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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总结报告
一、1979年的遗产
沙特官员常讲述一个关于他们国家和伊朗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末，在伊朗推行现代化的巴列维王朝末代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曾致信沙特的费萨尔国王，信中建议费萨尔必须推动沙特国内的自由化改革，否则他可能会面临被推翻的风险。
费萨尔国王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在回信中指出，真正面临被推翻风险的是巴列维自己，因为他的世俗化和欧洲化愿景。费萨尔提醒他：“陛下，您不是法国的国王，”他还补充说：“您的国民中有90%是穆斯林，这一点不容忽视。”
历史证明费萨尔的判断是正确的。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抗议者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将伊朗从亲美的君主制转变为反美的神权政体。领导这场革命的是76岁的大阿亚图拉霍梅尼，他认为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对伊朗和伊斯兰文明构成了生存威胁。霍梅尼曾说：“他们用来腐化我们青年的东西都是西方的‘礼物’。他们的计划是腐蚀我们的男人和女人，使他们堕落，从而阻止他们实现自我发展。”霍梅尼在十年后去世，但他的思想被继任者哈梅内伊继续传承。
1979年对沙特来说同样关键。伊斯兰激进分子认为沙特王室偏离了真正的伊斯兰道路，占领了麦加的大清真寺，引发了一场生存危机。沙特王室担心会重蹈巴列维王朝的覆辙，因此放弃了现代化努力，将大量资源转向国内外的保守势力。沙特王室和政府授权原教旨主义宗教人士控制教育和司法系统，扩大宗教警察的权力，关闭电影院，并在学校和公共场所实行严格的性别隔离。为了输出这些政策，沙特在美国的鼓励下对抗苏联入侵阿富汗，花费了数百亿美元资助了数千座清真寺以及后来成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前身的圣战组织。
这些政策持续了20年，直到2001年美国的9/11袭击——其中19名劫机者中有15人是沙特公民——以及2003年利雅得的基地组织致命爆炸，迫使沙特进行路线调整。这两次袭击暴露了一个严酷的现实：曾被视为宝贵资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经演变成了沙特王国稳定的重大威胁。于是，沙特王室试图停止对外部激进势力的资金支持，并开始了一场昂贵的国内反激进化运动。2007年，当时负责沙特反恐战略的关键人物之一，前王储、内政大臣穆罕默德·本·纳伊夫说：“我们试图将每个被拘留者从一心求死转变成想活下去。”
直到十多年后，小萨崛起，沙特才开始了更广泛的国际转型。作为萨勒曼国王选定的接班人，小萨看到了一个过于依赖石油、与年轻社会脱节的老龄化沙特领导层。他担心自己的国家正在被卡塔尔和阿联酋抛在后面，这两个国家正努力成为交通和贸易中心，在商业、娱乐、体育和媒体领域拥有巨大影响力。对此，小萨推动了沙特自己的议程，即“2030愿景”，该计划旨在经济开放，抛弃伊斯兰限制，摆脱石油依赖，并打造国家认同。
这一愿景的基础文件围绕着三大主题——“活力社会、繁荣经济、雄心国家”，并推动了实质性的政策转变。自2018年起，沙特女性获得了在没有男性监护人许可的情况下驾车和旅行的权利。她们在国家劳动力中的参与比例显著增加，包括担任副部长、驻外大使等高级别政府职位。沙特政府开始投资数百亿美元用于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及其他类型的技术，并大力推动年轻人娱乐活动——近三分之二的沙特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如F1赛车、WWE职业摔角比赛以及招募足球明星C罗、内马尔等。新的旅游签证规则也被引入，以鼓励外国游客前来探索沙特并带来收入。
到目前为止，这些努力取得了喜忧参半的结果。近年来，沙特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之一，非石油领域的增长显著。然而，增长数据仍然与石油价格紧密相关。同样，沙特投资部估计，从2017年到2023年，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150%以上。然而，一位沙特商人告诉我：“非油气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几乎没有进展。”
二、两位领导人，两种愿景
“1979愿景”与“2030愿景”映射了哈梅内伊和小萨的个性。这两位领导人无疑是中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但他们的愿景和领导风格迥异——哈梅内伊的愿景基于历史积怨，而小萨的愿景则基于现代抱负。这种差异在两人之间的敌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小萨曾将哈梅内伊比作“中东的新希特勒”，而哈梅内伊则回击称小萨是一个“罪犯”，并认为他“欠缺治国理政经验”将导致沙特的衰败。
哈梅内伊的背景与小萨截然不同。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宗教家庭，成长于什叶派神学院，并在革命活动中度过了他的成长岁月，包括多年的政治囚禁。如果没有伊朗革命，他可能会走过截然不同的一生。然而，命运的转折使他在1981年成为伊朗总统，1989年成为最高领袖。他的高度警觉，源自于深刻的不安全感，是他长期掌权的关键。尽管国内不满情绪普遍，外部危机不断，哈梅内伊从未偏离其导师霍梅尼的革命理想。伊朗的“1979愿景”至今未变，其意识形态支柱依然是：“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正如哈梅内伊的支持者常喊的口号，以及霍梅尼曾称为“伊斯兰革命的旗帜”的妇女强制佩戴面纱政策。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萨出生在一个富有权势的王室家庭，也是当今世界最富有王室的未来掌门人。尽管小萨出生于1979年之后，但他声称那一年滋生的极端主义“绑架”了伊斯兰教的真正含义。他希望他的人民实现现代化，而不是殉道。“我们不会再浪费30年来对抗极端主义思想，”他曾宣称，“而是今天就要摧毁它们。”
这种果断有时会导致严重的误判，例如2018年记者Jamal Khashoggi遭残忍谋杀一案以及也门战争的灾难性后果。然而，这位王储仍然保有大部分沙特年轻一代的信任，以及他们对“2030愿景”的憧憬。
沙特与伊朗的愿景在社会自由度上的差异尤为显著。伊朗人长期以来一直看不起这个隔海相望的海湾阿拉伯邻国。霍梅尼曾称沙特王室为“利雅得放牧骆驼者和内志野蛮人的追随者”，是“人类家族中最臭名昭著、最野蛮的成员”，并在其遗嘱中再度点名谴责了他们。无论伊朗伊斯兰政权如今有多么保守，伊朗人都可以回顾一下过往曾经享有的比沙特更多的社会自由，从中找到一些慰藉。
但现实情况已经彻底颠倒过来。世界上最著名的音乐家、最流行的歌手经常在沙特登台演出，甚至包括那些在祖国被禁唱的顶级伊朗歌手。数千万伊朗人通过沙特资助的波斯语卫星新闻频道“Iran International”获取新闻。在长达35年的禁令之后，沙特于2018年重新开放了电影院。社交媒体App广泛应用，沙特接待的游客数量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伊朗则加倍实施将外国人—尤其是伊朗双重国籍者—作为重点防范对象的做法。
在对待女性问题上的差异更为明显。尽管沙特女性曾长期被隐藏在公共生活之外，在平等指数上仍旧落后，但在小萨领导下取得的进步是真实且显著的。伊朗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高于男性同行，且常常在各自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然而，她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在过去50年中面临愈来愈多限制的人群，尤其是对比她们在伊斯兰革命之前的境况。这种不平衡在2022-2023年伊朗爆发的“女性、生命、自由”抗议活动中达到了高潮，抗议由22岁的Mahsa Amini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引发。她因涉嫌未正确佩戴头巾而被逮捕。
三、原油的力量
“2030愿景”与“1979愿景”在经济影响上的差异尤为突出。沙特利用其能源产业来推动其战略愿景，因此在几乎所有经济指标上，沙特都比伊朗富裕得多。尽管沙特的人口不到伊朗的一半，但其GDP却是伊朗的两倍有余。伊朗的通货膨胀率连年居高不下，而沙特的通胀率则相对稳定在2%左右。沙特的外汇储备超过4500亿美元，是伊朗的20倍。
伊朗的经济困境有多种原因，但都与“1979愿景”紧密相关。由于对西方的敌对态度，伊朗遭受了严厉的国际制裁，对外出售石油和天然气的能力被严重削弱，外汇储备则不断被消耗。1978年革命前，伊朗的石油日产量接近600万桶，其中约500万桶用于出口。革命后，伊朗的产量和出口量平均不到这一数值的一半。尽管伊朗拥有全球第二大天然气储量，但它并未成为全球前15大出口国之一。德黑兰试图利用其能源资源作为外交筹码。在俄乌冲突之后，伊朗官员多次提醒能源短缺的欧洲，“冬天即将来临”，试图迫使欧洲领导人在核问题上让步。
然而，“1979愿景”对伊朗最大的悲剧并非自然资源的浪费，而是人力资源的流失。2014年，伊朗的科学与技术部长曾估计，该国每年有约15万人离开，这种“人才流失”每年给经济造成的损失高达1500亿美元，超过2023年石油收入的4倍。与此同时，约有7万名沙特学生在国外留学，大多数人学成后选择回国。“1979愿景”常常将受教育者视为威胁，而“2030愿景”则将他们视为国家的宝贵资产并委以重任。
沙特在现代化经济的宏伟计划上投入巨资，例如其“未来新城（NEOM）”项目，旨在沙漠中建立一个大型城市，将沙特转变为全球技术中心并推动经济多元化。尽管两国政府都建立了强大的监控体系，但德黑兰的技术创新和投资主要用于镇压国内异议、支持和武装其代理人，以及攻击其敌人。
四、秩序与失序
在促进经济繁荣和提高国民满意度方面，沙特的“2030愿景”显然胜过了伊朗的“1979愿景”。然而，在国际影响力方面，情况却完全相反。中东地区的权力真空和持续的不稳定对“2030愿景”构成了挑战，但对“1979愿景”来说却很可能是个机会。
这种差异是有逻辑可循的。“2030愿景”专注于建设，而“1979愿景”则倾向于破坏。黎巴嫩内战、伊拉克战争以及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所引发的地区权力真空和动荡不安，刺激和助长了伊朗的野心，而伊朗的影响力又反向进一步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混乱和无序。尽管民意调查显示，在阿拉伯世界，包括那些伊朗影响力极大的国家在内，沙特在当地都比伊朗获得了更多的民众支持，但利雅得在对抗德黑兰时，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大多以失败告终。
在过去20年时间里，伊朗和沙特在中东最致命的冲突中一直站在对立面。两国分别支持了伊拉克、叙利亚、也门，以及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敌对派别。在这些地区，伊朗支持的军事力量占了上风，而沙特则大多退出或被击败。其中最令沙特感到屈辱的是在也门的失败。2015—2019年间，利雅得方面耗费了超过2000亿美元用于军事干预，试图遏制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权力扩张。这场军事干预导致了也门国内数万名平民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但却未能削弱该组织。如今，胡塞武装不仅牢牢掌握着权力，还通过袭扰红海上的商船，影响着全球经济，导致约2000亿美元的贸易损失。
作为中东现存唯一的神权国家，伊朗将伊斯兰激进主义视为一种资产和一面旗帜。几乎所有的什叶派激进分子，从黎巴嫩到巴基斯坦，都愿意为伊朗而战。同时，大多数逊尼派激进分子，包括基地组织和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ISIS），尽管也会针对伊朗发起恐袭，但其主要目标仍是试图推翻同为逊尼派的沙特王室统治。事实上，德黑兰愿意并且能够与那些反对以色列和美国的逊尼派激进组织合作。基地组织现任领导人Saif al-Adel在过去20年里大多居住在伊朗。
以色列是两国之间最大的国际争端之一。“2030愿景”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持开放态度，而“1979愿景”则坚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事件发生后，伊朗是唯一公开赞扬哈马斯行动的国家。尽管德黑兰在这次行动中的具体参与程度迄今尚不清楚，但伊朗为哈马斯的大部分军事预算提供了资金，因此美国官员称德黑兰“广泛参与”了此次袭击。此次袭击成功延迟，甚至可能破坏了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协议的达成。
五、外部的力量
美国和中国是决定两大愿景命运的关键外部力量。“2030愿景”需要美国作为盟友，而“1979愿景”则将美国视为敌人。“2030愿景”依赖美国的安全支持，而“1979愿景”则无法离开中国的经济支撑。有估计称，伊朗90%的石油出口都流向中国。
鉴于伊朗在经济和战略上对中国的依赖，任何美国反制伊核计划和伊朗野心的战略，或许都需要与中国展开某种合作。尽管美国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是竞争对手，但这种在特定地区层面的合作并非不可能。两国在中东地区实际上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即政治稳定和贸易、能源的自由流动。相比之下，俄罗斯则更期待从中东地区的动荡和国际石油市场的混乱中获益。
然而，美国与沙特的共同点更多。尽管美国的自由派人士历史上对沙特态度复杂，但中美两国之间的大国竞争博弈以及俄乌战争的爆发，正在改变美国的看法。曾被视为问题伙伴的沙特，如今被看作关键盟友。在未来的美国政府（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中，促成历史性的以色列—沙特关系正常化协议，并通过参议院的“美沙防御条约”将成为重要目标。
不过，在当前环境下，沙特与以色列达成正常化协议的国内政治成本，可能高于获得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好处。2023年11月和12月的民意调查显示，95%的沙特人认为哈马斯在10月7日的行动中并未杀害以色列平民；96%的沙特人认为“阿拉伯国家应立即断绝与以色列的一切外交、政治、经济及其他关系”。这些民意促使沙特王储在谈判中提出了更高的要价。他最近明确表示，在“巴勒斯坦建国”之前，沙特不会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尽管小萨如今大权在握，但他不能完全忽视公众舆论。毕竟，埃及前总统萨达特的前车之鉴，距今并不十分遥远。
尽管如此，沙特最终与美国及以色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尽管沙特与中国有广泛的商业联系，并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但依然只有美国能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这也是沙特迫切需要的。2019年9月，伊朗对沙特国家石油公司（Saudi Aramco）重要生产设施的袭击暴露了沙特及其“2030愿景”的脆弱性。没有美国的安全保护，沙特耗资5000亿美元、规划面积相当于纽约市33倍大小的NEOM，很可能会在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廉价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下，在短短数天之内毁于一旦。
六、可预见的危险
伊朗被许多民间动荡指数评为世界上政治最不稳定的国家之一。在过去15年中，伊朗经历了3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分别发生在2009年、2019年和2022年，每次都有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然而，哈梅内伊作为世界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之一，自1989年以来一直牢牢掌握着权力。尽管外界多次预测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将要垮台，但历史证明，革命色彩浓厚的威*权*体制往往比快速现代化的君主制政体更具有持久性。美国政治学家Steven Levitsky和Lucan Way指出，那些源自“持久、意识形态性和暴力斗争”的革命政权之所以能够持久，是因为它们摧毁了独立的权力中心，建立了团结一致的执政党，并对强大的安全力量进行了严密把控。在伊朗，这些因素全部适用，帮助伊斯兰共和国抵御了精英叛逃和军事政变的威胁。到目前为止，该政权一再镇压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历史还表明，成功的民众起义往往不是发生在长期遭受贫困的国家，如伊朗，而是在那些生活水平提高导致社会期望值提升的国家。美国社会理论家Eric Hoffer曾写道：“让人们反抗的不是实际的痛苦，而是对更美好事物的渴望。”政治改革也可能为突变打开大门，而这是伊朗一直小心翼翼极力避免的。马基雅维利曾指出，没有什么比“领导一场新秩序的引入”更危险或更难以确保成功。因此，哈梅内伊作为苏联解体的学生，一直坚定地坚持1979年革命的意识形态原则，认为稀释这些原则会导致伊斯兰共和国的垮台。
与此同时，沙特王储或许可以从伊朗巴列维王朝覆灭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其末代君主是一位同样极力倡导和推行现代化的领导人，疏远了包括神职人员、商人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关键群体，这些群体后来联合推翻了他。然而，巴列维王朝倒台的教训是复杂的。美国历史学家Abbas Milani在其撰写的《巴列维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巴列维）在不需要时过于专制，而在需要时却不够专制。”
对于许多沙特精英阶层来说，最大的恐惧不是像伊朗1979年革命那样的大规模民众起义，而是针对王储的内部阴谋政变——这种情况在沙特历史上是有血腥先例的。1975年3月，沙特现代化进程的奠基人—费萨尔国王被他的侄子枪杀。这起行刺的动机是刺客的兄弟，一名伊斯兰主义者，在抗议费萨尔国王引入电视时被杀。
作为沙特王储的小萨已经在对国家的日常统治中留下了自己的深刻印记。他比沙特历史上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更为大胆地对抗既有的政治和商业精英。他缩小了王室的权力圈层，并在2017年于丽思·卡尔顿酒店拘禁了包括Waleed bin Talal在内的数百名沙特大商人，据称收回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产。
然而，这些年的成功可能会蒙蔽小萨的双眼，让其本人对未来的危险一无所知。为了避免内部挑战，君主制的统治者通常在任命顾问时优先考虑忠诚度而非能力，从而自我营造出一个信息茧房，滋生危险的盲点。例如，巴列维王朝的统治者对民众的愤怒感到困惑，后来懊悔于自己被阿谀奉承的助手们所误导，埋怨后者将真相隐瞒在其视线之外。小萨可能也已经陷入了这种困境。一位曾担任欧洲某国政府首脑的沙特王储顾问私下坦言，小萨统治的时间越长，他对自己判断的信心就越强，对建设性批评的需求也随之越少。
小萨还面临着其他挑战。沙特的司法改革步伐远远落后于经济和社会改革，也落后于国际标准。培养新一代世俗的沙特律师和法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比聘请外国顾问来改革经济和建设未来城市要费时更多。许多沙特男性对失去对女性的控制感到不满。这种不均衡的发展——快速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没有伴随政治和司法改革的同步进行——可能成为未来动荡的源头。亨廷顿在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警告说，“政治不稳定通常是由快速的社会变迁和新群体快速动员进入政治领域，而政治制度的发展却过于缓慢迟滞”所引发的。
目前，小萨看起来十分强大且倍受欢迎。沙特很少进行民意调查，但2023年11月的一项罕有的官方民调结果显示，大多数沙特人对政府充满信任。相比之下，伊朗政府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90%的伊朗公民感到不满或绝望。打击官商贪腐、缩减王室特权、压制极端宗教领袖和削弱宗教警察都为小萨赢得了一些支持。然而，小萨也打压了本应归顺于他的支持群体——沙特自由派，这其中就包括了已故的Jamal Khashoggi和仍然在押的女权活动家Loujain al-Hathloul。这可能会适得其反。沙特外交部高级官员同时也是Jamal Khashoggi的朋友Mohammed al-Yahya警告说：“如果社会和经济改革快速推进，而没有同步的法律和程序改革，这种变革的风险太高，可能会失败。”
Jamal Khashoggi一案在沙特国内早已不再是焦点，但它却仍继续影响着小萨在西方世界的声誉。从外部看，他最激烈的批评者，和那些反对巴列维王朝统治的人一样，是西方自由派人士，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小萨与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相提并论。2020年，美国参议员Bernie Sanders甚至说沙特领导人是“凶残的暴徒”，沙特政权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国家之一”。然而，在沙特内部，更有可能最终挑战小萨权威的不是认为他不民主的自由派，而是认为他过于自由的伊斯兰主义者。正如美国作家David Rundell所写：“如果沙特未来有一个通过选票上台的继任政府出现，它几乎肯定是一个伊斯兰民粹政权……如果一个通过暴力上台的新政府出现，它很可能是一个像ISIS或基地组织这样的圣战组织。”
尽管沙特王储正试图翻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一页，但他无法彻底根除它。沙特作家Ali Shihabi说，小萨“将瓦哈比教派关进了笼子”，指的是沙特的极端正统伊斯兰教派。然而，正如塔利班在阿富汗隐忍了20年一样，沙特的伊斯兰主义者正在蛰伏，却并未消亡。一位沙特宗教评论员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将小萨的伊斯兰主义对手比作地下筑巢的蚂蚁。“王储封住了他们的嘴巴，”他说，“但他并没有摧毁他们的王国。”
七、大白象与黑天鹅
在过去50年中，中东地区的形势演变常常出乎观察家的预料。专权统治者的无常行为，以及石油财富、宗教信仰和大国政治的错综复杂，使得该地区特别容易爆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黑天鹅”事件。这些事件包括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1990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2001年美国的“9·11”恐怖袭击、阿拉伯之春、ISIS崛起，以及2023年10月7日以色列遭受的袭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沙特的“2030愿景”和伊朗的“1979愿景”的未来将取决于两国领导人的命运，以及支撑他们雄心的全球能源需求。如果小萨的宏伟计划变成“大白象”（即昂贵而无用的项目），或者石油价格长期下跌，日益增长的公众不满可能会迫使沙特王储优先考虑政权稳定，而不是推动变革性改革。尽管小萨年轻，但他深知绝对权力所带来的职业风险，包括那些过去曾使其他阿拉伯国家长期在位统治者下台的意外压力。伊朗巴列维王朝的政治垮台有其多方面因素，其中之一是末代君主彼时已是癌症晚期，但他甚至对家人都隐瞒了病情，这无疑影响了他在危机中的决策能力。
与此同时，伊朗的“1979愿景”和伊斯兰共和国的未来在85岁的哈梅内伊之后仍然充满不确定性。虽然权力可能顺利过渡给忠于革命理想的神职人员和军事领袖，但也存在转向更加注重国家和经济利益的领导层的可能性。在哈梅内伊55岁的小儿子、潜在接班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支持者中，一些人试图将他与沙特的小萨进行比较，这种做法虽然略显可笑，但也表明即便是德黑兰的年轻一代革命者也意识到，面向未来的愿景比回顾过去的理念更具吸引力。
“2030愿景”VS“1979愿景”这一对存在竞争的愿景，任何一方的成功或失败都将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如果“2030愿景”彻底失败，沙特和伊朗的巨大能源资源或将落入逊尼派和什叶派极端分子之手，中东和全球经济将变得更为风雨飘摇。相反，如果伊朗在后哈梅内伊时代的领导层优先考虑人民的福祉和安全，伊朗有潜力成为G20成员国，并成为全球稳定的支柱之一。
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失败尝试，加上阿拉伯之春的失败，已经基本上打破了美国官员关于华盛顿能够在中东政治进程中发挥积极影响的幻想。未来的决定权在于当地的行为者。然而，鉴于“2030愿景”有利于维护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而“1979愿景”则力图颠覆它，美国显然对前者的成功和后者的失败有着明确的倾向性以及期待。同时，全球经济也需要沙特和伊朗拥有稳定的政府、繁荣的经济，并彼此实现和平共处。因此，世界各国都应帮助伊朗人民摆脱导致国内停滞和地区动荡的压迫性意识形态政权，并帮助沙特在推动政治改革中前行，以维持其社会和经济转型。
对于美国、中东以及整个世界来说，最理想的结果是两国都能拥有可持续的、具有代表性的、面向未来的愿景。最糟糕的结果则是两个国家都紧抓过去的怨恨不放。虽然实现前者可能困难重重，但后者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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