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革命工作的安全性，革命战士们往往在执行任务期间需要与家人减少通讯，甚至是断绝往来。然而，牵挂已久的亲人们却在忍受着煎熬。邓垦就曾有过一段这样的时光，那个被他忧心的人就是他的兄长邓公。
邓垦和邓公相差7岁，原名邓先修，生于四川广安，1931年，他告别了家人，来到国内著名的繁华都市上海求学。实际上，除了这个原因外，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邓公。距离邓垦最后一次得知大哥的消息已过去九年之久，在这九年里，家人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然而，就算是他们找遍了能找到的所有认识邓公的人，仍不能得到确切的消息。
直到后来，一位声称是邓公“远亲”的胡伦先生给邓家去信，邓公的家人才知道他极可能正在上海。带着这个重要的线索，邓垦激动地来到此地，可事实上，找人的事情并没有他想象中那般简单。不会地道的上海话，又没广泛的人脉资源，在人来人往的大都市寻人，无疑是大海捞针。
一次，邓垦无意间看到报纸上有寻人启事，这为他提供了一条很好的寻兄路径，他找到报社，麻利地将此事办妥，心情愉悦的他精待着佳音，却不知道他的这一举动给兄长带来多大的危险。
邓垦在寻人，敌特分子也在寻人，而且，为了抓捕我党人士，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不管是明面上的还是暗地里的消息渠道都被他们一直紧盯着。在这则消息见报的同时，邓垦也暴露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了国民党特务监视的对象。
一天下午，一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邓垦的租房内。对方一进门就直接问有没有人叫邓先修？熟悉的语调王邓垦一下子就意识到眼前这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男子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兄长。
邓垦和屋内的好友打了声招呼，就出门了，在邓公的带领下，两人来到了一个无人的隐蔽场所。邓垦好奇地问邓公为何这副打扮，邓公简明扼要地说自己身份特殊，正在被人四处抓捕，不可以暴露。
两人的聊天时间非常短，邓公只能挑重要的话说，除了了解一下家里的情况外，他嘱咐邓垦，现在的住所已经不安全，很可能有人正在监视邓垦，赶紧换地方才能保住性命，另外，他告诫邓垦，以后再也不能用登报这种大张旗鼓地方式找自己，那只会让大家都陷入险境。
没多久，邓公根据组织安排，离开上海，寻找安全路径，成功抵达中央苏区，坐上了瑞金县委书记的宝座。他与弟弟邓垦一个忙于革命事业，一个忙于学业，且当时的通讯技术不发达，为了保证安全，两人之间的联系也少得可怜，再一次见面，已经是十多年后，很可惜，两人当时都有任务在身，还是借着延安七大的契机，才有了这难得的机会，匆匆一叙又再次话别。
1939年，邓垦从上海奔赴延安，他希望跟随邓公的步伐，走上革命道路，此后他先是在此地的抗日军政大学提升个人文化素养，顺利毕业后，被安排到多个岗位就职，但多数从事的都是宣传工作。
抗战胜利后，邓垦被调往东北工作，因为认真努力，踏实肯干，表现优异，接连得到提拔，在每一个岗位上，都一丝不苟，奋发向上，他提出的举措极大地推动了东北解放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邓垦从东北跑去西南地区，一个冬季寒冷，北风凛冽，一个夏季炎热，酷暑难耐，然而，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工作条件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热情，邓垦为重庆的发展再度施展才华。
1966年后，特殊时期的到来让邓垦不得不前往“五七干校”劳动，摘掉帽子后，他才回归政坛，担任武汉市委书记。从加入革命队伍的那一天起，邓垦不曾利用过邓公的头衔，也不曾对外公布过自己与邓公的关系。但是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政策，比如邓公推行的改革开放，不管他是不是自己的兄长，只要说得对，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
令他感到些许遗憾的是，兄长工作繁忙，两人见面聊天的次数屈指可数，1981年的一天，他接到了邓公的电话，原本还很开心，但当被兄长质问选为湖北省副省长一职的事情后，他感到了一阵压力，这个职位是省里给的没错，但是没有任何私心，不管工作经验，还是个人能力，邓垦都有这个资格，也符合提拔的标准。
正因如此，他的耐心解释才没有让邓公产生误会，此后的他为不给自己的党员身份抹黑，兢兢业业地工作了一辈子。2017年，106岁的他在见证过国家许多重要的时刻后安然闭上了双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