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静，王国燕 | 女性科学家地位的溯源、抗争与弥合

3 溯源:女性科学家地位的影响因素

3.1 科研领域内部的结构性性别偏见

许多研究证明了科学领域内部存在结构性的性别问题，包括奖励体系中的性别差异、同行评议过程中的性别偏见以及招聘和晋升中的性别歧视等。尽管缺乏直接证据表明科学领域内部的性别偏见导致了女性科学家稀缺性，但许多学者将其视为研究科学领域女性科学家代表性不足的重要切入点之一。科学界内部的性别偏见常见于奖金津贴、手稿审查、面试与招聘等方面。^[10]比如在密集型研究大学的实验室助理职位的招聘中，男性申请人被评价为比女性申请人更具有能力和可雇佣性。^[11]在绩效指标上，女性获得资助的研究数量较少，获得的资金也不多。^[12]科学实践中奖励个人成就的文化也可能会间接影响女性在科学领域的代表性，一些科学奖项，如诺贝尔奖、麦克阿瑟奖学金、NIH主任先锋奖等奖项通常奖励个人成就，这可能会培养一种更独立、更具竟争力的文化进而忽视或抑制合作。^[13]过去，这些奖项还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评审委员会中的女性比例，导致审查内部过于同质化，对性别议题缺乏关注度。如今，越来越多的科学团体开始重视这些问题，诺贝尔基金会已逐步开展多项促进性别平等的研究。而具有包容性的科学文化氛围则能够对女性科学家成长、合作与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然而，此类性别偏见及其潜在的负面影响是否存在也并非绝对。印度的一项研究以生命与科学校外研究项目（EMR）为观测对象，表明了在发放研究赠款方面没有明显的性别偏见。^[14]在有关性别偏见对招聘终身制教师的影响研究中，性别偏见会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简称STEM）领域内终身制助理教授的招聘产生消极影响的刻板印象的观点也被否定。^[15]总体而言，科研领域内部是否受到结构上的性别偏见影响的争议从未停止。在其演进与发展的道路上，尽管科学领域的性别偏见已有所改善，但无意识的性别考量依旧可能对女性参与科研领域的公平公正产生影响。

3.2 科学领域的性别气质与角色矛盾

巴雷特认为社会性别气质作为隐含因素存在于多种媒体文本中，这些文本中的男性和女性形象被塑造成具有两性气质差异的对立存在，并且性别角色也被刻板化为社会共同期望的固定模式。^[16]科学界也存在将科学家的性别气质固定的性别偏见。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划分在本质上即是一种将性别二元对立放大的不平等在科学领域将科学家的性别气质等同于男性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共识”，也是对女性科学家存在合理性歼灭的直接有效的方式。很长一段时间，科学都被认为是男性的领域，其社会结构由男性主导和调节。^[17]在学科领域上，男性也被认为更偏向于选择符合其气质的工程、科学或数学领域，而女性则更经常选择人文、教育和艺术。^[18]一项研究以WOS数据库中从1900年至2016年期间786386名科学家的发表记录为研究对象，重建了全球视角下，科学家们在各学科领域内的学术发表生涯。虽然全部数据表明，女性仅占作者的27%，且在数学、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明显不占优势，但俄罗斯女性科学家的总体比例达到了50%。^[19]综合来看，虽然女性在学术发表中所占比例普遍较低，但这并不是绝对的。不同国家的情况表明，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下，人们对性别平等的理解和实践有所不同。因此，性别不应该是科学领域划分成就与影响力的标尺。

社会对科学与性别气质之间关系的建构将科学与男性隐晦地画上等号，这种性别意识对主体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会在表达中不断强化和塑造起男女科学家认知之间更加具有性别分化特征的差异。在将科学与男性联系起来的一项数据统计中，男性参与者达到了70%，比女性高出10%；而在将艺术与女性联系起来的统计中，女性占比达到了49%，比男性高约8%。^[20]更进一步地，科学家若持有性别偏见，也更容易在审查工作中对女性科学家作出具有偏见的评价。^[21]这种将科学性别化的过程不仅意味着女性在科学领域失去关注度，也代表女性科学家难以进入男性主导的科学空间、接近核心区获得重塑女性科学家观念的话语权。

除了科学领域内的气质划分，科学领域外也有角色划分带来的冲突。因为女性科学家通常难以避免“女性”与“科学家”之间角色矛盾。在传统观念中，“女性”与家庭、生育、保育等特质深度相关，从事科学相关的工作被认为对家庭和孩子教育不利，同时无益于科学工作本身。^[22]虽然现代中国社会越来越倡导男女平等，但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仍然影响着女性在职场和社会中的角色定位。这种观念限制了女性在职场和社会中的表现和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公平和不平等。^[23]在西方传统的父权社会中，婚姻和家庭也同样被普遍视为女性的首要职责。女性为了践行家庭美德，不得不顺从社会文化规范的要求，背负起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成为家庭的核心。女性科学家会由于婚姻、子女等生活因素被暗示能力较差，想获得与男性同事同样的尊重需要做得比男性更出色。^[24]女性角色的传统定位、不平等的家庭分工以及机构、政策支持的多方缺位等多种因素导致了女性与科学家的角色矛盾，实践中的性别挑战与女性角色刻板印象增加了女性科学家继续科研事业的不确定性。虽然男性和女性都需要兼顾家庭与科学事业，但社会偏见对女性科学家的职业发展与自我价值实现的负面影响显然更大。

3.3 儿童与青少年时期对科学的性别认知与态度

儿童与青少年时期是价值观塑造成型的关键阶段，同时也是形成科学概念认知习惯的重要开端。“画科学家”是一项在中西方都常被用作观察儿童与青少年对性别和科学的认知的测试，研究人员希望能够通过绘制图像这种简易，感性的方式，窥探到儿童与青少年脑海中关于科学家的着装、性别、工作环境、研究专业特征等多维立体的形象认知。但儿童与青少年在纸上呈现的科学家形象往往以男性为主，很少出现女性科学家。^[6]将科学家画成男性的倾向会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到一定年龄会有所减少，而男孩似乎比女孩更倾向于将科学家画成男性。^[25]总体而言，儿童与青少年时期是对科学萌发性别认知的重要节点，现有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他们更倾向于将科学与男性建立想象，这种性别刻板印象对于女性进入科学领域显然是不利的。

个体的成长过程也是其社会化过程，个体接受并学习了社会和文化中的各种规范和价值观，形成了自己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家庭与学校的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会对儿童与青少年时期的女性是否适合科学，是否能够走向科学世界的认知产生复杂影响。现有研究证实了家庭关系以及早期的鼓励对女性进入科学领域的自信心发挥着重要作用^[26]，但似乎女性更容易收到来自亲人和老师的告诫，劝阻她们远离科学事业。^[27]除了老师与家庭观念的负面阻碍，在个体尚未拥有较为成熟、独立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前，直接接触与性别歧视关联的科学领域信息可能会让女性更加远离科学与科学界。根据一项国外的研究，了解STEM领域内的性别歧视可能会让女孩对性别排斥产生高度敏感，并因此形成对进入科学界持负面态度的观点。^[28]正面应对这种刻板印象，能够缓解其对于女性有关科学领域性别认知的偏差。一项中国背景下的研究数据发现，当父母不认可这种刻板印象时，学生的自我评估中的性别差距较小，而在那些自己不认可这种刻板印象的学生中，自我评估中性别差距甚至有利于女性。^[29]这突显了家庭环境对于消除性别差距、促进女性在科学领域中的自信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隐藏在教育内容与文化环境下的性别偏见更难以察觉。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一方面占主导的父权文化积极推广着教育平等，开办大学并鼓励个性多元发展的男女同校教育方法，但另一方面，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还是会以难以察觉的方式受到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呈现在教科书、教室里。一项调查选取了来自Scientix和 OERcommons网站的在线科学教育资源的视觉内容，分析了具有以下标准的研究样本：（1）小学水平（4~11岁）；（2）科学领域：天文学、生物学、化学、地质学数学、物理和技术等。结果发现，在科学专业中被描绘的男性多于女性。^[30]

有学者将近代科学文化分为形而上的科学思想、科学信念、科学精神等，以及形而下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成果等方面。^[31]科学文化代表了一种群体内部的共识，而科学文化的传递则是影响青少年接触科学、了解科学、好奇科学的重要通道。对于在高中物理取得优异成绩的女生来说，支持性的学校科学文化与知识渊博、有爱心的科学教师是维持女孩对在学校做科学的兴趣和信心的关键条件。^[32]但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由于科学专业人士的缺口过大，使得有关科学职业的信息传播也处于滞后和不足的状态，学生们也难以了解科学文化。^[33]过去，中国的科学普及更多是自上而下的流动模式，这种单向行为可以归因于中国的教育体制特色。如今，我国陆续开展了一系列针对中小学的、丰富的科学文化活动，比如，国务院推动的全国各高校与科研院所举办的“科技活动周”各省市与中小学校组织的“科技节”苏州大学承担的中国科协委托科普项目“科学家精神进校园”等，这些依托资源开始有意识地扩大女性科学家的影响力与宣传比重，重视中小学阶段科学家以及科学家精神的感悟传递，引导他们对科学家产生更加全面和平等的认知。

3.4 教育体系中的性别意识形态因子

除了教学内容与文化对科学家性别敏感的潜在塑造外，还存在教育体系演进变化过程中的女性意识进步与抑制之间的角斗，以及政治层面的性别平等意识形态对女性进入科学界的影响。在西方教育体系中，存在女子学校、男子学校和男女同校三种教育类型，其中，西方女校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其创立初衷是为了争取女性平等权利。相比之下，中国女学作为女性获得教育资格的开端，却并未真正体现现代男女平等思想，而是传承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的“相夫教子”“兴国智民”课程内容，本质上依然无法摆脱传统思想对女性家庭角色的限制^[34]。但其尝试扭转以往男尊女卑的中国传统教育局面的初衷不容忽视。随着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不断升级，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妇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学校在录取学生时，除国家规定的特殊专业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取女性或者提高对女性的录取标准。^[35]这关乎人权和基本公平，只有在确立机会与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才能践行和实现男女平等。但即使女孩获得教育机会，也会面对许多阻碍她们定期上学的严重问题，早早地终结了她们迈向科学领域的可能。在一些非洲国家，比如肯尼亚或乌干达，女孩由于承担家庭责任、早婚、性别暴力和性虐待、学校位置偏远以及交通不便等原因而辍学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36]

性别平等程度与学生的职业期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一项研究通过对24个国家的 120748名学生进行调查，探讨了性别平等和STEM工作期望之间的关系在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男女学生的STEM职业期望值更加接近，而在性别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STEM职业期望中对男性有利的性别差距较大。^[37]这意味着，当一个国家的性别平等程度较高时，即男女在社会、教育和职场中享有更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时，可以减少性别差距对学生STEM职业期望的影响。通过传递男女平等思想，我们可以帮助学生们建立更健康的性别意识与认知，进一步保护女性对有关科学与科学家的期待和追求。

3.5 新闻媒体中科学家形象的性别不对称

媒体呈现的女性科学家形象是性别和科学研究中的另一重要议题。科学家形象是指人们对科学家的信念、观念与印象。^[38]媒体具有传递科学家形象的功能，但其所反映的科学家形象与现实中的科学家现状并不对称。新闻媒体可以通过话语、修辞、图片、版面与文章数量等方式再现科学家形象，同时也会重构人们脑海中的科学家印象，从而影响人们对科学与科学家的看法。需要注意的是，新闻媒体提及的科学家形象通常涉及性别与科学研究之间隐晦的关联。这种描绘方式可以被视为对科学家形象进行性别化诠释，旨在通过强化性别差异来刻画科学家形象。这种性别上的不对称描述往往会导致公众对女性科学家的专业能力和成就产生质疑或价值遮蔽，带来科学领域中女性地位和身份的偏差与不平等。

在过去的媒体报道中，科学总是理所当然地与男性联系在一起^[39]，男性科学家往往代表着科学的主流形象。女性科学家的外表、女性气质则被过度关注。^[40]媒体会将她们赞誉为“超级的”“例外的”“神奇的”“科学戏剧中迷人又罕见的明星”等，这种评价往往是额外的，但同时也略显狭隘，因为它们未能完全强调女性科学家的专业能力和成就。^[39]如今，媒体上科学家形象的性别不对称问题正有所改善，科学界长期以来为弥合性别偏见所做的努力是有益的。在《纽约时报》2011年到2018年针对科学家的新闻报道中，41%的个人资料以女性科学家为特色，女性科学家的代表性有所提高。然而，性别化的语言描述依旧存在，比如男性病毒学家Christian Drosten教授与女性病毒学家Sandra Ciesek教授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尽管拥有相似的研究资历，但前者被誉为“流行明星”，而后者则被称为“配额女人”。^[41]

尽管如此，能够直接证明新闻报道会对个人选择科学领域职业产生负面影响的经验数据并不充分。多数学者从社会认知理论、性别图式理论、社会认同理论、自我同一性理论等角度出发，阐释媒体中科学家形象的性别刻板印象对女性的影响，尤其是青春期女性。^[42]一方面，新闻媒体连接公众与科学界，但过于强调女性特征，可能会导致公众对女性科学家专业素养认可度的降低；另一方面，女性科学家的形象在媒体报道中所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和偏见还可能对年轻女性在科学领域的参与度和兴趣产生不利影响。让一些年轻女性对科学界准人门槛产生女性弱势的印象认为自己缺乏进入科学领域的必要能力和特质。再一方面，媒体对女性科学家的性别化评价，也可能会影响社会对女性科学家地位的认可度，从而影响女性科学家获得职业机会的公正性和平等性。

4 女性科学家边缘化的抗争与弥合

总体来看，女性对科学职业的选择与坚持并不是单纯的个人决策，而是受到群体与组织环境、社会文化规范等多方面的影响。提升女性科学家可见度和推动科学发展与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从多个维度和层面人手，打造公正、平等、包容与开放的科学家文化和价值观念。

4.1 性别问题的正面干预

个体在成长的各个阶段都有机会接触科学与科学家的相关信息，分析相关传播活动的特征与规律，可以为性别偏见的正面干预提供有益的策略参考。而教育作为成长中的关键一步，是减轻女性受到错误信息或者社会刻板印象误导的重要着力点。例如，在教育的早期阶段，提高教师对性别刻板印象的意识，可以帮助女孩提升对数学的自我感知效能，激励女孩对数学以及科学产生兴趣。^[43]学校文化与政策可以帮助平衡性别刻板印象对课程选择的影响，但具体的策略需考虑到社会文化、经济、阶级等一系列因素。^[44]在本土化的教育实践中，“科学家精神进校园”和科普日官传等系列活动如火如荼，其中也涵盖了一些女性科学家进校园的宣传活动。如何让青少年更加接近和了解科学发展中的“她”力量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除了教育，科学领域内部显性的性别歧视与偏见更加需要正视和解决。提高女性科学家的社会地位，改善科研决策环境，破除科学界男性主导的权力结构以增加女性科学家的发展空间。在社会地位方面，在国家会议上获奖、演讲、担任会议主席是科研人员增加社会曝光度的重要方式，推动女性作为国际会议、专业学会会议等专题讨论会的特邀发言人可以突出女性科学家所做贡献^[45]；在科研环境方面，举办有关偏见的培训和促进批判性反思的会议、基于技能的招聘、绩效驱动的晋升等是从个人层面和组织层面进行干预的措施，帮助减少决策者对女性科研人员的偏见^[46]；在结构空间方面，为了保证女性在资源获得上的平等性，可以通过重新分配权力消除结构性障碍、制定性别中立政策以及赋予有能力的女性高级职务等措施进行干预。^[47]

4.2 职业留存的支持保障

减少女性科学家的离职率是改善科学界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应对策略。但女性科学家的留存不仅需要以个人兴趣、理想信念等作为内在激励，也需要政策条例、项目支持、情感与社群氛围等作为外在保障。

政策上，政府可以通过提供育儿假、倡导远程办公、执行性别平等的雇佣政策等帮助女性平衡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压力。同时调整年龄限制，以鼓励更多的女性人才投身科学事业。^[23]从 2005年到2019年，在各项政策的倾斜下，我国女性科学家数量增加了14.7%。2019年，我国女性科研人员的数量为2.81万人，男性为7.39万人，二者之间的差距正越来越小。^[48]政策的出台是关注女性科学家切身利益的积极信号，不断调整与细化的政策需要足够贴合女性科学家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也是消弭科学领域性别差异最为直接的背书，更能够为支持性项目提供基本章法。

经济上，政府和其他组织可以采取设立奖金、专门的经济支持计划、导师计划、职业发展培训与资源等措施，为女性参与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激励。在2023年，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以及OLAY品牌联合推出了“科学有她-女生爱科学”项目，赋能有科学理想的女性。^[49]这种企业品牌与国际/国家组织机构之间的合作模式在国内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项目积极为女性创造更加包容与人性化的科研环境。通过设立奖金、拨款科研经费、组织以“她”为主题的多元论坛等帮助热爱科学的女性投身科学领域并发挥自身价值。

情感与社群上，有研究证明女性在追求家庭与STEM事业的同时会遭遇阻碍并进一步演化为女性继续迈向科学界的压力源泉，而伴侣的支持则是面对压力难题的一种解法，能增强女性同时实现职业与家庭目标的能力和信心。^[50]除了家庭层面的情感支持，来自倡导性别平等的男性同盟的支持同样重要。国外研究表明，在男性主导的工作环境中，男性同盟可以消除女性经历的代表性不足的典型负面影响并为科学领域中的女性提供情感支持。^[51]在社群层面，社会支持的类型与水平对女性学术环境有重要意义，建立社群为女性提供公正和真诚的支持将十分有益^[52]，比如国内知乎构建的青年女科学家榜样社区。

4.3 社交媒体的性别包容

与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时代更具平等、多元与包容的传播特征，是科学领域的性别歧视发声抗争、改善女性科学家地位的新舞台。女性科学家正在社交媒体上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度与讨论热度，而这为推动女性在科学领域的积极参与带来了新的机遇。

首先，社交媒体为有关女性科研人员的话题提供了更加开放的讨论平台，人们能够积极地分享、传播有关女性科学家的故事与价值观念，对话题的快速反应，让人们对女性在科研领域的认知与了解更加深刻。2023年2月，日本著名的女性主义研究学者上野千鹤子与北大毕业生的访谈对话在微博掀起一阵讨论，关于女性家庭形象的舆论声音将上野千鹤子这位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学者推向中国网民的世界，日本的女性主义理论也因此受到关注。^[53]网络标签话题作为一种新话语方式，具有不可小觑的抗争潜力与扩大女性科学家声音的力量。^[54]这种以“#”作开头的标签话题是社交媒体时代的新规，而借助标签话题的传播力量，女性科学家得以重新审视集体观念中囿于传统媒体的或片面、或敌意的定义。然而，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抗争的意义也可能被娱乐解读所模糊，例如，女性科学家反击“厌女”言论的标签话题distractinglysexy 在德国媒体报道中就仅被视作有趣的网络传播现象。^[54]

其次，除了话题上的曝光，社交媒体也能传达情绪与形象的关键词，这对破除传统观念中将科学与男性身份相对等的刻板印象具有重要意义。国外研究者以推特为调研平台，分析了10384条涉及“科学”“女性”“STEM”和“性别差异”的数据合集，数据表明积极向度的数量是消极向度的两倍，且积极的概念更加中心化，建立起了成就感与科学专业的纽带，并汇集成线上社会话语关于科学界女性人物的总体积极情绪与观点^[55]。社交媒体上，具有感染力的形象与语言往往具有较强的传播潜力，而社交媒体所分享的女性科学家专业、温暖、理性等多维度的内容，也往往会展示出更加真实、亲近的情感特征与人格特质，从而让公众对女性科学家身份产生新的认同感例如，国外一项针对科学家IG的在线调查发现，发布自拍的科学家被认为比发布纯科学图片的科学家更温暖，特别是发布自拍的女性科学家更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56]

第三，社交媒体也是女性科学家彰显其专业水平与能力的新界面。以往科研成果依赖于专业期刊、主题论坛、新闻报道等方式扩大影响力，但普通公众则被天然地划在线外。如今，女性科学家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成果和研究，其发布的科学演讲也可以借助短视频、图文等社交媒体传播途径进行二次传播，从而提高自己在科学领域的认可度与权威性。此外，科学术语在面向公众的科学写作中通常并不受待见，过于专业拗口的词汇可能会减少公众的阅读与讨论兴趣，但在社交媒体的科普账号上，使用科学术语的女性科学家则更少地收到敌对性评论。^[57]专业与理性的表达不是“男性气质”的专属符号，它正成为女性科学家在社交媒体上重塑身份标识的重要一环。

5 总结与展望

总体来看，国外研究对女性科学家的关注度明显高于国内，近十年来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2015-2020年，跨学科研究丰富了科学中的女性研究，刻板印象、性别偏见等多样化的研究视角为更深入地研究提供了扎实的研究数据与资料，技术的跃迁和社交媒体的出现则提升了对女性科学家的关注度。国内研究初期以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等理论为主，探讨科学和女性的话题，具有批判、思辨的理论研究特色中期量化、实证类研究发展迅速，对“女科学家”的议题关心更加集中丰富，中后期对支持女性科学家成长与发展的政策激励、经济激励关注度明显。后期本土化的特色体现在回溯国内不同阶段的科学启蒙思想实践对女科学家的影响上，比如，部分研究对清代和民国时期女性科学家的观测。但总体而言未能形成较为系统丰富的脉络，与国外研究相比较为松散。

影响女性科学家地位的因素十分复杂，本文总结了五种层面。从科学领域内部的结构性因素看，同行评议、津贴奖金、招聘面试等环节中的性别偏见是否存在，出现了具有争议的多种结论，这可能源自学科性质的不同以及研究方法的影响；科学领域内的性别气质划分似乎是快速理解科学家特征的捷径，但当科学或科学家与男性天然相关成为共识，女性科学家的存在便会成为“特殊”，阻碍其成长，而性别二元划分的思想不仅关乎科学领域的气质，而且还延伸到了科学领域外的社会角色，传统女性角色与科学家角色之间的划分与矛盾也是女性科学家发展的另一种阻碍；这种理解科学的性别认知在儿童与青少年阶段便会形成，家庭与学校占据着重要位置，不管是“背离式”的家长引导，还是直接表达的“不认可科学刻板印象”，家长与老师的态度都会影响青少年的性别认识，此外，隐匿在教科书中的偏见与教育中的科学文化氛围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政治层面的性别平等意识形态则通过女性受教育机会与权利间接影响着女性对科学领域的期待：大众传媒是在教育和家庭之外，最为广泛地塑造和传递科学家形象的途径之一，当科学家的媒介形象被冠以性别化的诠释，女性科学家的外貌和性别特征常被过度关注，她们的专业能力和成就则被忽视。这种评价方式不仅对于塑造科学家形象是狭隘的，而且可能导致公众的偏见进而影响女性进入科学领域的兴趣与信念。

性别与科学在学术内部的讨论辐射深远且广泛，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进人了一个全新的媒体环境，这为我们带来了更广阔的交流平台。围绕女性科学家研究的发展历史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与机遇，特别是国内三孩政策出台后，如何保障从事科研工作的女性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是新的叩问与思考方向，受制于篇幅，笔者未能分析。本文回顾了女性科学家边缘化地位的影响因素，并从校园教育、科学结构内部、政策规范、经济支撑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特别是指出了社交媒体在促进科学界性别平等方面的潜力，这一点值得深人研究和思考。社交媒体可能成为改善科学领域性别偏见的工具，但也可能演变成女性遭遇新偏见的渠道。

总之，女性科学家的稀缺现象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国外大量的研究为思考本土化的女性科学家生存现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方向，在新媒体环境与旧传统结构交叉的背景下，突破我国女性科学家群体的发展困境与障碍需要本土学者们的进一步探究与持续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