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桢, 生于1936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19岁入军事院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总参二部工作，曾任高级工程师、某研究所所长，技术二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6年退休。

就是这样一位军队高级科技工作者，张国桢一直忙于业务工作和领导工作，却又一直坚持业余绘画，在攻破一个个难题、取得一项项科技成果和留下多部科研著作的同时，在绘画艺术之路上也在不断求索，攀上一个个新的高度。

我和张国桢相识、相知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起缘：我们同爱绘画、同住一楼。

1972年春节前，我终于脱离单身集体宿舍，分得一间筒子楼旧房。为求有点新意，我第一次买了宣纸和国画色，临摹了当时很流行的红色国画《延安颂》贴在墙上,并由此开始了国画初学。当时张国桢和我同住一层。此前虽然我们都在总参二部工作，但我是在政治部宣传处任干事，张国桢在一业务单位任参谋，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大概是我房间的那幅画引起了同样是爱好绘画的张国桢的注意，我们开始交流起来。慢慢地我知道他也喜欢绘画，而且受过一些专门训练，还有作品参加过展览。这对于我在当时没有画师指教、缺少绘画资料参考的情况下，无异于遇到了一位老师；加之他为人朴实、厚道、谦和、热情，虽长我九岁，但从不摆老资格。因此，我们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忘年之交。我有时到他家去观赏他的作品或习作，从中吸取绘画营养；我每画一张小画，大都请他来观看指导、共同切磋，后来又开始国画合作。在经常交往和合作中，我也进一步增强了对张国桢的了解和认知。

（一）注重写生，记录和反映生活

张国桢自幼爱好绘画，中学时曾在美术老师卢宾（后调入内蒙师大）的带领下为“土改”、“三反五反”、“抗美援朝” 画宣传画，激发了绘画热情；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参加了驻京部队军人俱乐部组织的绘画学习班，在造型能力及素描、速写、色彩绘画等方面进一步打牢了扎实基础；后又利用假期跟随内蒙师大美术教师刘天呈（后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油画，色彩表现能力再获提高。这一时期，他的画作主要是油画、水彩和素描，多是写生之作。其中尤其是人物素描，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蒙族妇女》《青年》《春天》《小白桦》等4幅油画作品参加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总参举办的美术作品展，初露锋芒。

1964年总参组织部分年轻军官去驻海南岛某部当兵锻炼，张国桢被分配到著名的“渡海英雄连”。这个连队在战争年代曾涌现众多战斗英雄和模范，处处洋溢着争当先进的氛围。张国桢与战士们一样地生活，训练，执勤，野营，剿匪……很快成为连队的一员，还获得“特等射手”称号。其间，他还参加了连史的编写，画了大量速写。近60年前这些画作，既是他当年在基层军营经历的记录，又是一生军旅画创作的素材，而笔下那些熟悉的面孔和苦练射击、刺杀、投弹的情景成为永远鲜活的记忆。

张国桢常说：业余绘画，本职工作第一，但抓住机会，利用好时间，多画些速写，是记录生活、锻炼观察能力、积累素材的重要手段。因此，无论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参与农副业生产，还是七十年代到“五七干校”劳动生活，张国桢不仅把这作为体力与意志的锻练，也把它作为写生作画的好机会，劳动之余画了大量速写。八十年代中后期他曾两度去云南边防出差，在亲身感受到前线紧张战斗气氛中完成繁重工作任务的同时，仍然不忘画笔，抓住点滴时间画了《麻栗坡》《边境小学》等速写，并在归后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作品《南疆情》等。1992年春天，总参政治部批准给张国桢和我各有一个月的采风写生假，我们结伴下江南、走海防，在当地驻军的大力协助下，转遍了舟山群岛大大小小数个海岛渔村和海防前哨，画了一批速写，归后都创作出了相关作品。   

平时，只要有机会外出，无论京郊还是外地，无论普通乡野还是名山胜地，拟或是观看文艺演出，张国桢总是身不离本、手不舍笔，见缝插针地画些速写。由于绘画基本功扎实，并且有很强的捕捉画面的能力，因此他的写生、速写画稿也都很成熟：他的人物速写和素描，造型准确，下笔肯定，形象传神，感情丰富，大有呼之欲出的感觉；他的风景写生，构图讲究，虚实相间，线条有力，疏密得当，常常就是一幅完整的山水画稿。

（二）倾情创作，与时代同频共振

为了活跃机关业余文化生活，1973年总参二部成立了一个业余美术创作小组。小组成员有张国桢、张荣相和我，年轻同志自由参加。因我在主管单位宣传处，因此小组由我负责。政治部领导对这个小组很重视，批准我们在必要时可以集中一些时间进行创作,同时在办公楼里为我们找了房间作为画室。于是，我们除了晚上在自己宿舍做绘画学习、交流、画些小稿之外，还可以在办公楼的画室里铺开摊子进行一些大幅画的创作。由此也开始了我与张国桢关于主题国画创作的合作。张国桢人物造型能力强，通常是我们商定一个创作主题后由他画出人物，然后由我来作环境、背景补充（因为我主要是创作国画山水）；或者在我画出山水大稿后再由张国桢补上点景人物。这样我们很快就创作出了一批作品。

1973年9月,总参政治部在国防部大楼会议厅举办了文革后首届“总参业余美术摄影书法展览”。我们美术小组共有13幅作品参展。其中除个人作品外，我与张国桢合作的作品有《欢庆十大胜利召开》《警惕》《放学以后》等3幅。同年10月在此展总结会上，参政宣传部领导对我们总参二部的业余美术创作给与了高度评价。他首先提到二部张国桢的素描《人民领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塑造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非常感人。”同时表扬“二部对业余美术创作思想重视，组织重视，措施落实。因此参展的美术作品不仅数量上、质量上都是上乘。”尤其提到：“二部张国桢、张建明创作态度严肃认真、热情高、下功夫，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刚刚开过，他们很快就创作出了欢庆十大的作品。”

总参政治部的表扬，使我们倍受鼓舞，创作情绪更加高涨。此后，在总参每两年举行一次的业余美术摄影书法展览中，我们都有数件作品参加。我们还合作绘制了两套幻灯片分别参加总参两次幻灯制作汇报演出。同时，本部还经常在宣传橱窗为我们举办小型展览，活跃了机关业余文化生活，获得部内干群普遍认知与好评。1980年3月总参文化工作会议邀请我们业余美术小组做了专题发言，并在会议现场举办了小型的美术展览。从此，“画家三张”广为相传。

如果说，1973年以前张国桢的绘画还主要是停留在自发爱好的层面，作品多为速写与写生，那么此后他便进入了一个自觉进行主题创作阶段。他说：绘画作为兴趣、爱好，我坚持了，我还要用画笔反映现实生活的感受，再现我对历史的认知。他还说：我是一位老兵，与军队有着深厚的感情，用画笔反映人民军队的战斗生活和成长历程，是我的初衷。因此，他开始专注于国画人物的创作，作品题材主要是讴歌人民领袖、讴歌党的伟业、讴歌军旅生活。

1975年1月，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和张国桢很快合作了《春汛》，同年张国桢还创作了《理论小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当年我们合作了《华主席登上天安门》，第二年又合作了《华主席率领我们学大庆》；1977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张国桢即创作了《春暖胸怀》，同年为庆建军50周年，我们合作了表现陈毅元帅风采的《霜重色愈浓》；1979年为庆建国30周年，我们合作了表现军队刻苦训练的《繁花傲雪开》等。这些作品，大都参加了总参美展，其中我俩合作作品，其实主体人物都是出自张国桢手笔，不仅注意了人物形象的刻画，而且在人物关系和画面经营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张国桢于1976年创作的表现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风采的《无限风光》，以仰视角度，精心塑造了丰碑式的三大伟人形象，使他的素描画也步上了一个有故事、有意境、更具感染力的新台阶，在总参美展上获得广泛好评。

由于早期以西画为主，张国桢自觉国画笔墨功底有所欠缺，便边创作、边学习，并有意识地将速写用笔、素描结构、西画光影的技法与传统中国画的笔墨经营有机相融，线条与皴擦结合，色墨与明暗结合，反复实践，逐步成熟，形成了笔墨厚重、色彩浓丽的个人风格。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和张国桢的工作职务、办公地点和宿舍都有了变化，因此我们美术小组集体活动少了，但是我们个人的业余美术创作一直没有停止。张国桢后来走上我部某科研单位领导岗位，工作任务繁重，但他依然找机会、挤时间，坚持主题美术创作，其作品一直参加每届总参美展，有的还参加了全军美展，并多次获奖。其中主要作品有：《丰碑》（1987年）《情深》（1991年）《风雪草原情》（1992年）《接过母亲的枪》（1992年）《筑成我们新的长城》（1993年）《三军过后尽开颜》（1996年）《伫马太行侧》（1997年）等。为了庆祝建国70周年和建党100周年，已是耄耋之年的张国桢艺心不老、秉笔抒情，又创作了多件讴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风景这边独好》（2019年）《踏遍青山人未老》（2021年）《春暖黄土地》（2018年、2021年）等国画作品。

每位画家，都有自己心仪的画种、画风、画题和创作理念。张国桢在数十年的国画人物主题创作中，不为名、不为利，始终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坚持与时代同频共振，坚持传播正能量。如果说早期还不可避免地受当时时代潮流的影响，那么后期则完全是出于个人自觉的内心驱使。虽然他不是专业、专职画家，但作为一代军旅老兵和高端科技人才的政治责任感及历史使命感在其业余爱好的美术创作中同样存在并闪光！

（三）广泛涉猎，艺心放飞百骏图

张国桢是一位多面手，在倾情主题创作的同时，有时也画一些其他题材的作品。特别是在他真正退休后的最近十多年间，随着作画时间的充裕和国画技法的提高，他开始放飞自我，广泛涉猎，充分挥洒个人的艺术天赋和艺术追求。

在人物画方面，除了画领袖人物外，张国桢还画少数民族人物、舞蹈人物和历史人物如孔子、曹操、曹雪芹等，主要作品有《万世师表》《孔子周游列国》《观沧海》《傲骨》等。在这些以人物为主的作品中，张国桢对于画境中山石、树木等环境经营及笔墨表现亦日臻成熟。他也画山水，以画黄山松峰为主，兼画些山林野景，多是脱胎于写生，融入西画色彩，是带有油画味儿的国画山水。他画花鸟，以梅花和竹子为多，或清奇、或孤傲、或繁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梅竹的君子风骨。他还画十二生肖，虽为实写，但不拘一格，扑拙有趣。

因为我是军事外语干部出身，从1999年被任命为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武官后，我的业余美术创作终止了几年。在卸任回国、退休、重拾画笔后，我和张国桢有幸又搬到了同一个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当我走进他的新居画室，翻看一叠一叠的国画新作时，由衷地感佩他的勤奋、多产和作品题材及表现手法的丰富多彩。其中最让我惊喜的是已然蔚成大观的水墨骏马图。

张国桢的故乡在敕勒山下，从小就会和小伙伴儿们一起高唱千年古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注。风吹草低见牛羊。”他们和牲畜为伴，与马、牛、羊有着密切的接触和淳朴的感情。张国桢尤其喜欢马，幼年时就找一些彩色纸片剪出多种姿态的马形，然后颠来倒去地把它们排成不同的队形或阵形，体会一下指挥百骏的乐趣。开始喜欢绘画后，他也曾近距离地画过一些写生，虽然还比较稚嫩，但那是最早的关于马的记录。后来在他一系列的“草原风情”作品中，大都有马的形象出现。

许是童年的记忆、乡情的驱使，张国桢的心中总有一种画马的情结和冲动想释放出来。于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他便把马单独作为一种题材，放开手脚画了起来，而且一旦进入这个创作领域便爱不释手，停不下来，一直画到现在。

为了画好马，张国桢除借助于深刻于心的记忆和一些写生、速写外，还自觉地向一些画马名家虚心学习。他广泛收集徐悲鸿画马图片，认真研读，反复临摹，并参考刘勃舒、易洪斌等当代画马名家的作品，从马的造型、结构、动态及笔墨表现等方面吸取营养，并将研习所得融入个人的练习与创作。

二三十年来，张国桢画马：一是量大，其成品画作就有二三百张，单就马匹来说应该已超千骑；二是千姿百态，无论正面、侧面、昂首、回颈，还是立姿、奔姿、扭姿、飞腾，无所不有，以形态的千变万化，抒写着马的内在神韵；三是造型准确，以有力的线条、墨块或飞笔肯定地画出马的骨骼、肌肉和鬃、尾，这种对于马的结构的烂熟于心，既来自于对画马名家作品的研习，更得益于他对马匹的观察与记录；四是笔墨飞扬，除少数敷彩外皆为水墨，恣肆挥写，虚实、浓淡相得，张弛、聚散有度，尤其是“意到笔不到”的熟练运用，既是对马的真实动态的精彩表现，也是一种意象、意绪、意趣的表达，令人玩味；五是气势恢宏，无论单马小品还是群马力作，无不张扬着强烈的动感和昂扬的精神，特别是在建党70周年时创作的《百骏图》长卷，万马奔腾，给人以排山倒海、无往不胜的冲击力和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快感。

张国桢说，我画马是为了表现马的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精神，以及马和马、马和人类、马和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他频频题于马图上的文字“天行健”、“大道行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宁静致远”、“千里雄风”、“奔腾急”、“砥砺前行”、“奋进新征程”等也恰恰道出了他的心声。他画的是马，也是在画一种精神、一种理念、一种追求、一种寄托！而他在《百骏图》卷首所题“魂系大青山，驰骋土黙川，扬鬃奋蹄百千万”更是直接对故乡抗日英烈们的追思与歌赞！

张国桢画马，是艺心的一次飞腾，是笔墨的一次升华，是国画创作厚积薄发的一场高产大丰收。张国桢的水墨境界，由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张国桢是我的好同事、好画友、好兄长，正值米寿之年，拟印行个人美术作品选集，嘱我写点文字。在此，首先深表祝贺，同时就所知所感，拉杂如上。因学浅眼窄，所言若有不当，敬请谅解。也借此机会对老友老哥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与帮助深表感谢，更祝愿老友老哥身体康健，艺术之树常青，再开新花结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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