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出版了他颇具影响力的畅销书《霸权兴衰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详细论述了帝国过度扩张与走势，最后以当时的世界两强苏联和美国总结收尾。随后苏联解体，促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完全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然而，鉴于最近发生的事件，也许是时候重温此书，重新思考其中的教训了。
2020年7月疫情期间，忧心忡忡的我曾发表一篇题《晚苏美国》（Late Soviet America）。当时，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即将结束，我担心美国会陷入绝望的泥潭。尽管美国人才济济、焕发活力，但其政治体系却运转不良。两大政党以不民主的方式挑选总统候选人（因为初选在程序上已基本失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似乎已成为政客赢得政治声望的不二法门。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换成拜登并没有什么不同。美国不是苏联式的一党制国家，但也没有多少党际或党内民主。选民仍然感到被欺骗，大笔支出仍然被视为胜选和社会稳定的关键。美国似乎注定要停留在苏联的后期阶段。
苏联解体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僵化的老人政治被一种错误、激进、破坏性的改革尝试所取代。1984 年，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出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时已经72岁。他的前任是年老体衰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和体弱多病的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但他本人也十分衰弱，连在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致悼词时都有些费劲。随后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他承诺通过经济改革（ perestroika）和开放（glasnost）政策（公开透明）冲破旧官僚主义的枷锁，使苏联焕发活力。但是，扫除旧思想的努力反而释放出了离心力，尤其是被压抑的民族主义，这些力量很席卷苏联全国。
如今，尤其是在俄罗斯，许多分析人士将这种对苏联衰落的分析应用到美国身上。一些知名人士将特朗普与戈尔巴乔夫相提并论，后者的改革粉碎了苏联。虽然特朗普比戈尔巴乔夫年长得多，但他也是将自己标榜为局外人的局内人，是将打破体制的人。在竞选期间对其革命性计划进行一番伪装后，特朗普现在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与任何成功的政治运动一样，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之所以胜出就是因为它建立了一个联盟：喜欢特朗普反建制理念的工薪阶层美国人（包括更多数量的亚裔、西班牙裔和非洲裔选民）与极具影响力、超级富有的科技企业家联手，而后者对如何改造美国有自己的理念。
毫不奇怪，这个联盟已经显示出紧张迹象。最明显的问题是，特朗普提出的许多补救方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通货膨胀，这也是导致拜登总统下台的同一个问题。新的和更高的关税将迅速提高生活成本，任何真的围捕和驱逐1100万非法移民的尝试都将造成混乱，并导致农业、建筑业和关键配送中心出现新的劳动力短缺。同样，如果按照埃隆·马斯克和维韦克·拉马斯瓦米的设想，通过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削减官僚机构，大量美国人将流落街头。这些失业的工人不太可能马上从事低薪的农活。因此，尽管光明的未来仍只是一个模糊的承诺，但迫在眉睫的成本和痛苦却是显而易见的。
那些硅谷代言人也梦想着释放人工智能（AI）来提高生产力，从而提高低技能工人的收入。这个想法表面上并不荒谬。有经验证据表明，人工智能至少提升了呼叫中心的效率。医疗保健和老年护理等其他领域的生产力提升显然是可能的。但这种革命性的“加速主义”哲学及其潜在应用尚未得到大规模测试。此外，硅谷愿景依赖于一个全球互联的世界，而美国一直是其中的主导者。
因此，尽管马斯克完全支持特朗普的彻底颠覆计划，但他自己的愿景却矛盾地将技术与“全球主义”现状结合在一起。马斯克辩解道：“一切照旧的做法正在让美国破产...，所以我们必须做出改变。”马斯克理所当然地赞扬了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取消关税、开放阿根廷经济的休克疗法，但我们都知道，“关税”是特朗普最喜欢的词。马斯克和特朗普之间这一明显的紧张局势将如何解决，尚待观察。
从乐观的角度来看，美国全方位的脱钩本身不会引发大萧条级别的全球贸易崩溃，因为美国仅占世界进口总额的13.5% 。当然，其他国家可能会报复，或者只是尝试效仿特朗普。但特朗普所作所为越是混乱，他就越不可能找到效仿者。这一点只要观察英国脱欧对其他“疑欧派”的威慑作用，或者大多数苏联继承国多么渴望采取不同的思维方式，就能看出。
因此，特朗普阵营中的一部分人希望“全球化”，而另一部分人则拒绝“全球化”。讽刺的是，后者将因尝试“内顾”而感受到最大的痛苦。特朗普的政策议程一旦实施，将不可避免地埋下新一波不满、抗议和阴谋论的种子。同样的描述也适用于二十世纪末苏联解体后的经历。急剧、快速的变革只会导致混乱，所有受到伤害的人都会成为下一批被疏远的人。类似的态势似乎正在影响美国。今天的俄罗斯当然希望美国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