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特朗普“革命”及其“三个代表”

在第一次总统选举时，特朗普曾经大肆宣传其选举为“特朗普革命”。尽管特朗普是美国精英圈日常嘲笑和讥讽的对象，但他对美国社会的危机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只不过使用的是民粹主义手段。这些方式不仅难以让美国精英所接受，更触动了美国精英阶层的利益。在其第一任执政期间，由于缺乏执政经验和新冠疫情等因素，特朗普显然“壮志未酬”。而现在，特朗普即将重返白宫。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对美国精英阶层的认识更加深刻，也可以预见他将采用更直接“狠辣”的手段。这是美国精英所普遍担忧甚至恐惧的，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实际上，特朗普已经被包括现任总统拜登在内的很多精英称之为“法西斯”。

美国政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表面似乎依然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党争，但实际上今天美国建制派和反建制派之间的对立已经远远超过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对立。美国的政治力量正处于一个快速的分化和重组过程之中。尽管也表现为民主党投靠共和党，或者共和党投靠民主党，但实质上是人们必须向“特朗普已经执政”这一事实作调适，或者从长远看，向“特朗普势力”执政作调适。

由于美国的大多数传统精英鄙视特朗普或者其支持者，因此他们大大低估了特朗普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就在拜登执政的这些年里，特朗普势力不仅没有被弱化，反而一直在强化。在第一次选举中，特朗普强行从共和党传统精英中夺取了“共和党”这一平台，并且很快促成了共和党的“特朗普化”。今天，特朗普又进一步把民主党“特朗普化”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这一趋势似乎不可避免。这次美国大选表明，传统的“摇摆州”不再“摇摆”了。尽管人们还不知道特朗普是否可以解决美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但美国社会的普遍意识是：民主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使得问题更加恶化。正是因为这一点已经被美国社会所接受，因此，人们再次选择了特朗普。

从这次选举的结果来看，特朗普拥有了较第一次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即便是那些原本认为是支持民主党的选民也转向支持特朗普。

这就是特朗普第二次执政的背景。可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今天的情况远较其第一次执政要好得多。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如何实现其“使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呢？

如果跳出个人的道德判断和对特朗普本人的喜好或者厌恶，不难发现特朗普的“革命”思路或者执政思路。特朗普的“革命”思路表现在如下三个层面，即精英政治层面、官僚机构改革层面和社会代表层面。

在精英政治层面，关键是要形成并巩固特朗普的政治权力核心地位。

在这一层面，特朗普的行为由两方面组成。第一，组织一个忠诚于特朗普本人的执政团队。用特朗普的话来说，是忠诚于“美国利益”（即“美国优先”）。但人们不难发现，特朗普任用的人首先必须忠诚于特朗普本人。尽管执政团队中也包括了众多的“国际优先”者，即那些以围堵和遏制中国为优先的政治人物，但在特朗普看来，这些人是“可用的”：一是因为特朗普本人是最终的决策者；二是因为这些强硬派可以为特朗普本人的“交易”提供一个有利的背景（这一点另文论述）。第二，惩罚和边缘化那些被特朗普视为是“背叛”和对美国“不忠”的政治人物，包括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

在官僚机构改革层面，无论是行政部门还是军方，特朗普要重塑一个“有效”的政府。

如同在精英层面，在官僚机构改革层面，特朗普的行为也由两方面组成。一是“反腐败”，这是手段。特朗普一直在宣扬由传统精英组成的美国政府已经是何等的“腐败”，而他要整治这种腐败。特朗普甚至把同样的话语延伸到军方，扬言要整治军方将领。二是提高政府“效率”，这是目标。为此，他为企业家马斯克成立了“政府效率部”。马斯克已经在作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

可以预见，特朗普会把美国精英层和官僚层搞得“天翻地覆”。他已经证实，他一上任就会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尽管这里的“紧急状态”是针对非法移民的，但对一个高度集权并且几乎不按规则行动的总统来说，他可以把“紧急状态”应用到更多的领域。不管怎么说，“紧急状态”是政治人物所能使用的最省劲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尽管较之其第一任期，特朗普现在很少用“革命”一词，但美国精英层已经预感到了特朗普继续“革命”所能带来的破坏力量。《纽约时报》近日发文说，“用‘混乱’一词不足以形容。‘动荡’或许更贴切。‘革命’也不为过。特朗普在当选总统不到两周时间里就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试图打破华盛顿的体制。”（纽约时报文章《扔向华盛顿的“手榴弹”：特朗普如何颠覆美国政治规范》，2024年11月18日）。

更为重要的是，特朗普在社会层面的行动方案。无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非民主社会，政治和社会之间相互嵌入，任何政治行动必须具有社会基础，而任何政治行动的目标也是影响社会。在处理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特朗普形成了特朗普式的“三个代表”（如果借用我们的词汇的话）。

特朗普这次得到以马斯克为核心的硅谷高科技资本的大力支持。资本本身如此公开和高调地站出来支持一位政治人物是美国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硅谷是“长期资本”和“风投”的产物，硅谷资本的眼光和利益也是长远的。这次他们不仅选择支持特朗普本人，更选择了支持万斯作为副总统，这一切的背后有着长期利益考量。特朗普本人是传统产业的代表，但他也欣然接受了高科技资本的支持。很显然，这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即美国要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占据世界的绝对主导地位。尽管“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内涵和外延还在不断地定义过程中，但其核心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这已成为人们广泛的共识。因为硅谷资本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和代表，它们必然要在最大限度上使用政治力量来实现自身的目标。

从这一角度来看上述马斯克的官僚体制改革，就能发现更为深刻的意义。尽管如福山给马斯克的公开信所言，精简机构并不等同于政府效率，但人们可以确信，精简机构必然会导向一个“小政府”。对美国高科技资本来说，“小政府”意味着政府有较小的能力甚至没有能力来干预资本的运作。世界范围内，美国对高科技的监管是最薄弱的。例如在人工智能的监管方面，美国并不存在联盟层面的任何监管体系，而只有几个总统行政命令。现在，硅谷资本连如此薄弱的监管系统也不能接受了。这表明，美国要通过“原始资本主义2.0版”的方式来主导“第四次产业革命”。而这也符合特朗普本人的思路，因为他要通过资本的力量来实现“使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

这是对民主党长期以来从事“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反动。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传统宗教价值观，往往体现为共和党的“保守主义”路线中。“认同政治”是民主党激进“左派”文化政策的产物，导致了LGBTQ、“黑命贵”、堕胎权主义者等少数社会群体权利等被视为小众文化的崛起，并且在各个层面对美国主流保守文化构成了挑战，甚至是威胁。二战以来，民主党进步主义与共和党保守主义之间在文化领域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今天的斗争惨烈程度前所未有，被视为是文化的“生死之战”。物极必反，民主党的“极左”必然导致共和党保守主义运动的“极右”文化政策。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内部左右派文化之间斗争的烈度会远远超越国际层面所谓的“民主”与“专制”意识形态之争。

传统上，民主党是代表劳工阶层利益的，而共和党则是代表资本利益的。不过，民主党自克林顿总统任期开始背离劳工利益。这是受当时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影响。英国是布莱尔，美国则是克林顿。对劳工阶层利益的背离到奥巴马总统到了顶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由华尔街资本所导致，但奥巴马拯救的是资本，而非劳工利益。奥巴马甚至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大资本。资本制造了危机，但又从危机中捞到了大量的利益，这是美国社会所不能接受的。拜登总统提出了所谓的“中产阶级外交”，但也没能拯救劳工利益。这次摇摆州全部倒向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自从参与第一次总统选举，特朗普自称其代表劳工利益。他的第一次当选被视为是美国白人的公投，实际上是白人劳工阶层的公投。这次选举过程中，无论是到麦当劳店“打工”还是开着“垃圾车”选举，特朗普也竭力表现为自己是劳工阶层的代表。尽管特朗普能否真正代表劳工的利益依然是未知数，但劳工阶层显然选择了特朗普，并且正如前面所分析的，特朗普的社会基础将更加扩大。

尽管特朗普的计划野心勃勃，但他能否如其所愿，实现“使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呢？答案如果不是否定的，也会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今天美国社会所呈现出来的问题是其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的表现。没有任何政治人物可以在短时间内来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例如，即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已经意识到这是结构性问题所致，也提出了要应付结构性问题，然而，这些年后，结构性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恶化。而“特朗普主义”的崛起便是这种结构性问题恶化的产物。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人们不怀疑特朗普的动机和能力，人们也不难发现，在特朗普计划中充满了太多的矛盾。尽管“特朗普革命”还在展开之中，但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一系列不可逾越的矛盾和一系列阻力因素。

特朗普能否实现其两种看似矛盾但具有同一目标的政策取向？对内，特朗普政策呈现出“去国家化”，即放松政府对资本的监管。在很大程度上说，美国已经进入了“原始资本主义2.0版”。这种趋势在拜登期间已经呈现出来。放松对资本的监管不是拜登政府的主观意愿，相反，民主党有很强的意愿来监管资本。不过，在拜登期间，民主党政府因为国会党争等原因，客观上没有力量规制资本，尤其体现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尽管民主党主观上还是想监管这些领域，但迄今并没有推出任何有效的监管体系。特朗普政府则不同，它在主观上要去监管，并赋予资本前所未有的力量。如前所述，美国要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这就要政府充分赋权资本。

对外，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则完全是“国家化”趋向，即强化政府在对外经贸的权力。这几乎表现在所有的领域。在经贸领域，特朗普政府不仅会继续以往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而且会变本加厉。在高科技领域，美国需要实现其垄断地位，因此会不惜一切成本进行国际竞争，如果竞争不过，就打压，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在中低端产业，特朗普政府实行的是“再工业化”，希望美国资本和产能回归。而在被美国视为是落后的领域中，美国则实行“重商主义2.0版”或者“汉密尔顿2.0版”。这尤其表现在新能源领域，美国认为中国居于领导地位，因此，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打压中国。

那么，这样做是否可以解决资本和劳工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呢？对资本放松管制、再工业化等举措，如果能够创造就业，那么劳工阶层可以获益。但如果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些举措不仅创造不了就业，反而会减少就业，那么劳工阶层很难获益。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的发展方向便是发展“牧民社会结构”和“牧民社会秩序”，即劳工阶层高度依赖资本的“施舍”。如果这样，那是美国劳工阶层的不幸。

美国一直在国际社会制造“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但今天美国本身却遇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局势严峻。特朗普执政风格中包含着太多的倾向于“法西斯”的专制政治方式。实际上，历史地看，民主很容易滑向法西斯。此前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都是典型案例，两者都是通过选举而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传统上，美国民主意味着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但从结构上说，今天特朗普已经有条件Ff打破这一平衡，已经有众多的评论者指出了美国“三权合一”的大趋势。也就是说，三权结构的“特朗普化”为特朗普的“专制”创造了结构条件。那么，美国社会是否准备好这种结构性变化呢？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特朗普掌权和其所进行的改革表明了利益的再分配。既得利益，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特朗普如果是做加法，那么既得利益所受的冲击会少些；但如果是通过革命的方法进行利益再分配，那么势必引起既得利益的强烈反弹。即使在特朗普的内阁中也是充满了不同的利益，既有传统利益的代表，也有新利益的代表。特朗普可以通过反既得利益的策略而得到政权，但他执政后是否有能力平衡不同利益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特朗普通过“反建制”的民粹主义方式掌握了政权，并且暂时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建制派”和“反建制派”之间的冲突终止了。恰恰相反，这种冲突会趋于加剧。特朗普现在成为了“建制派”，如果特朗普不能如其所愿，有效地解决美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使其支持者尽快具有“获得感”，那么“反建制”的力量会重新聚集起来。无论哪一个社会，反建制容易，保护建制难。

民主党早期是对共和党的“反叛”，但后来民主党本身变了性质，把劳工阶层的代表权让渡给了特朗普。今天，在全面失势的情况下，民主党势必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以便再出发。要重新执政，民主党的新一代也必然会趋向于离开精英主义，走向民粹主义。历史地看，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具有斗争精神。

不管怎么说，特朗普会继续推行其未完成的“革命”，但“革命”是否会成功则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不管成功与否，特朗普所进行的“革命”必将对美国社会带来巨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影响。同时，特朗普革命也具有巨大的溢出和外在效应，全世界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个新时代已然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