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至20日，中华玉文化中心第八届年会暨第十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举行。来自国内外的4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新石器时期和两汉时期玉器玉文化”的主题，共同探讨中华玉文化及在研究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玉器的重要地位。
本期为大家带来“中华玉文化中心第八届年会暨第十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发言集萃最后一篇——汉代及其后的玉器玉文化篇。
徐州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馆员 李银德 《玉器与汉帝国的秩序》
汉代是先秦以后我国玉器发展的巅峰。两汉享国日久，疆域辽阔，汉代玉器对于规范汉帝国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在诸多方面对帝国行政进行补充和渗透。
汉帝国在祭祀、朝仪、分封、纳聘、征诏等方面都使用圭璧等玉器，帝国行政中使用玉玺；在经济方面，除皮帛荐璧外，麟趾、马蹄金多使用玉或琉璃嵌面；在丧葬方面，建立了使用金、银、铜缕玉衣等方面的等级制度。系统的葬玉是汉代有别于其他任何朝代的一个特色。大量的文献记载表明，玉器在汉帝国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帝王推崇是推动汉代玉器发展臻至巅峰的一个源动力。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徐琳《汉代少府所辖治玉作坊的职能分工探讨》
汉代玉器制作体系分为皇家中央治玉、地方治玉和民间治玉三类，以前两者为主。皇家治玉由少府管理，负责皇室财政和内府，下辖太官、尚方、御府和东园等机构，各司其职。通过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可知，太官生产的玉器与饮食有关，如玉杯等；尚方主管皇帝的手工业作坊和制作刀剑等兵器用器，也涉及兵器上的用玉；御府则主要负责皇家日用服饰上的用玉；东园则主要负责制作陵内器物，尤其是葬玉，如玉衣。
关于地方治玉的情况，诸侯国宫廷治玉在整个汉代治玉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官职设置与中央类似，拥有自己的手工业，主要是皇家治玉的补充。民间治玉则带有一定的商业性质，规模较小，产品质量不一，可能仅是少量的私自行为。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典藏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徐文英 《河北战国中山国与西汉中山国王墓玉器比较研究》
河北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历史悠久，出现过两个中山国——战国中山国和汉代中山国，均为当时重要的诸侯国，曾在各自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战国中山国与西汉中山国王墓玉器在功能分类、纹饰图案、治玉技艺、玉质与玉料来源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异同背后深层次原因，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战国中山国和西汉中山国玉器的基本风貌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而且对于认识战国西汉时期玉器风格流变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教授 刘云辉《以杜陵发现的束金箍玉杯为例论黄金釦器为汉代天子玉容器的标配》
在回顾了包含杜陵3件玉杯和一对玉舞人在内的珍贵玉器的发现过程和细节后，进而引用《汉旧仪》等文献对这些玉器的定名和用途进行详细考证，指出玉杯应为黄金釦器，是西汉时期皇帝专用的食具和陵庙祭祀的专用器物，体现了当时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礼仪规定。
与此同时，刘教授也探讨了这些玉器出土地点的谜团——见于王皇后陵园东南侧的活土坑中，可能与汉末战乱时期盗贼的匆忙掩埋有关。总之，杜陵出土的金釦深腹高足玉杯的发现意义重大，为研究汉代天子用玉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资料。
台湾南华大学副教授 江美英《汉代玉鸠杖首探索》
报告深入分析了汉代玉鸠杖制度的起源，引《后汉书》《周礼》等文献，认为先秦以前已有鸠杖制度，并且是受远古鸟崇拜的影响。
目前出土的汉代鸠杖首以铜、木材质为主，玉鸠杖资料极少，可作为出土资料讨论为咸阳渭陵陵庙遗址出土的玉鹰；两岸故宫博物院藏的汉代玉鸠、鸟、鹰等。在分析汉代玉鸠、鸟、鹰时，提出了关于渭陵六宝之一的玉鹰是否为杖首的问题；并分享了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旧藏器物的观察，特别是一件无圆孔但有铁器附着痕迹的器物可能并非杖首，进而试图探讨玉鸠杖首与玉剑首的区别。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 柳扬博士 《东周秦汉玉器的欧亚草原动物艺术影响》
东周至秦汉时期，中原地区成为多元文化交汇点，传统艺术形态受到不同地域和文化的冲击与融合，这其中，来自北方乃至更遥远的欧亚草原文化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华玉艺术亦深受影响，许多玉器在形式和内容上受到游牧人动物艺术的影响，呈现出新颖的纹饰与风格。这个时期玉器中的许多形式，比如玉带扣和带钩、饰牌、卷曲成环的动物饰等，都反映出强烈的游牧文化影响。在欧亚草原动物艺术中极其流行的猛禽型格里芬形象，以及动物相搏的构图方式，也能在东周至秦汉时期的玉饰中见到它们的影子。不过中原工匠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有自己的取舍，欧亚草原的原型常常被转换为更符合中原玉和青铜传统的形象和形式。
台北故宫博物院玉铜科科长、副研究员 蔡庆良 《汉代玉器中龙兽母题的风格特征以及对宋元明清仿古玉的影响》
自宋代至清代，各时期的玉器皆明显受到汉代玉器的影响，只是各有审美偏好，加上选取的汉代创作因素各自不同，因而显现各自特有的艺术风格和美感。为理解宋元明清仿汉风格玉器的差异及他们与汉代玉器的“似是而非”，必须先厘清汉代不同时期玉器的特点。
通过艺术创作因素分析法对考古资料和馆藏玉器进行整理分析，可见战国时期玉器设计原理（如视觉连续性原理）的运用，以及这种设计如何在西汉时期逐渐演变为三维立体的作品。西汉中期到东汉时期玉器设计的演变，是从立体走向平面的变化，为此有抽象化的艺术调整，如在龙兽头部可发现鼻、耳、眼的风格改变。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讲师、馆员 曹芳芳 《大风起兮：汉代玉器的艺术与设计特征探研》
从不同器类对汉代玉器的艺术来源构成进行分析，总结出“礼自周秦”、“饰多自楚”、“汉创风骚”三个特点。进一步归纳其艺术风格特征，认为汉代玉器整体上表现出一种雄浑豪放、灵动飞扬的气势，在造型和气势上追求大气磅礴、浑厚有力的艺术效果；在雕刻上注重线条的运用，呈现因地制宜的特点；表现手法有写实主义和夸张主义的特征，呈现出造型对象的鲜明形象；逐渐走向世俗化、吉祥化。两个大的艺术设计原则方面，一是向时代看齐，与其他材质的工艺品相互借鉴，表现出异材同工、同纹同风的特点；二是汉代玉器以生动为表现第一要义。
玉器作为汉代文化造像，具有审美性与艺术性，如果从观念史或思想史的视角来研究汉代玉器，可能会有新的、有趣的认识。
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 左骏 《珍嘉在昔 金碧重華——三国时代的宝玉石器具的发现与研究》
报告从考古发现、功能器用、用玉特征三方面介绍了三国时代宝玉石器具的概况及特点，认为这一时期是玉文化蛰伏待发的时期。
考古发现的魏国玉器量大质精，主要集中在“五都”及重要城市，包括河西地区和襄阳，最重要的是曹操高陵和曹植墓等重要墓葬。吴地最突出的则是各式玻璃制品与象牙、犀角、珍珠等有机制品。蜀汉地区目前仅见各类小型珠饰。在玉器的功能用途方面，三国时期的玉器不仅用于礼制，还用于个人装饰和实用，与社会身份、君子德行等产生联系。值得注意的是，组玉佩在汉末的重新定制，一直影响到明代的组佩形式。在用玉特征方面，包括新制度的创立、有机宝石的大量使用，以及宝石镶嵌工艺的延续。玳瑁、琉璃、鹦鹉螺杯等有机宝石的使用，不仅体现了当时的工艺水平，也反映了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的变化。
最后，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作会议总结。她首先简要回顾了“玉魂国魄”系列学术会议、中华玉文化中心设立的初衷和历年的工作，对2022年以来的“第三阶段”表达了赞美与美好祝愿。她将本次会议演讲按内容分为三大类，并对“早期中国”的概念进行解释，认为在史前至汉代的数千年历程中，由于华夏大地地理环境相对独立，颇多文化因子可以连绵延续，成为今日学界的研究课题。最后，邓女士表达了对“玉魂国魄”系列活动的诸多期许，包括研究主题、人才队伍、刊物完善、配套活动等，从专业性、延续性、国际化的视野格局为我们指明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院长徐天进对各方表达诚挚谢意，并作表态发言。初心如磐，奋楫笃行，无畏山海。期待下届年会再见！
来源：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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