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革命作家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
对于一个组织亦然如此，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穿梭过枪林弹雨，经历过惊涛骇浪，在千军万马中杀出重围，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旅程是波澜壮阔的，要紧处也就是那几次重要转折：“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斗争思路；遵义会议纠偏了留苏派“左”的错误，实现了执掌权的隐秘流转，关键时刻挽救了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基调，随即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开之路。
而作为我们这两三代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离我们最近的，亦是影响最深远的。时至今日，我们仍深深活在三中全会一众决策者们所开启并缔造的巨大后果中。
而正如此，往后每一届的三中全会，往往与经济变革息息相关，受到最密切的关注，获得最多元的解读。
因整体基调的稳定性，经济工作的连贯性和创新性，每次三中都会为原有的经济肌体注入新鲜的血液，在现有的大厦上添砖加瓦。
十二届三中，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一些似是而非的经济概念上达成了共识；十三届三中，为深化改革扫清了障碍；十四届三中，勾画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往后几届则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修补。
可以说，由于前几年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经济的下滑，内部增量的缩减，外部通道的收窄，后果稀释平摊到了每个百姓身上。
由此注定了，此次会议承载并肩负着巨大的转折功能，这是客观决定的。它必须得召开，召开后局面必须获得转机，否则是对根基的反噬和动摇。
时间表的一拖再拖，是因为时机不成熟，之所以不成熟，是在尽最大努力的拉扯和修补。
超前的部署是未雨绸缪，提出建立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思路，是摆脱外部环境掣肘，获得战略主动的关键一招。
然而再好的顶层设计，也要靠落地来检测能否行得通。一直以来的经验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框架，反思，突破，在动态中修正参数，调整动作和角度。
过去两到三年的实践，搭上口罩这个破坏力惊人的场外因素，基本宣告内循环这条路在当下或难以为继。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仍是主要矛盾，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太少，为了碎银几两终日奔波的人太多。
哪怕试图以中美欧大循环的架构为模型，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形成错落有参差的循环体系，在强大生产力和疲弱消费力的巨大落差前，也很难维持。
所以会议一直不开，因为一直在为基本盘而奔波努力。外交上的纵横捭阖，是态度的更迭，外交官的拔擢与更替，是日趋柔和的标志。
向北向西的增量只能缓步推进，和北部的历史积怨太深，负担太重，双方的关系远不如联合声明所言之的那般铁杆，仍然是猜忌中日进一步，日拱一卒。
欧方对“产能过剩”和新能源议题的强硬态度只能在《联合早报》上一窥一二，主流媒体仍是强调深化互信，团结和气，也就精心选择菲律宾、东南小岛这些与我们无甚外贸关系的小地方开涮出气。
服软的选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基于康波下行期，全球秩序始入乱纪元的谨慎认知。
而在微操层面，仍然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要服软、要松口，但绝不会随波逐流，被人牵着鼻子走。
在搞好关系，保障利益的前提下，要求外方尊重日趋坚定的改革路线，那就是过年几年中，日益强化成熟的政府经济学。
选择出访的国家是精心选择的，或是有深厚积累底蕴的老朋友，或是在新一轮全球利益格局变迁中成功收拢的小兄弟。
早在好几个月前就提前布局，邀请来华的美工商界人士，无论是黑石、高通，都是清一色的资源型和行政垄断型企业，强大的政商关系不可或缺。
利益结构、运转模式的高度吻合，以彰显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是长期在华利益得到保障的坚实屏障，以便推动他们回国游说高层，接受我们的方案，承认我们的模式。
方案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谈判、交换出来的，是反复的谈判博弈拉扯后，各方利益终于达成一个平衡的结果。
只有当结果达成，实质性的东西才能落到黑纸白字上，形成塑造未来的强大力量。
既然日程已定，那么终点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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