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凯
天，又下雨了，从傍晚，一直延续到现在，已经深夜零点了吧，有时大，有时小，却始终没有要停的样子。
这雨，在屋顶汇集，滴落在屋檐下的彩钢瓦上，发出忽快忽慢、忽缓忽急、忽轻忽重的声，和着或疏或密的雨点打着植物或泥土发出的淅淅沥沥的声音，让人难以入睡。一些平时刻意不去想起的事，一些不愿去触碰的心情，却在这个的雨夜，不知不觉的笼罩了我。
去年的夏天，刚完成初中毕业会考的监考工作准备好好休息一下的那天晚上，已经上床的我，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你爸肚子疼，找车送到古蔺来了，现在在路上！我赶快起床，赶到人民医院，等着父亲到来。
医生通过多项检查，却也无法确诊父亲的病情，也无法缓解他的腹痛，只见无论大病小病从来没有呻吟过一声的父亲，眉头紧紧的皱在一起，不停的翻动自己的身体，不停的说遭不住，不断的喊我去叫医生。可是医生来了的毫无办法，注射杜冷丁都不起一点作用。
挨到第二天早上，不得不把父亲转到泸州，请120的救护车送去。
记得那天也是一个雨天。古蔺的雨下得很大，我从人民医院把自己的车开回家的路上，雨刮器以最快的速度挂着挡风玻璃，都不太看得清楚前面的路。
现在想了，这场大雨，也许就是对父亲的病的预兆吧。
在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初诊和古蔺人民医院一样，胆囊炎，但对父亲腹痛的问题无法解释也无法缓解，只能把他转到住院部肝胆外科诊治。在肝胆外科经过再次检查复诊后，医生终于发现了蛛丝马迹，需要找血液科的医生会诊。
这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有觉得会有多大问题。只是会诊后血液科的医生告诉我们：可能是白血病，需要转到血液科进一步检查确诊。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白血病就是血癌，而癌症，大家都懂！心里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医生是误诊，因为，听说有好多人在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被误诊过！
可是，结果出来，并把它拿到重庆西南医院找医生咨询，最终，希望落空。
于是，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部内科楼的十六楼，就成了我们的又一个家。暑假前的两个周，二妹、三个妹和我家夏老师轮流在医院照顾父亲。正式放假后，我也正式入住泸州。
接下来的几个月，总是被希望与失望的反反复复不断煎熬与刺痛。
父亲正式开始第一个疗程之前，医生告诉我们，如果不化疗，有三到五个月的时间；如果化疗，以现在的医疗技术手段，经过多个疗程后，五年存活期（治愈的标志）还是很高的；十六楼中间走廊两边的墙上，悬挂着好几幅病人在血液科治愈后送来的锦旗，其中还有一些就是和父亲一样的病；很多人都说，化疗药用了之后，病人会很难受，会出现不想吃饭、呕吐、脱发、大便不通畅等问题，但父亲首次化疗后，却基本没有这些问题，只在枕头上偶尔发现极少的头发；第一疗程要结束的时候，白细胞和血小板的指标也很快恢复到理想的状态。当时，我们很高兴，心里想，老爹身体多好，应该完全能够抵挡得住化疗产生的副作用，也许要不了几个疗程就会痊愈了吧。
可是，接下来突然出现的问题，却打断了治疗的延续性，让即将开始的第二疗程不得不无限期推后。
父亲偶然发现手上起了两个疱，并告诉医生，医生说要联系皮肤科的医生来会诊，时间是二十四小时内，具体时间还说不准。于是，从那天上午开始到第二天中午皮肤科的医生来看，再到晚上护士开始用药的这一天半的时间内，父亲身上的疱疹急剧爆发，从胸部到左腋下、左手上臂内侧到后背，全部长满疱疹，身体的其他部分也有零星分布。由于化疗药的使用，身体抵抗力下降，父亲感染上了带状疱疹！这如果控制不好的话，是有生命危险的！父亲身上大片大片的水疱，有的已经破了，流出混浊的液体，就像一片片腐烂了的肉，看着都疼。可是父亲却强忍着没有哼一声，只在我们问他痛不痛的时候才说还是有点痛。
经过三个多星期输液、每次一大把的口服药治疗，和每天多次轮换种类的抹药、喷药，父亲身上的疱疹逐渐干疤、结痂、脱痂，剩下治疗之后造成的黑色和血红犬牙交错的疤痕，父亲终于又开始第二个疗程了。
由于医生提前做好的治疗方案，第二疗程的用药和第一个疗程基本一致。只是在治疗的过程中，父亲输血的次数和输血量都有所增加，输人体白蛋白的次数也增加了。但用了化疗药之后的不良反应也不是很严重，只是厌食和大便不畅的问题稍微明显一点，还有就是父亲的体重在下降（这个现象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问题，只是认为可能是厌食没吃东西造成的），还有就是第二疗程最后几天等白细胞和血小板升到至少达到的最低要求值的时候，总是上不来。不过，总体上有这样的表现，我们都很是高兴的。
在这些反反复复的希望与担心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一直让人煎熬的事情，就是疲惫与枯燥无味。
那段时间，似乎没有几月几日的时间概念，在所有的时间里总是三点一线：在医院附近租住的房间——菜市场——医院；所有的时间总是分成：买菜——煮饭——送饭——陪伴——睡觉；在所有的地点所有的时间给人的所有感觉就是两个看起矛盾却真实存在，那就是：累与无聊。
记得那段时间也经常下雨。撑着一把肢体残疾的雨伞，穿着为了在雨天行走方便而特意买的拖鞋，在三个地点之间来回穿梭。三餐之间的三个时段，则待在病床旁边的凳子上，仰望着输液瓶里的液体，凭经验计算着还需要的时间。实在无聊，就走到病房那扇小窗旁，看看外边的风景。其实外边也没有什么看头。因为十六楼是顶楼，窗外，还有一个宽宽的平坝，平坝的外侧则是一米多高的墙，挡住了大部分的视线。只有在雨天，看着或疏或密的雨滴滴落在平坝里集起的水面上，荡起阵阵的涟漪，溅起大大小小的水花，听着或大或小或急或缓的雨声，还可以浪费一段时间并获取一点内心的短暂安宁。当然，更多时候这雨却会让人心情更加低落甚至产生恼怒：还要下到什么时候，让人一点也不方便！
没有雨的晚上，窗外就一片漆黑，只有远处的西南医科大学的牌子上面“西南与科大学”几个字，似乎静静的悬浮在半空中，特别亮，却特别远。
九月中旬的那个周末，我送父亲回泸州进行第三个疗程的治疗。由于要上班不得不返回古蔺，留大妹在那边护理父亲。大妹随后从泸州返回来的信息才是真的让人感觉五雷轰顶！通过检查，父亲前两次化疗效果不明显，医生征求意见是否继续化疗，继续的话只有改变治疗方案试试！我突然明白，为啥其他的人化疗都有明显的副作用，父亲却没有：原来化疗就没有效果，哪来副作用！
面对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如此重大的抉择，继续，最大的可能就是时间过了，父亲身体继续垮下去，其他的并发症随之而来，最终死亡；终止，心中那点微弱的虚无缥缈的希望随之破灭，直接面对父亲的死亡！我真的无法选择是让父亲继续还是终止！最终，不得不把实情告诉父亲，让他自己选择。
在父亲的无言中，第三个疗程继续。各种身体指标的继续恶化，让化疗结束等待回家的时间更长，还没等到白细胞和血小板升到需要的值却又掉了下去，反反复复。最后出院的时候，父亲说，把东西全部收起带回家吧，不来了！
到家下车，我们用一把藤椅把父亲抬进门的时候，父亲原本一百六七十斤的体重，已经只有一半左右了，我却感觉好沉重好沉重，几乎抬不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一边服用医院里开的西药，我们一边打听这方面的中医。等我们找到那个据说还有效的医生，开了五千多块钱一个疗程的中药到了后，父亲服了一天多，大便不通的问题突然加重，我们把他送到二郎的医院，经过短暂的处理后，又送到古蔺人民医院。中药也随之中断。
在二进人民医院经过十多天治疗出院回家来的父亲，各种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了。起不了床，吃不了干饭，只能够喝一点流质的东西，最后连流质都喝不了，只能够用棉签粘水跟他打湿嘴巴。而身上的疼痛却越来越严重，以前从来没有呻吟过的父亲一直在长长的呻吟，不停的喊痛，似乎在用尽所有的力气抵抗着这种疼痛并用呻吟尽量让它排出身体。听着他虚弱而痛苦的声音，我们除了默默的流着泪使劲握着他的手之外，真的无能为力！
最终，所有人的努力，和父亲的拼了命的抗争，还是没有创造奇迹。十二月三日的早上，父亲急促的喘气声渐渐减弱，最终停止。
那也是一个下雨的早晨，毛毛细雨打湿了路面，让本来已经寒冷的空气变得更冷，风带着雨星吹过来，让人感觉冷到了骨子里。
......
父亲满七的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父亲说他要出去旅游了。
在这个下雨的夜晚，不知父亲游到了哪里，那里下雨没有。要是这雨有灵，请给父亲带去我的嘱托：“老爸，下雨了，您带伞没？一个人在外，您一定要注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