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洲保守派正在紧密靠近，马斯克开始越洋“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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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开始在美国两党政治博弈中支持特朗普后，美国科技巨头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越发热衷就政治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买下推特（现更名为X）这一拥有巨量用户的社交媒体后，他本人亲自在其中充当意见领袖，频繁发表自己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看法。2024年选战期间，他不仅高调支持特朗普，还时常与特朗普共同出席造势活动。

马斯克最初作为“硅谷钢铁侠”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他还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在科技领域有着独特而雄心勃勃的愿景。数年过去，在电动车和航天领域创造巨大财富的马斯克成为美国政治中独特的存在，作为企业家的他直接针对特定政党发表言论、直接参与大选造势活动，并公开表示自己与颇具争议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情谊”。在特朗普当选后，马斯克也作为保守派阵营的成员享受胜选着红利。

马斯克于1971年出生在南非，后移居加拿大，2002年获得美国国籍。马斯克长期在商业领域取得令人羡慕的成就，在清洁能源、航空航天和互联网领域都拥有巨额身价。2024年12月，马斯克更是打破纪录成为第一个身家达到4000亿美元的富翁。长期以来，美国商界人士在各级选举中通过向其钟意的政党候选人提供政治捐助，以最大化该候选人胜选的可能性。在胜选后，这些民选政治人物将“投桃报李”，在经济产业政策、法律法规、社会政策等领域推出利好政治捐助者的方案。除此之外，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掌握提名数量庞大的政治任命官员的权力，除了协助其施政的核心班底外，部分政治任命职务，如一些盟国的大使，则成为总统向政治捐助者的“赠礼”。

在立法部门，国会议员也接受政治捐助。同样地，作为回报，这些国会议员也会在推进立法中推出利好政治捐助者的法案。早期，马斯克在选举中主要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后来一段时间，他同时向民主党和共和党提供政治捐助；尽管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马斯克总体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以及他们的政治主张，但从那个时候开始，马斯克与民主党的“捆绑”已经开始出现松动的状态。

直到2022年5月，马斯克宣布其不再支持民主党，称民主党是“分裂与仇恨”的政党。此后，马斯克开始高调参与美国保守派活动，包括向保守主义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PAC）提供7500万美元捐助，并通过在X等平台发表亲保守派言论宣扬其政治主张。2024年美国总统选战期间，马斯克直接为特朗普背书，时常与特朗普同时出席选举集会，并在媒体报道中频频展现出与特朗普的“亲密关系”。马斯克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成为特朗普的第二大政治捐助提供者，体现了其“全盘下注”特朗普的心态和对民主党的高度失望。

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中商业巨头影响政治已经是美国的常态，但一般而言企业家并不会直接对具体政治事务作出评论。在特朗普再次当选后，马斯克提出成立“政府效率部”谋求削减行政机构规模。12月19日，马斯克甚至直接对国会正在进行磋商的预算案表示反对，一度威胁国会众议长约翰逊撤回预算案。马斯克对美国立法部门的争议言论正在引发两党议员的不满。

马斯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美国传统政商关系的彻底颠覆，其影响政治的模式也难以复制。除了独特的个人偏好，毕竟马斯克雄厚的财力和在高科技产业的布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并非其他大商人能够轻松超越的资本，但马斯克的出现无疑让具有全球影响的美国政治出现不亚于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的不确定性。马斯克作为美国政治背后的捐助者频繁就公共事务发表言论早已打破美国的政治惯例，但其行为并不止局限于通过社交媒体等平台影响美国政治。通过拥有超过两亿关注者的X账号，马斯克可以轻易制造热点话题，引发不受国界和语言限制的大规模舆情。

2024年12月20日，马斯克在X上发帖称“只有德国选择党（AfD）才能拯救德国”，引起轩然大波。德国选择党是近年来在德国崛起的右翼民粹政党，具有鲜明的反移民和疑欧主义倾向，因被认为可能破坏德国民主制度受到德国安全部门的监控。德国选择党在原属东德的德国各州拥有较高支持率，在最近的民调中是支持率第二高的政党——仅次于最大反对党基民盟并超过现任总理朔尔茨的社民党。一些德国官员对马斯克的言论表达了担忧的态度，认为他滥用在X平台上的影响力发布这些信息是对即将到来的德国大选的干预。

马斯克并不是第一次对国际事务发表评论。2024年夏天英国爆发大规模反移民示威活动并演变为骚乱后，马斯克发文称“（英国）内战不可避免”，并指责英国工党政府处理暴乱过于粗暴，这番言论随后受到英国政府的谴责。此后，马斯克进一步称英国首相斯塔默是“两面派”，即指英国执法部门针对右翼白人示威者采取更为激烈的武力应对措施。除了作为社交媒体达人在X平台上发表涉及欧洲政治的争议言论，马斯克作为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也参与了特朗普与欧洲领导人的外事活动，甚至亲自接待欧洲政客。

2024年12月9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到访海湖庄园，与特朗普和马斯克会面。随后18日，马斯克单独会见了英国右翼民粹政党“英国改革党”领袖卡拉奇和财政主管坎迪。此后，有媒体报道称，马斯克正有意向“英国改革党”提供政治捐助。马斯克还与来自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的总理梅洛尼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在2024年12月7日马斯克与特朗普一道出席了巴黎圣母院的重新开放仪式时，与梅洛尼在活动现场进行了“愉快交流”，两人关系之密切以至于梅洛尼不得不专门解释称与马斯克的私人关系不会影响她履行总理职责。

▲ 马斯克与英国改革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右）会面。

马斯克与欧洲保守派领导人的密切往来和其对进步主义文化思潮的猛烈抨击与特朗普的主张高度重合。马斯克参与特朗普当选后的外事活动，即使并不意味着他在外交政策领域具有足够的话语权，也或多或少展示他与候任总统的关系密切，并在一些时候甚至能够在一些外交场合“代表”特朗普。马斯克介入欧洲政治，在某种程度是其保守主义政治主张得到扩张的体现，也是其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又一象征。更为关键的是，他和特朗普对于欧洲极右翼政党的积极态度也极大程度迎合这些“非主流”政客的需求。

欧洲的政治光谱总体比美国更为激进，进步主义的社会政治纲领在中西欧国家得到了更为彻底的推广。在欧洲，这些极右翼政党在一众中左翼政党和温和右翼政党中俨然成为了“异类”，在许多国家这些政党以反建制的形象出现，拒绝与主流政党合流。在一系列主动或被动的舆论塑造和认知构建后，这批右翼民粹政党成为了欧洲政治的的“反对党”，即欧洲一体化和超国家机构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一系列社会政策的批评者。在对外政策上，这些政党也与欧盟有不同的偏好，欧尔班和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较为良好的关系便可以证明其对欧盟“用一个声音说话”的“背离”。

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无疑为在2024年欧洲议会大选中取得较大胜利的右翼民粹政党注射了一支“兴奋剂”。虽然欧洲和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力量并没有严格的政治组织，但更高强度的“串联”以及美国在世界政治中极为重要的作用，使得与特朗普的密切关系成为欧洲保守主义政党重要的政治资本。在美欧关系可预期走向复杂化的今天，维持与特朗普的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这些保守主义政党的支持率，并试图告诉选民自己与特朗普阵营之间维持稳定的沟通渠道。

即使传统的中左翼和温和右翼政党不会被全面推翻，在政治格局高度碎片化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能聚集其相当的声量在选举政治中取得不可忽视的地位。欧洲一体化使得欧洲各国的政治议题具有较高重合度，欧洲各国极右翼势力抬头的政治趋势很容易在其他国家得到复制并持续扩张。即使欧洲建制派在一些选举中能够“阻击”民粹主义者，欧洲政治持续“右转”产生的不确定性仍然可能为民粹主义者颠覆现有欧洲政治格局提供可乘之机。

跨国企业参与国际政治并不是新闻，科技企业在国际政治中发挥广泛影响也不是第一次受到讨论。马斯克介入政治不仅是为了声张他个人的政治观点，商业利益仍然是维系他政治影响力的核心因素。对于马斯克而言，投资保守派领导人和曾经投资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和互联网一样，都是一次前卫且大胆的试探。显然，马斯克也不会乐见自身财富流失作为参与政治的代价。从他与保守派阵营的互动不难看出，他并不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投资，即使他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与保守派的立场相左，在为选举投入大量政治捐款的同时，马斯克也获得了大笔财富。

马斯克作为横跨高科技和商业领域的巨头，其商业集团规模大、影响力广。传统保守派主张经济上放松监管，削减政府职能的主张能够协助其商业版图进一步做强做大。马斯克在全球开展业务意味着他需要应对不同的监管要求，欧盟较为严苛且广泛使用的标准成为其不得不应对的门槛。在欧洲的监管标准彻底失去约束作用前，马斯克支持的右翼政党如果能成为推动欧盟放松监管的功臣，则他在欧洲的投资就会取得极大成功。马斯克试图通过介入欧洲政治发挥其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的类似角色，但欧洲与美国政治运行逻辑的差异可能增加这一套“直接为政党捐款”路线的成本与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即使他的行为直接挑战了传统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基本运行逻辑，这也很可能成为未来其他具备类似条件的新兴科技领域企业家试图模仿的行为。

全球化时代的跨国企业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特殊的角色，马斯克亲自参与了跨国企业参与国际政治规则的书写。马斯克不是第一个试图改变规则的企业家，也不是最后一个，但可能是今后科技-商界领袖更直接介入世界政治中最“收敛”的一个——随着技术的飞速进步，符合新科技产业利益的政治组织形式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产业代表自然不会放弃每一个塑造政治组织结构服务自身利益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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