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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管去想象，那是一座令人心驰神往的，如同月光城堡一样的建筑。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无与伦比的杰作。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中期，起初是康熙皇帝爱新觉罗 •玄烨赏给皇四子胤禛的一处花园，并御赐“圆明园”匾额。康熙四十六年（1707）已经初具规模。据《康熙实录》记载：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康熙皇帝首次来园进宴，这也是对圆明园最早的文字记载。圆明园最初占地不过 20 公顷，胤禛即位后，圆明园逐渐成为离宫型皇家园林。自雍正三年起，先是在原来的圆明园南部建起宫廷式的殿宇，并颁发诏书。此后，又向北、西、东三面大加扩充，面积达到 200 余公顷的大型宫苑。到乾隆九年（1744）最终形成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此后，于乾隆十年至十六年（1745-1751）建成长春园，乾隆三十五年又将傅恒父子旧园并入，定名绮春园。连同圆明园在内形成了圆明三园。从雍正三年（1725）雍正皇帝将圆明园升为离宫御苑，到咸丰十年（1860）圆明园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代皇帝 135 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建成了一座人间仙境，各种知名景群一百多处，其中不仅移植江南和北方众多名园胜景，还将西洋建筑很好的溶入进东方园林之中，乾隆皇帝称为“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与逾此。”其盛名甚至传到了欧洲，并誉为“万园之园”和“东方凡尔赛宫”。可惜这座举世瞩目的皇家园林最终于咸丰十年（1860）毁于英法联军之火。一代名园虽毁于大火，但其皇家园林禁地的地位并未改变，任何人依旧是不得进入。圆明园在被毁前并没有影像存世，目前已知最早进入圆明园并拍照存世的是德国人恩斯特·奥尔末（Ernst Ohlmer，1847-1927）在1873 年拍摄的一组西洋楼残迹照片。随后诸多外国摄影师留下了不少圆明园的旧照片，下面让我们重新来认识一下百年之前被毁之后的影像。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军随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常被认为是圆明园未毁前的唯一照片。因为在照片底部，一行清晰的英文是摄影师留下的手迹。它的中文意思是：皇帝夏宫——圆明园，北京城郊，摄于1860年10月。按照作者的标注，它的拍摄时间，恰好在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劫、烧圆明园之前，如果所记属实，这张照片的价值毋庸置疑。
然而，可惜的是，尽管白纸黑字，但这张照片拍摄的还真就不是圆明园。而是颐和园六座城关之一，昆明湖东堤北端的文昌阁。比托弄错了。1. 谐奇趣南面。谐奇趣建成于1751年，是西洋楼景区最早的建筑。奥尔末的这张照片由谐奇趣东南朝西北方向拍摄。画面上可以看到，主楼的屋顶已经坍塌了，但建筑主体受损还不严重，券口的雕花装饰和楼梯的栏杆也基本完好。到1922年左右，主楼已变成一片瓦砾，墙面大都倒塌，只有少数石柱还矗立着。现在，从圆明园遗址公园内遗留的大量石制构件上还能看出原建筑大致的格局。2. 谐奇趣全景。谐奇趣的南边有一片湖面。在西洋楼最具光彩的乾隆时代，湖西有一座西洋装饰风格的石桥及拱门，它们与音乐亭、连廊以及装饰着大量琉璃的主楼一起倒映在水中，成为西洋楼一景。在拍摄这张照片的1873年，湖中似乎已经淤塞，长满了杂草。西洋楼并非皇帝日常起居和办公的地方，所处位置又偏居长春园东北角，而自嘉庆时起，整个圆明园建设的重心已移至长春园以南的绮春园，所以这处湖面可能早在圆明园被焚毁之前就已经淤塞。 3. 这张照片在谐奇趣东侧的小山上向西拍摄，可见主楼东立面的装饰非常丰富。在主楼南侧伸出的平台上，原有西洋石狮一对，照片上已经看不到了。两只狮子都倒在下面的废墟里，至今还能看见。 4. 谐奇趣音乐亭。这张照片在谐奇趣主楼南侧楼梯上往东南拍摄，可见部分主楼楼梯、连廊和东侧的音乐亭。由图中可以看到，音乐亭呈八角形，内部有楼梯可以通达二层，窗上饰有西式雕花。连接主楼和音乐亭的连廊是由一组券门组成的，上方以洛可可风格的蔓草装饰。 5. 花园门。谐奇趣北面的花园门是连接万花阵的入口，透过门洞可以看见远处万花阵入口两边的石柱以及中央的西式亭。花园门是很新颖的西洋样式，无论整体的外观还是大理石构件的线条都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迥异。不过券门上方的兽首还是中国传统样式。万花阵是一个西式迷宫，照片上能看到的圆顶亭以及周围的迷宫后来都被复建，不过花园门以及两边的围墙看不到任何痕迹了。圆明园被焚毁后，地处整个园子东北角的西洋楼因位置偏僻，看护稀松，又有美观的建筑留存，成为外国人来到北京的必游之地。6.谐奇趣北面原是一个小广场，东边为养雀笼，西边是为谐奇趣前后喷水池供水的蓄水楼，北侧是通往万花阵的花园门。广场中心原有一个小型喷水池，四方有通往周边各建筑的石甬路。从照片上看，喷水池中的喷水塔已经倒塌，四周长满杂草。几年后，在1877年托马斯·查尔德拍摄的谐奇趣北门照片上，喷水池上的一些小装饰件也已经看不到了，再后来这座水池被整体移走，1987年才回复原位。现在谐奇趣遗址上还能看到主楼北侧楼梯下的夯土台基，一层大门的门楣也静静地躺在遗址的一旁。7、观水法的石屏风。观水法是皇帝观赏水景的座席，位于大水法南面。它是一个坐南朝北的平台，台上最初设有一个十分奢华的宝座，座后是五面石屏组成的弧形屏风，即照片上看到的这个建筑。这五面石屏上的图案与常见的屏风或墙面装饰很不相同，上面雕刻的既不是花鸟虫鱼，也不是传说故事，而是军旗甲胄，刀枪火炮。这张照片由石屏风东侧向西南方向拍摄，屏风前的宝座和铜鹤已不知去向，只有一个歪倒的底座。较远处可以看见西侧的钟形门。1910年前后，这五块石屏风连同另外两座石塔曾被园内太监盗卖时被贝勒载涛发现，喝止之后将屏风运往其朗润园。1920年燕京大学购买了朗润园，这七块石雕一直被丢弃在湖滨，到1987年才置回原位。8. 大水法。“水法”即喷泉，“大水法”就是大喷泉，这是一座专为观赏喷泉建造的大型水景，主体是一座西式牌坊，即照片上看到的这座洛可可式门形建筑，实际上在它完好的时候，门内是一个石龛，上面有七级水盘，有水从顶上层层落下。牌坊紧靠在远瀛观台基之下，牌坊前面原本是一个大型喷水池，池中有铜鹿、铜狗、翻尾石鱼等各种动物形状的喷泉，不过此时喷水池已经完全被荒草掩埋，只能隐约看见大理石砌成的水池边缘。今天人们看到的大水法基本上还保留着它的主体结构，与照片上相比，除了顶上的装饰没有了，另外一个差别就是左边的石柱只剩下半截。这幅作品最有价值的一点是这张照片是目前存世唯一一张大水法石刻上还镶嵌有琉璃构件的，在奥尔末拍摄完这张照片不久，这些精美的琉璃构件就被人为的进行了破坏和倒运，我们今天来到大水法遗址上已经看不到任何琉璃构件。 9. 海晏堂一角。这张是奥尔末拍摄的海晏堂西南角，这张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将圆明园西洋楼的线法墙清晰的记录了下来，这也是目前已知唯一一张记录十九世纪西洋楼线法墙内部的老照片，其学术和收藏价值都很高。海晏堂是西洋楼景区内装饰最为精美的建筑，据前人考察，“墙隙处俱嵌五色琉璃蕃花，抹浅粉红灰，其上顶覆孔雀绿色琉璃瓦”。从照片上能看到门窗及栏杆上精美的雕刻以及墙上镶嵌的琉璃装饰，在墙垣的上方还能看到一些深色的屋瓦。在乾隆时绘制的西洋楼铜版画中，海晏堂主楼西南角外左右分别种有一棵松树和一棵不知种类的阔叶树。在这张照片的左侧我们能看到松树繁茂的枝叶，画面正中的这棵树在北京初冬的季节里展示着它苍劲的枝干——很可能在海晏堂初建成最壮观的时候，它就是那幅美景中的一个构成元素。10.方外观位于养雀笼的东边，建成于1759年，曾被用作乾隆的维族妃子容妃做礼拜的清真寺。这幢建筑规模相对较小，高两层，面阔三间，与周围的花园、雕刻精美的石桥、八角凉亭、池塘以及南面一字排开的五竹亭一起，共同组成一处精巧的园林景致。这张照片由方外观东侧向西拍摄，从这个角度能看到主楼两侧的月形台阶上异常精美的栏杆。方外观的屋顶是重檐庑殿顶，从等级上来说高于谐奇趣采用的单檐庑殿顶。方外观前原有一条小河，照片上还能看到石砌的河岸，现在方外观遗址前也能看到深约一米的河道，从照片上来看，河道在当时就已经干涸了。11.海晏堂位于方外观以西，是西洋楼景区规模最大的建筑。它一反传统而正门朝西，面阔十一间，正门外有多种精美繁复的装饰，包括安放有十二兽首的巨型喷水池，弯曲的楼梯和精雕细刻的栏杆，分置水池左右的西洋样式八角石鼎，还摆放了几尊太湖石。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楼前的水池里已经长满了杂草和树木，主楼门窗都已烧毁，通过上层的窗口能看到东边蓄水楼的屋顶。这个蓄水楼是整个西洋楼东部景区的总水源，除了海晏堂各大小喷泉，东边远瀛观、大水法的喷泉也由这里供水。海晏堂门前喷水池中的“大蚌壳”因为体积巨大，难以搬动，现在还在原处。台上两边连接水道的两块精美的石雕，现在放置在北京大学西门内。12.远瀛观建成于1783年，与南面的大水法、观水法可以算作一组景点，位于海晏堂以东，线法山以西。这张照片在大水法北侧的平台上向北拍摄，可见远瀛观正门和门上的钟形装饰，门内还能看到堆积的砖瓦残件。远瀛观原有高出钟形装饰约一倍的三层庑殿顶，上下两层覆五色琉璃圆光瓦，中间一层用金色鱼鳞瓦。加上外立面繁复的雕花及琉璃装饰，可以想象在它完好的时候，这幢建筑一定极其华丽。门外两根以高浮雕装饰的石柱上刻有蕃花和葡萄图案，雕刻精美，“深及三寸”，此种形式的石柱与西洋建筑中的柱子简洁的柱面相去甚远，倒是与传统的盘龙柱出如一辙，纹饰也很符合乾隆皇帝的审美。门外左右须弥座上原有一对西洋石狮，此时已不见踪迹。1877年，英国人托马斯 • 查尔德拍摄了圆明园。他拍摄的每张照片都有其签名、编号和拍摄时间。对比奥尔末拍摄的谐奇趣，查尔德虽然只晚到了圆明园四年，但此时的谐奇趣遗址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仔细对比两者照片可以发现谐奇趣的二楼西洋围栏已经消失。此时的远瀛观比起 1873年德国人奥尔末拍摄的照片有很大变化，远瀛观大门上方的雕刻已经无存。查尔德还习惯找一个人出现在照片中作为建筑比例的对比，这点也为我们今天了解计算建筑大小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依据。法国人皮瑞1877年第二次拍摄的谐奇趣主楼北侧及楼梯。从两张照片可以看出主楼北侧已经被破坏得很严重了，三层几乎已经无存，二层的三个拱门仅剩下两个，中间的拱门已经完全损毁。楼梯下方的精美砖雕也已经开始遗失。仅仅过了三年，西洋楼这里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如谐奇趣前后楼梯上的扶手、大水法上方的琉璃构件、远瀛观上的西洋花纹构件已经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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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摩尔于1877 年拍摄的线法山八角四券西洋亭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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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摩尔于1877 年拍摄的线法山西牌楼局部。从拱券中可以隐约看到线法山八角四券西洋亭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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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摩尔于1877 年拍摄的线法山东牌楼局部。这也是目前发现的仅存的一张线法山东牌楼照片。
中国摄影师赖阿芳于1879年拍摄的廓然大公殿，是目前已知拍摄年代最早的圆明园未毁木构建筑照片，现藏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廓然大公规月桥，这座桥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侥幸没有被烧毁，但是却在八国联军侵华时被破坏。谢满禄，法国人，出生于1849年5月31日，1880—1884年间，任法国驻大清国“法兰西全权大臣公署”署使一职。在1882年前后，谢满禄买到了十二兽首中的鼠、牛、虎、兔、龙、马、猪等七个，但在运输回国过程中猪首、兔首、鼠首被窃遗失，只有牛首、虎首、马首及龙首被带回法国。谢满禄给它们分别拍摄了照片，其中龙首形象是首次被发现，这批照片对研究圆明园兽首当年的流散过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谢满禄圆明园知过堂，蛋白照片，1882，12×17.5 cm.这件谢满禄拍品为圆明园著名的四十景之一的濂溪乐处景观中的“知过堂”。濂溪乐处，亦称慎修思永，圆明园四十景之一。是一处山拥水抱的园中之园，主景居于岛上。正殿为慎修思永殿，知过堂在慎修思永殿后，大殿七间接前抱厦五间，其抱厦内明间雕漆隔扇上悬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御书“知过堂”匾。知过堂原仅为一卷，乾隆四十七年 (1782) 才改建成为两卷大殿。濂溪乐处 慎修思永殿 1882年，谢满禄[法]拍摄圆明园四十景之濂溪乐处，红框中建筑即为慎修思永殿。圆明园濂溪乐处景区因为四面环水，在咸丰十年（1860）的英法联军劫掠中得以幸存。谢满禄在1882年游览圆明园遗址时将此建筑用相机记录了下来，这也是目前仅存的一张知过堂老照片。因为英法联军在1860年纵火焚毁了圆明园，虽然有部分圆明园景区因为偏远或位于湖区中心而幸免，但数量较小，而且被毁后圆明园依旧是皇家园林，闲杂人等不得靠近，更别说拍照了。所以圆明园现存大多是西洋楼地区的西洋石质建筑遗址照片，圆明园中式木构建筑照片存世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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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谢满禄于1882年前后拍摄的舍卫城大门，此时的舍卫城大门基本保存完好，雍正御笔 “舍卫城”清晰可见，舍卫城大门前的牌楼夹杆石也还在原址上。对比右图拍摄时间为民国中期，1921 年9月至1922年11月陆军十六师曾多次派大批车辆、人员拆毁舍卫城残余城墙，这张照片是日本人常盘大定、关野贞在这次浩劫之后拍摄的。如今，舍卫城遗址仅存东西北三面残墙，建筑基址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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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前后的魁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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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前后的谐奇趣主楼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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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前后的谐奇趣北侧，原本三层的楼层被拆得仅剩下不到一层半，东西两座八角楼厅也被拆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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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前后的大水法和远瀛观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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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前后的观水法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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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前后的东岳庙（仁育宫）及正殿“玉宸宝殿”（无粱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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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前后的长春园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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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前后的长春园海岳开襟。当时此建筑尚保存完好。这张照片是谢满禄登上海岳开襟岛进行拍摄的，是目前发现的仅有的海岳开襟被毁前的木构建筑照片。
1882年前后长春园海岳开襟配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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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前后的安佑宫外层宫墙北面内侧，中列三座琉璃券门，各面宽5.44米，进深 3.84 米。谢满禄应该是在安佑宫内部由北向南拍摄的此门。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拍照时安佑宫和石桥尚保存完好，两者后均毁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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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前后的后山四大部洲，此时的香岩宗印之阁已经被毁，遗址尚可看清。在照片的左上角是善现寺，此时善现寺的东配楼和三摩普印大殿都还在，慈禧重修颐和园后三摩普印大殿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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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前后的静宜园昭庙遗址及后面的部分琉璃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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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前后的线法山西门遗迹，从照片上能清晰的看到线法山上还有没有被完全毁坏的八角四券西洋亭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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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佑宫华表
现存的圆明园中式木构建筑照片大多都是谢满禄在1882年拍摄的。这些老照片清楚地呈现了这些建筑都还未被彻底破坏之前的状况，打破了以往圆明园的中式建筑仅停留在文献记载或是画作中的呈现方式，让人可以一睹皇家园林曾有的辉煌气派。
1900年代
美国人克拉伦斯·尤金·雷尼诺恩（Clarence Eugene Le Munyon）1902 年左右拍摄的养雀笼全景。因为是全景，拍摄时间又较早，可以看到谐奇趣蓄水楼和迷宫小蓄水楼等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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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趣园正面
在圆明园被毁后，遗址仍然属清廷管理，任何人未经容许，不得进入，但西洋楼景区却被清廷彻底遗弃，一片残垣断壁，是当时北京城很多留京外籍人士探古寻幽的最佳之处。很多外国人都喜欢来西洋楼遗址来拍照聚餐。每到周末或假日，西洋楼总会有一些西方人从城里不远千里的来到海晏堂旅游，上面这张照片就反映了当时一群西洋人在海晏堂北面聚餐。从照片上中国随从的服饰和头上的辫子来看，拍摄时间应该是清朝末年。洋人一般是提前从城里的中国馆子请好厨子和佣人，这些厨子和佣人会提前准备好食物，然后背到西洋楼伺候这些洋人用餐。此照片拍摄的时间大约是在民国早期，摄影师是站在海晏堂南面的山坡上由南向北拍摄的，此时海晏堂蓄水楼及南面的西洋线法墙还很完整。法国人阿尔费德·杜帖特（Alfred Dutertre）1909年拍摄的正觉寺，拍摄地点位于正觉寺山门西南角。从照片上来看，正觉寺虽然经历了1860年和1900年两次浩劫，但仍然保存完好。山门和鼓楼如故，山门前的石桥仍存。
1915年前后拍摄的大水法遗址
布莱克1915年站在线法山上拍摄的线法山西门。远处可望见观水法、海晏堂、大水法、远瀛观。
西德尼·D·甘博圆明园方外观残迹，银盐纸基，1918-1919，10×12 cm.
甘博拍摄的这张养雀笼遗址照片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洗印精良，保存状况极好。原始底片现收藏于美国杜克大学的甘博影像集（1908-1932）之中，原始编号244-1373。在杜克大学馆藏的所有甘博影像档案中，圆明园影像仅有七张，故此幅圆明园的原版影像更显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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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奇趣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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绮春园宫门
位于圆明园和长春园以南的绮春园由若干小园合并而成，分建于不同时期，是一个小型的水景园集锦。有文物专家称，绮春园的照片目前在全球只有三张，分别保存在欧洲、美国和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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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水法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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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正觉寺文殊亭内文殊菩萨照片 （1920年代拍摄）据说当年，乾隆皇帝因文治武功卓著，常常被外藩王和外国使臣尊奉为文殊菩萨，乾隆本人也对文殊道场尊崇有加，故在圆明园正觉寺建了一座文殊亭并供奉文殊菩萨。从这张老照片上清晰可见，亭内文殊菩萨骑青狮之像，总高三丈；左右立二童，左为狮奴，右方为韦陀，皆高八尺。文殊菩萨像及其背光均为木质包金，狮与二童均五彩拨金，下承汉白玉石台。此照片为仅存的四张正觉寺山门以内的照片之一，可验证史料记载准确无误，也弥补了学术的空白，对研究、复原正觉寺文殊亭有至关重要的参考价值。上面这张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拍摄的海晏堂蓄水楼二层遗迹。此照片较为珍贵，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张拍摄于民国时期海晏堂蓄水楼二层遗迹的照片。上图是德国人汉茨·冯·佩克哈墨尔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拍摄的海晏堂蓄水楼东部照片中的房子就是居住在西洋楼遗址上的陆元纯家，此人一家常年在圆明园遗址上居住，知道很多西洋楼和圆明园的故事，几乎每位到西洋楼游览拍照的西方人都愿意请他当向导。这也是他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在照片下方还有一片菜地，这是陆元纯家平时的耕地，他家除了给游客当导游外，还在圆明园西洋楼内耕地种田。喜仁龙在1922年拍摄的海晏堂东部蓄水楼残迹(东北角)。上图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海晏堂大蓄水楼残迹，此时的北平政府曾经一度对圆明园进行过短暂的管理，并派有专人看护，照片右下角的房子便是看护人的值班房。上图是德国人赫达·莫里逊（Morrison，1908-1991）1940年拍摄的海晏堂蓄水楼残迹，经过近几十年连续不断的破坏，此时的海晏堂与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海晏堂蓄水楼北面是西洋线法墙的遗址，此时已经被人拆成一条壕沟。![]()
喜龙仁（Osvald Sirén，1879—1966），20世纪西方极为重要的中国美术史专家。1918年起他6次来华，并深深爱上了东方艺术，对中国古代建筑、雕塑、绘画艺术研究极深。
中华民国内务部给予喜龙仁特许权力，专门委派民国大总统的一位特别助理协助他考察民国政府重要的办公地中南海，并在溥仪的陪同下考察紫禁城内许多建筑物。喜龙仁利用这个机会拍摄了大量照片，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甚至圆明园那些断墙残壁建筑物、皇家园林，过去不曾或者很少被人拍摄过，这是喜仁龙给中国留下的重要影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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