新疆吧，多个人多个笼子而已嘛，最后陈孚恩死在了新疆。
既然陈孚恩被干掉了，那跟他平时交好的江西大臣顺便一起推平，江西从此在京城没有一个三品以上的京官。
江西的文脉至此被切断。
一千多年的红利终于吃完了。
所以当湖南人谭嗣同上折子说京广铁路要从湖南过不从江西过时，朝廷里大半湖南人纷纷点头，个个都说有道理，皇上一看，没一个江西人出来说话，江西要员都被清空了，得，就给湖南人一个面子吧，也省得耳根清净。
京广铁路便改为经湖南，不经江西。
江西最后一丝回血的机会都丧失了，等到京九铁路通车，那都是1996年的事情了，黄花菜都凉了。
按道理说，江西的两大财源被切断，好歹上千年还是有些积蓄，不可能这么快就崩盘的。
太平天国表示不服，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这是将江西吃干榨净的最后一刀。
太平天国十几年战争，江苏死亡1679万人，浙江死亡1630万人，安徽死亡1700万人，福建死亡449万人，江西死亡1172万人，湖北死亡500万人，湖南死亡200万人。
江苏、安徽、浙江也很惨，这个先放一边，今天只聊江西，江西一省就损失了48%的人口。
1851年，江西人口2451万，湖南人口2140万，一百年后的1950年，江西人口1493万，湖南人口2986万人，可见太平天国战争中江西损失有多惨烈。
但是在江西战场，石达开的军队似乎比湘军口碑要好得多，根据《纪平江勇事》、《湘军志》的记载，湘军在江西到处烧杀抢掠，而石达开的军队并不骚扰百姓，《纪平江勇事》是地主家庭出身的邹树荣所作，本应该是痛恨太平军的，《湘军志》则是湘军自己人写的，这两份文献对江西战场的描述真实性相对较高。
江西省各县志里也有一些记载，说湘军在江西“连土匪都不如”，湘军从九江打到南京，打下一城屠杀一城，一路屠过来，据说可能一共屠了上百万人，1858年攻下九江后，将守城太平军及家属两万多人杀光，又大杀城里百姓，连湘军将领彭玉磷都受不了了。（《克复九江屠城》）
湘军在江西之所以这么狠毒，主要是为了钱。
湘军是不领朝廷工资的，但打仗极其耗钱，维持巨额战争开支，全靠向民间伸手要，湘军们当然不放过富裕的江西大户。
根据袁首乐《湘军经费清单的发现及意义》记载，1853-1857年，湘军军费246万两，江西分摊了180万两，湖南分摊了66万两；1858-1860年，湘军军费159万两，湖北分摊了70万两，江西分摊了66万两，湖南分摊了23万两；1860-1864年，湘军军费1354万两，江西分摊了774.8万两，安徽分摊了300万两，湖南分摊了280万两。
那这个军费具体是怎么分摊下去的呢？
《湘军志》里说主要方法是“捐输”。
翻译一下，就是有礼貌的抢劫。
湘军会冲到各省大户那里，跟他们说朝廷会给你封官，或者给你奖赏，还不快谢恩，另外麻烦你自愿捐点银子上来，不捐，你看我手里这把刀快不快？
郭嵩焘曾经主持过这项工作，在汉口、衡阳都搞过劝捐总局，各州、县还有劝捐分队，大家拿着刀挨家挨户找人收钱，没银子的就抓去服劳役。
后来刮地皮刮了几次，实在没钱了，就在各省收买路钱，一般各省是1%－2%，江西最狠，收10%。1858年开始推广买路费，1869年时，全国的买路费一共收了1230万两，足够湘军一年开支了。
经历过太平天国和湘军的动荡后，江西从此元气大伤，加上搞不定京广铁路，江西的两大财源自此断绝，上千年积累的财富也在战争中被湘军抢光，战争期间江西的科举也停了，连人才都从此断绝。
简单点说，陶瓷、水路的断绝使江西不再有增量，太平天国动乱挖了江西的存量，京广线则断了江西的希望，这是江西衰落的四大主因。
元末明初的战争损耗、国立中正大学的肢解、江西填湖广的人口迁移、陈孚恩站队失败，都是次因，只要财务情况良好，江西是可以恢复元气的，但江西的财源断了，才是真正折断了江西的主心骨。
从此江西一蹶不振。
写到这里时，突然发现，江西代表的是华南的文气，多出文人，而湖南代表的是华南的武气，多出将领。
当历史走到170年前时，国家陷入动乱，擅武的湖南人，才因此占据了江西本该有的位置。
不过今天的江西也没有大家想像得那么惨。
2019年江西GDP24757亿元，排在全国第16位，相邻省份里，湖北第7，湖南第9，安徽第11，2019年江西的固定资产投资排在全国第13位，相邻省份里，湖北第5，湖南第6，安徽第9，整体数据不算差。
大家看上图的数据，以江西现在的增速，超越辽宁、陕西还是有较大的希望，估计两三年内将会上升到全国第14位。
江西的高铁里程现在也排在全国第六位，因为交通便利，还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今年的中秋国庆长假，江西的旅游收入排在全国第五。
可见以江西现在的情况，要超越湖南、湖北还有较大差距，但是要往下掉，也不太可能。
可能要在全国第14名的位置上待上好长一段时间，虽然不能再回到古代的巅峰状态，但做一个安静的中上水平省份，也不算一个太坏的选择。
每个省有每个省的宿命，当宿命来临时，坦然面对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