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Factors Affecting Perioperative Nurse Adherence to Ergonomic Safety Measures
影响围手术期护士对人体工程学
安全措施依从性的因素
Susan Letvak, PhD, RN, FAAN; Brandi Apple, PhD, RN, CNOR, CNE;Marjorie Jenkins, PhD, RN, NEA-BC, FACHE
摘要
AORN已识别出围手术期环境中特有的安全风险，并制定了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以帮助预防肌肉骨骼损伤和疾病。我们对这些安全措施的依从性及其感知障碍和促进因素知之甚少。本项研究使用横断面调查来确定疼痛的患病率以及肌肉骨骼损伤和疾病的发生率。我们向围手术期工作人员询问他们认为的相关安全措施依从的障碍和促进因素。一个医疗系统中共155名围手术期护士完成了在线调查（55%应答率）。大多数（93%）至少发生过一次肌肉骨骼损伤和疾病或相关疼痛。围手术期护士的工作年限和颈部疼痛与安全措施依从性相关。最常报告的安全措施依从性障碍是人员配备不足。研究结果强调，需要更多地关注围手术期环境中的体力负荷需求。
关键词：
肌肉骨骼损伤和疾病（musculoskeletal injuries and disorders，MSD），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人体工程学危险因素，疼痛，安全患者处理。
2020年，在美国工作的注册护士大约有420万名，比2017年增加了6.3%。其中，54.8%在医院环境中工作，6.7%在围手术期环境中工作。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报告称，2019年，美国医院记录了221400例与工作相关的损伤和疾病，主要为肌肉骨骼损伤和疾病（musculoskeletalinjuries and disorders，MSD），相当于每100名全职工作人员中有5.5例损伤或疾病。许多与护士工作相关的损伤和疾病都是由于对人体工程学的高要求造成的，研究人员发现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与减少损伤直接相关。近期的文献综述记录了围手术期环境中特定的危险因素和人体工程学的高要求。
在围手术期环境中，外科医生是近期人体工程学研究的焦点，护士只占研究样本的一小部分。对2003至2019年间全球研究进行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表明，围手术期护士在12个月内报告的MSD事件发生率范围为18%（肘部）至62%（腰部）。在美国，一项有50名围手术期护士参与的研究发现，12个月的腰背痛症状患病率为84%，其次是足踝和肩部疼痛（74%）。
团队协作是人体工程学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围手术期团队不同于其他职业团队，因为围手术期团队的特点是缺乏稳定性，由于时间安排和手术需求，团队成员会经常变动。有效的团队协作与围手术期人体工程学安全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
大部分医院都在采取措施减轻护士的MSD和疼痛，例如“不抬举”政策、损伤预防指南和手工操作教育。2011年，AORN列出了围手术期环境中具体的人体工程学安全风险：
将患者搬上和搬下手术床；
在手术床上重新摆放患者的体位；
抬起并托住患者四肢；
长时间站立；
长期手持牵开器；
提起和搬运用品和设备；以及
推动、拉动和移动带轮子的设备。
研究问题
有关围手术期护士对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的依从性或依从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的障碍和促进因素知之甚少。本项研究通过回答以下研究问题来填补这一空白：
1.围手术期护士MSD及相关疼痛的患病率是多少？
2.使用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的感知障碍和促进因素有哪些？
3.依从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的围手术期护士比例有多大？
4.围手术期护士的个人变量（即，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工作年限、发生MSD或相关疼痛）、组织机构变量（即，工作时间、连续轮班次数、团队协作）和任务（即，特定人体工程学危险因素、体力工作负荷）与依从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情况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有关围手术期护士对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的依从性或依从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的障碍和促进因素知之甚少。
概念框架和研究变量
本项研究由人体工程学和医学研究中使用的Leavitt’s组织模型指导。该模型提出，每个组织有4个相互关联的要素：人、结构、任务和技术。
人
用于描述本项研究受试者的个人变量，例如年龄\性别和围手术期护理的工作年限及时间，与之前的护理劳动力和人体工程学研究使用的变量相似。通过询问过去12个月内发生的背部、颈部、肩部、足部或手腕相关的疼痛、酸痛、僵硬、灼热、麻木或刺痛来测量工作相关MSD或相关疼痛，这些都是护士MSD研究中的常用问题。其他问题包括“在过去3、6或12个月内，你是否经历过职业伤害/工伤？”（是或否）及其疼痛严重程度评分，范围为0（无疼痛）至10（最严重疼痛）。一些问题允许开放式回答（例如，MSD累及的身体部位）。其他问题还包括MSD是否导致误工和误工天数。
结构
与其他研究者相似，我们也询问了特定组织变量如何影响人体工程学损伤。这些因素包括每班工作小时数和连续平均换班次数。使用30项TeamSTEPPS团队工作态度问卷（TeamSTEPPS Teamwork Attitudes Questionnaire，T-TAQ）衡
量团队合作，该问卷包括团队结构[6项，Cronbach α(α)=0.70]、领导能力（6项，Cronbach α=0.80）、情境监测（6项；Cronbach α=0.83）、相互支持（6项，Cronbach α=0.70）和沟通（Cronbach α=0.74）。对每个结构的项目反馈取平均值，以获得结构评分。T-TAQ未提供入围分数线；分数越高表明对该结构的团队协作态度越好。
任务
我们通过询问受试者在之前14天内（代表每周12小时轮班工作和可变工作天数）参与7项AORN之前确定的人体工程学安全危险因素之一的次数，评估具体任务和相关任务变量与工作场所损伤的相关性。体力工作负荷通过19项体力工作负荷指数问卷（Physical Workload Index Questionnaire，PWIQ）测量，该问卷使用5种反馈类别（0=从不至4=非常频繁）测量累积体力工作负荷与工作姿势和处理重物的频率。PWIQ得分越高，体力工作负荷越大。在一般人群研究和危重症护理护士的研究中的Cronbach α分别为0.93和0.82。
技术
我们通过询问前14天内受试者使用7项AORN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之一的时间百分比来衡量对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的依从性。通过开放式问题评价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的感知障碍和促进因素，这些问题要求围手术期护士受试者说出使用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遇到的前三个障碍和促进因素。
方法
本项研究的背景是位于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大型医疗系统，该系统拥有5家医院和一个独立的手术中心，每年总共进行超过45 000例手术。邀请所有283名围手术期护士参与本项研究。
我们确定，为了有足够的检验效力（≥80%）检测Cohenf 2=0.053的中小效应量，需要150名护士的样本量。这样可以检测与依从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相关的因素。效力分析假定双侧I类误差为0.05，并考虑了回归分析中建模的自变量数量（即，个人、组织和任务变量）。
受试者权利保护
在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后，研究团队成员与所有围手术期护士管理人员开会讨论本项研究并要求他们鼓励护士参与研究。向围手术期护士发送的电子邮件邀请函包含一封说明信，强调了调查对围手术期护士人体工程学安全和健康的重要性。电子邮件还包含了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的参加研究的知情同意书。
样本
在该医疗系统中被邀请参加研究的283名围手术期护士中，155名（54.8%；95% CI，48.9%~60.5%）回复了调查邀请，并在15.6分钟的中位时间内完成调查。每个研究中心的护士反馈数量为4~72。平均年龄为46.1岁（SD=12.2；范围=22~67），95%为女性（表1）。围手术期护理工作的平均年限为16.8年（SD=11.9）。受访者报告平均每次轮班工作9.6小时（SD=1.9），平均连续轮班工作3.7次（SD=1.1）。
数据收集
可通过电子邮件邀请中的链接和二维码访问调查。在数周内共发送了3封电子邮件。在每封电子邮件中，向受试者提供了第二个链接和二维码，用来参与抽奖，可获得一张价值50美元的礼品卡（共40张）。设置一名临床注册护士主管，同时也是研究团队的成员，对提高参与度很有帮助，他负责参加医院系统的围手术期护士团队会议，解释研究并回答任何问题或疑问。
使用在线调查的定制化设计方法设计调查。我们避免了过度使用“全套检查”问题，并显示了距离调查结束的进度，以防止提前终止。完成调查用时不到20分钟。受试者可以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或计算机进行调查。
数据分析
我们使用描述性统计量（例如，平均值及标准差，中位数及范围，频率和百分比）来描述样本、人体工程学措施和依从率。我们根据收到的回复计算MSD或相关疼痛的发生率，以及对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的依从性。使用定性内容分析对使用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的感知障碍和促进因素进行分析。通过使用系数α和Ω的内部一致性来估计测量值的可靠性。我们使用多变量β回归分析了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该方法对0和1之间的比例建模（例如，依从性数据）效果良好。所有建模都以研究中心为变量。使用方差膨胀因子和特征模量分析评估多共线性。在评估缺失数据的模式和数量后，我们在敏感性分析中使用预测性平均匹配或logistic回归和全条件说明法进行多重插补。这样可减少数据缺失导致的偏倚，并提高了有效性和精准度。我们使用Stata 17软件进行所有分析。我们将双侧显著性检验的显著性设定为P<0.05。我们报告效应的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用来量化精确度。
结果
T-TAQ子量表的得分显示，团队协作对沟通能力的态度平均为25.1（SD=2.6；ω=0.672）。对领导能力的态度平均为27.2（SD=2.4；ω=0.754）。护士反映在之前14天内，进行具有人体工程学风险的任务次数中位值为51（范围=0~346）。最常执行的任务与移动物品和站立有关：
推动或拉动超过30lb（1lb=0.45 kg）的物品超过25ft（1ft=0.305 m），推动或拉动25 lb的物品超过50 ft，推动或拉动22lb的物品超过100~150 ft，或推动或拉动15lb的物品超过200 ft（中位数=10；以及
站立在同一位置超过2小时，站立超过一个工作日内30%的时间，或穿铅衣站立超过1小时（中位数=9）。
PWIQ得分（ω=0.910）平均为15.8（SD=11.6；范 围=1.5~56.2），低于之前的重工作负荷组。
研究问题1
至少一半的护士报告出现过与工作相关的MSD或相关疼痛：50%报告手部或腕部疼痛或损伤，65%报告颈部和肩部疼痛，68%报告足部疼痛，75%报告背部疼痛。总体而言，92.9%（95% CI，87.7%~96.0%）的受试者报告至少1个区域出现过MSD或相关疼痛。护士使用0~10分量表（10分为最严重疼痛）测量疼痛严重程度，对除手部和腕部（中位数=4）外的每个区域的疼痛进行评分，中位数为5.0分。在之前12个月内，共有9例报告的损伤（5.8% ；95% CI，3.1%~10.7%）。
至少一半的护士报告出现过与工作相关的MSD或相关疼痛：50%报告手部或腕部疼痛或损伤，65%报告颈部和肩部疼痛，68%报告足部疼痛，75%报告背部疼痛。
研究问题2
调查中的开放式问题要求受访者描述使用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遇到的障碍或促进因素。93名（60%）受访者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报告的三大类促进因素是产品、人员和自己。39名受访者列出了有助于他们使用安全措施的产品，包括木板、滚轮、悬停垫、货架和高度合适的电脑台，可调节椅子，抗疲劳垫，轻便的铅衣。39名受访者指出，适当的人员配备是最重要的促进因素。适当的沟通和领导的支持也被提及到，但是频率较低。19名受访者列出了有助于使用安全措施的个人因素，包括正确的人体力学，此前曾发生过MSD，避免损伤的愿望，以及鼓励患者安全的愿望。
受访者列出的人体工程学安全的障碍因素多于促进因素。第一项障碍（n=62）是人员配备不足。其他受访者列出了对工作人员进行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和设备使用的教育需求（6）、沟通需求（4）、领导支持需求（2）和外科医生需求（2）。第二大障碍是对合适设备的需求（33），包括过重或难以使用的设备以及工作空间的限制。时间是28名受访者列出的一项障碍，他们说“快速周转”和手术室可用性是人体工程学安全的障碍。最后，14名受访者表示，患者体重越来越重是人体工程学安全的障碍。
受访者列出的人体工程学安全的障碍因素多于促进因素。
研究问题3
报告坚持使用7项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之一的护士百分比因安全措施而异，中位数从项目“在过去14天内，您依从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的时间百分比 ：使用臂托、休息或调整体位，避免使用手作为牵开器来降低锐器损伤的风险？”的50.0%（IQR=92）至项目“在过去14天内，在转移患者时，您依从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的时间百分比：至少由3名护理人员抬起最重105lb的患者，至少由4名护理人员抬起最重158lb的患者，以及由3至4名护理人员使用辅助设备抬起体重超过158lb的患者？”的75.5%（IQR=86）。报告对7项任务之一的依从性百分比范围为0%~100%。报告100%依从性的护士比例因任务而异，从5.2%至11.6%不等。但是，也有数据缺失的情况，依从率范围从38.1%至55.5%。7项安全措施的平均百分比为55.5%（SD=31.6）；但是，仅46名受访者（30%）回答了对所有7项安全措施的依从性（表2）。
研究问题4
我们进行了β回归分析，以确定围手术期护士依从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与个人变量、组织机构变量和任务之间的关系。表3提供了基于完整病例分析的对7项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之一进行β回归建模的结果（范围模型n=50~68）。
颈部MSD或相关疼痛与转移安全措施依从性较低显著相关（P=0.035）。年龄（P=0.014）和围手术期护理工作年限（P=0.018）与坚持使用体位安全措施和颈部MSD或相关疼痛相关（P=0.045）。连续轮班的平均次数增加（P=0.001）与依从性降低显著相关。
对个人、组织机构和任务变量进行回归建模也显示，体力工作负荷指数与体位依从性显著相关（P=0.009）。围手术期护理工作年限（P=0.006）、年龄（P=0.030）和颈部疼痛或损伤（P=0.038）都与依从抬举身体部位的安全措施和体力工作负荷指数相关（P=0.025）。
颈部和肩部MSD或相关疼痛以及年龄和围手术期护理工作年限都与站立相关的安全措施显著相关。T-TAQ领导力得分（P=0.009）和沟通得分（P=0.027）与依从站立工作的安全措施相关。年龄（P<0.001）、性别（P=0.004）和围手术期护理工作年限（P<0.001）与依从牵开器安全使用措施相关。工作相关颈部疼痛或损伤（P=0.021）、每次轮班工作时间（P=0.040）和连续轮班平均工作次数（P=0.034）也与此项安全措施相关。T-TAQ的团队结构子量表得分增加与牵开器安全措施预测依从性更高呈正相关（P=0.005）。
除体力工作负荷指数外，对抬举托盘安全措施的依从性与年龄、围手术期护理工作年限、颈部疼痛或损伤相关（P=0.004）。围手术期护理工作年限越长，对推拉安全措施的依从性越低（P=0.003）。足部疼痛（P=0.001）、每次轮班的工作时间更长（P<0.001）、每次连续轮班增加（P=0.001）也与推拉安全措施的依从性较低相关。这些结论与之前列出的完整病例结果存在非关键性差异，但也为依从性结局插补了超过50%的缺失数据。因此，其他研究人员应谨慎从本次分析得出结论。
讨论
本项研究为围手术期护士的人体工程学安全性提供了新的见解。研究受试者的平均年龄为46岁，与2020年全国护理工作组调查中的全国护士平均年龄非常匹配，但是本项研究中的女性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5% vs. 90.5%）。护士报告，最常执行有风险的任务是推拉重物和保持同一体位站立。根据T-TAQ得分，本项研究的受试者在团队协作方面得分较高。团队协作对于降低员工损伤风险非常重要。
MSD患病率
国际研究表明，围手术期护士的MSD患病率很高；本项研究发现美国护士的情况也与之相似。在本项研究中，围手术期护士报告最多的MSD是背部疼痛。背部疼痛是全球最常见的MSD，也是导致活动受限和工作缺勤的主要原因。然而，与对22项围手术期护士MSD研究进行的荟萃分析相比，本项研究中的围手术期护士在过去12个月内的MSD患病率更
高。荟萃分析显示，围手术期护士最常见的MSD是腰痛，MSD的总体患病率为62%。重要的是要注意，虽然大多数在床边工作的护士都面临着较高的人体工程学要求，但是围手术期护士会面对额外的危险因素，例如高强度的高度重复任务、振动器械、长时间静态姿势和低温工作环境。至关重要的是，要更加重视降低围手术期环境对人体工程学的高需求，以减少MSD的患病率和疼痛报告。
人体工程学安全的促进因素和障碍
不足为奇，人体工程学安全最常见的促进因素和障碍主要集中在对人员配备和产品的可及性和可用性的看法。美国再次出现严重的护理人员短缺，COVID-19大流行更是加重了人员短缺。劳工统计局预计2032年注册护士的雇佣人数将比2022年至少增加6%，每年需要193100名新护士。此外，围手术期护士的独特培训和专业化需求导致在手术室人员配备短缺的情况下难以重新定岗或使用临时护士。针对这些研究的荟萃分析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人员配备不足与工作不满意、倦怠、护士受伤和离职意向直接相关；充足的人员配备不仅仅对人体工程学安全至关重要。
一篇文献综述的作者指出，患者的肥胖是人体工程学安全的一个障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报告称，包括肥胖在内的超重成人比例为73.6%。一项针对2000年以来的27项研究进行的综合评价发现，超重和肥胖患者明显增加了护理工作量，并且组织机构准备工作未能满足这些需求。针对围手术期的具体情况，为肥胖患者摆放体位会增加患者和围手术期工作人员的损伤风险。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员进行抬举、转移和摆放体位也对人员配备提出了额外要求，并且如果无法迅速获得额外帮助，围手术期护士就会面临危险。
研究受试者指出了适当设备对人体工程学安全的重要性（例如，转运设备、抬举设备、抗疲劳垫）以及快速获得这些安全设备的需求。在美国东南部一家大型医院进行的观察性队列研究发现，可及性（即，储存设备的地方）以及易于到达（即，不被其他设备阻碍）是使用设备的关键预测因素。我们的定性研究结果与这项观察性研究结果相似。土耳其研究人员观察了58例外科手术，发现缺乏人体工程学安全设备、板凳和抗疲劳垫。可成立围手术期安全小组，定期评估和调整安全设备的可用性和可及性。
使用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的一个有趣的促进因素是围手术期护士对人体力学的了解、对避免损伤的担忧和使用安全措施的个体需求。围手术期护士也希望确保患者的安全，这也支持本项研究的结果，即工作年限越长的围手术期护士越能遵循安全最佳实践。在本项研究中，许多护士认识到，7项AORN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旨在预防损伤并确保患者安全（例如，确保在转移或摆放患者体位时提供充分帮助）。2017年，美国护士协会发起了“健康护士，健康国家”活动，重点关注护士的健康。应持续开发医院健康项目，并提醒护理工作人员，人体工程学安全是健康护士的重要组成部分。
围手术期护士也希望确保患者的安全，这也支持本项研究的结果，即工作年限越长的围手术期护士越能遵循安全最佳实践。
在美国，手术室的平均运营成本为每分钟37美元，因此时间效率很重要。快速周转给护理工作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通常不被认为是人体工程学安全的障碍。此外，在对手术室内进行缝合的外科医生进行的一项神经成像研究中，发现时间压力可降低注意力控制、记忆和认知灵活性。护士在围手术期环境中遇到的时间压力相似，尤其是患者准备阶段，如果护士同时出现注意力、记忆和认知灵活性下降，则有发生MSD的风险。本项研究中的护士认为，护士主管的倡导对于消除人体工程学安全障碍至关重要。
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的依从性
本项研究是首个记录AORN 7项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依从性的研究之一。虽然依从各项AORN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的百分比范围为0%~100%，但是每项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的中位依从率仅为50%。这种低依从率值得注意，因为应该始终依从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推拉、抬举和转移是最常强调的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肌肉骨骼疼痛和损伤可能由单一事件导致，也可能由在人体工程学高需求下工作的累积效应导致。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围手术期护士已接受有关7项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的教育并且正在使用这些措施。
统计模型显示，受试者出现颈部疼痛或损伤，或连续轮班次数较多和对安全措施的依从性较低存在显著相关。连续多次轮班导致的疲劳可能导致围手术期护士对安全措施的依从性降低。对医院护士疲劳影响进行的系统评价发现，虽然工作时间和疲劳之间存在矛盾的结果，但是轮班间隔时间较短确实会导致护士的疲劳程度更高。此外，围手术期护理工作年限、发生MSD或相关疼痛以及较高的体力工作负荷与较低的“抬举”依从性相关。一般而言，由于本项研究中的围手术期护士年龄较大，可能已经出现了疼痛，且更可能依从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最终，T-TAQ团队协作子量表得分较高与安全措施依从性相关。强有力的领导和有效的沟通可以为安全文化提供支持。
依从措施的数据缺失，范围从正确抬举和转移的38.1%至正确牵拉安全、臂托和中场休息的55.5%。仅46名（30%）受访者回答了全部7项安全措施的问题。这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护士没有回答依从性问题。作者引用了大约20年前的2001年美国护士协会健康和安全调查结果，75%的护士没有报告职业伤害/工伤，他们认为这是由于担心被主管和同事打击、羞辱和骚扰，甚至被解雇。虽然担心报告安全措施依从性的水平较低，但是我们无法确定本项研究的围手术期护士未完全报告这些问题的原因。
我们尝试确定与依从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相关的因素。由于大量的缺失数据，需要谨慎解读本次回归模型。尽管如此，所有的回归模型都显示，抬举重的设备托盘与颈部疼痛或损伤有关。此外，所有模型都表明，足部疼痛或损伤与推拉安全措施依从性较低相关。需要进行额外研究来明确与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依从性相关的因素。
意义
本项研究的结果对围手术期护理具有重要意义。MSD的高患病率令人担忧，需要立即采取干预措施提高围手术期护士的人体工程学安全性。需要加强围手术期护士的宣传，加强全球围手术期环境中的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围手术期护士主管应继续提倡安全的人员配备水平、人体工程学安全设备的可用性和可及性、适当的托盘重量，并提高对特定人体工程学风险的关注。
本项研究的结果对围手术期护士教育者也有意义。受试者发现需要对工作人员进行继续教育，以提高人体工程学安全性。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为工作场所安全与健康计划提供了建议。除了将健康和安全作为优先事项外，建议的措施包括以下几点：领导示范、实施报告系统、开展检查、收集改进安全性的建议和针对具体工作的培训。AORN提供了具体的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围手术期人体工程学安全培训应不仅仅包括安全抬举和转移的常规年度审查，或新型抬举和其他安全装置的教育。芬兰的作者通过制定“围手术期卡片计划”提高了围手术期护士的能力，这个计划包括电子化学习（例如，MSD的流行病学、人体工程学安全和危险因素、体力工作负荷分析、提高身体意识的个人锻炼、生物力学原理）、患者处理的循证实践原则的实践培训、技能应用，然后修订和演示实践技能。
虽然医疗机构有义务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但是围手术期护士也有责任确保自身的健康和安全。围手术期护士需要花时间充分了解人体工程学危险因素和安全措施。为了预防MSD和疼痛，围手术期护士应始终严格（100%）依从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并报告任何已确定的安全性问题。
局限性
这是一项依赖回忆的调查研究，仅在美国一个大型医疗系统内由围手术期护士使用横断面设计实施。自我报告数据存在局限性，因为结果是基于护士的感知而不是观察到的活动。缺失的依从性数据需要插补数据，这是另一个局限性。
要点
◆ 邀请在美国东南部大型医疗系统工作的围手术期护士参加一项关于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依从性以及依从性感知障碍和促进因素的研究。
◆ 作者研究了护士对7项安全措施的依从性，这些措施是基于AORN安全患者处理的人体工程学工具。然后使用β回归模型确定与依从性相关的因素（例如，年龄、性别、工作年限、教育水平、既往发生肌肉骨骼损伤和疾病）。
◆ 研究发现肌肉骨骼损伤和疾病以及疼痛的患病率较高；75%的围手术期护士报告背部疼痛或损伤，65%报告肩颈部疼痛或损伤。疼痛程度较高，在0~10分量表上，大多数受试者报告的疼痛评分接近5分。受试者未依从所有7项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最常报告的是以相同体位久站和推拉过重的重物。
◆ 使用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报告最多的促进因素包括随时可用的安全性产品、充足的人员配备、适当的沟通和领导的支持。使用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报告最多的障碍是人员配备不足、没有适当的设备和设备过重。
结论
这项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围手术期护士的MSD高发生率和人体工程学需求。在本项研究中，75%的围手术期护士报告背部疼痛或损伤，65%报告肩颈部疼痛或损伤。疼痛程度较高，在0~10分量表上，大多数受试者报告的疼痛评分接近5分。受试者未依从所有7项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最常报告的是以相同体位久站和推拉过重的重物。颈部疼痛或损伤和连续轮班次数增加与安全措施依从性降低相关。围手术期工作年限越长、MSD或体力工作负荷评分越高的受试者报告对正确抬举的依从性越低。使用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报告最多的促进因素包括随时可用的安全产品、充足的人员配备、适当的沟通和领导的支持。使用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报告最多的障碍是人员配备不足、没有适当的设备和设备过重。研究结果表明，需要更加重视对人体工程学安全措施依从性的关注，以降低围手术期护士发生损伤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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