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光大讲坛/社科大讲堂 吕进诗学讲坛·第十九讲:“雅”是“俗”非的历史悲剧 对新文学阵营与“鸳鸯蝴蝶派”论战的反思顺利举办

文摘   2024-05-19 19:46   重庆  


西南大学光大讲坛/社科大讲堂 吕进诗学讲坛·第十九讲:“雅”是“俗”非的历史悲剧——对新文学阵营与“鸳鸯蝴蝶派”论战的理性反思顺利举办



       2024年5月18日16:30,由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西南大学社会科学处(社科联)主办,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中国新诗创研基金承办的西南大学光大讲坛/社科大讲堂暨吕进诗学讲坛•第十九讲:“‘雅’是‘俗’非的历史悲剧——对新文学阵营与‘鸳鸯蝴蝶派’论战的理性反思”,在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7楼学术报告厅顺利举办。本次讲座邀请暨南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宋剑华教授担任主讲嘉宾,由中国新诗研究所蒋登科教授担任主持人。中国新诗研究所、文学院部分老师、博士生、硕士生参与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蒋登科教授简要介绍了宋建华教授的学术成就,并代表在座的全体师生对宋建华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随后,宋教授对此次讲座的选题缘由作了简单说明,他从现代文学史的教材谈起,谈到其中的精英性与意识形态特征,并引出了本次讲座的主题: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

      首先,宋教授质疑“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是文艺大众化的起点”这一观点,进而提到文学的三种样式为“读”“看”“听”,必须把“文”和“艺”分开解释。宋教授以解放区文学的传播方式为例,强调“读”和“听”的重要性,提醒同学们在研究文学时要重视“读”与“听”在审美过程中的价值。文学史上对新文学阵营与鸳鸯蝴蝶派论争的研究,已经不是一个新兴话题了,但宋教授回到“五四”去谈鸳鸯蝴蝶派,将侧重点放在了“教”与“乐”的关系上,涉及了文学本质论的问题。宋教授对梁启超的“趣味”说表示赞同,他认为“五四”新文学的目的是启蒙,“启蒙”与“趣味”发生的巨大冲突,可以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里的“教”与“乐”的关系来解释。同时,这也涉及一个问题:文学应该先“教”后“乐”还是以“乐”带“教”?宋教授又以现实生活中大众读者的网络小说阅读体验对这个问题作了回应。

       宋教授进一步以“启蒙”和“趣味”即“教”与“乐”的角度去重新分析五四时期的“雅俗”之争,不再简单讨论新旧文学阵营争夺文学话语权的问题,而是从这一新的角度去认识这场论争:它集中反映了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人们对于文学功能的不同理解和认识。宋教授排除了启蒙思维的先入之见,以审美思维看问题,梳理新文学阵营与“鸳鸯蝴蝶派”论战的历史信息,以详实的相关材料证明这场“雅俗”之争是由新文学阵营率先、主动发起的。接着,宋教授继续解答“文学研究会”挑起这场论战的原因。传统的看法认为,这场论战是新旧思想观念之争,宋教授认为其首先是市场之争,新文学阵营试图通过批判鸳鸯蝴蝶派文学作品的“娱乐性”与“趣味性”,达到与其争夺大众读者的目的。宋教授又以两个阵营相关出版物的发行量、定价数据和读者反馈等,证明鸳鸯蝴蝶派在这场论战中的实际胜利。

       紧接着,宋教授对新文学阵营与“鸳鸯蝴蝶派”之间的思想分歧展开阐释:“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体现着两个阵营对文学功能的理解和认识的不同。宋教授认为,如果说“为人生”的理论主张,是源自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载道”派与俄罗斯文学的“为人生”。而“鸳鸯蝴蝶派”的“趣味”说强调文学的“趣味性”和“娱乐性”,那么则更像是对席勒“游戏说”的自觉师承。宋教授指出,对于“鸳鸯蝴蝶派”推崇文学“趣味性”的娱乐功能,我们不能把启蒙思维作为衡量它正确与否的唯一尺度。通俗文学作为一种大众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代表着这一社会群体的审美倾向与文化权利。当精英话语同大众意识发生冲突时,文学应该在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之间,构筑一种平等对话的社会关系。









      最后,宋教授谈到这场论争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认真思考的历史启示。因为文学的功能究竟是“反映论”还是“有意味的形式”,至今为止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学理难题。如果从这一视角去分析新文学阵营与“鸳鸯蝴蝶派”之间的那场论战,本应是属于一场“雅”与“俗”之间的不同文学观念的学术论争,最终却演变成了一场“新”与“旧”之间的不同意识形态的殊死博弈——文学本身已不再是新文学阵营的关注对象,思想启蒙才是他们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由于学界历来都不是在探讨这场论战的文学价值,几乎全都是去阐述其思想价值和功过是非,即便有许多研究者试图去为“鸳鸯蝴蝶派”进行平反昭雪,也因摆脱不了自身的精英意识而变得力不从心。宋教授认为,若要客观公正地评价这场历史公案,就必须走出启蒙思维的人设陷阱,重新回到文学本体论的立场上,将文学问题纳入到文学的范畴内来解决,这样我们才会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一些。

       回到“教”与“乐”的问题,宋教授以恩格斯把“快乐”和“慰藉”文学艺术最基本功能的观点,看作是对艺术本质的精辟阐释。梁启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同恩格斯十分相似。儒家的“礼乐合一”,贺拉斯对“寓教于乐”的强调,都说明中西方文化都非常重视“乐”对“教”的重要作用。

      讲座进入尾声,新诗所蒋登科教授对宋教授的演讲作了总结,并简要谈了自己的几点启发:宋教授的分享也为新诗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如从以往研究中发掘新的角度,研究被大量研究者忽略的、被大量史料湮没的现代出现的旧体诗词等等。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文图:梁莹

排版:梁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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