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至20日，中华玉文化中心第八届年会暨第十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举行。来自国内外的4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新石器时期和两汉时期玉器玉文化”的主题，共同探讨中华玉文化及在研究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玉器的重要地位。
本期为大家带来“中华玉文化中心第八届年会暨第十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发言集萃中篇——良渚篇。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王明达 《良渚文化“玉琮王”究竟多重》
通过回顾“玉琮王”自1986年发现以来的重量测量和记录的历程，以及保存和展出时的状态变化，说明玉器的保存条件对其完整性至关重要。“玉琮王”在2023年8月24日测定的最新重量为6.222千克。
根据“中国古玉地质考古学研究”项目提供的关于玉器质地和结构的重要信息，玉器具有交织纤维结构、含水，因此保存环境对湿度有要求。对于史前玉器发掘、入库到展出各阶段的保护措施，着重强调要保持湿度，60%左右的湿度最为合适。以“玉琮王”为代表的良渚玉器作为良渚文明的重要见证，必须贯彻“保护为主”的方针，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确保这些宝贵的文物能够代代相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方向明 《良渚的“气”》
“气”在古代中国有着医学、哲学和思想史的特别意义。古代文物中的许多细节，如锥形器的设计与“气”的概念有关。
良渚文化的玉器，如反山M16：4冠状器上的神兽形象可见鼻子与“气”的联系，而蒜头形的鼻子周边的线束图案，可能就是“气”流动的象征。诸如瑶山M1：30龙首镯上的菱形图案可能与“气”的中心有关。“气”的动力方面，互旋的纹样结构可能是旋转的动态表现，以表现“气”的“抟扶摇直上”，这在反山12号墓的柱形器和瑶山7号墓的玉钺之瑁和镦等器物上都有所体现。进而延伸开来，“气”的内涵在于精、气、神，意在“生气通天”，对于理解良渚玉器、崧泽文化塔形壶等非实用器型的功用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大学教授 邓聪、博士生 刘佳林 《良渚玉琮的方圆技术》
从考古资料中方圆关系的探索历程入手，阐明在史前及历史时期的建筑中普遍存在方圆关系，三方三圆嵌套的结构与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盖天宇宙观模型相同，应具有相近或相同的思想内涵。
在此前提下，通过吴家埠玉琮、反山墓地出土的19件玉琮的统计分析显示，大多数玉琮的比例近似或精确符合三方三圆结构关系。基于方圆几何数论、机械管钻加工技术等分析，对琮功能与天文学关系探索，对良渚玉琮用途进行科学阐释。天文学、数学及物理学三者，为论证玉琮与古文献中天圆地方盖天论关系提出可确信的根据。良渚玉琮的三方三圆将时间、距离等抽象概念，配合以当时社会最复杂的技术——轮轴机械钻孔，汇聚在可能代表了最高社会价值的器物——玉琮上，这是科技与数学的萌芽的见证，也是良渚人世界认知的记录。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黄建秋 《良渚玉器图像解读——以反山·瑶山玉器为主》
强调重新审视和深入研究良渚玉器的必要性。将良渚玉器分为图像玉器和素面玉器两类，素面玉器数量远远超过图像玉器，因此，从图像玉器研究入手，可以深入研究良渚社会权力结构与文明内涵。
图像玉器与素面玉器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既有造型蕴含的“权力”，还有纹样蕴含的“神力”的双重职权，而后者只有造型被赋予的单一职权。图像玉器的纹样包括神人兽面、龙首和高台鸟三种，它们分别与不同的信仰体系相关联，且在玉器上的位置基本固定，显示出制作和使用的严格规定。图像玉器的题材与造型对应关系揭示了它们的不同功用。墓葬中图像玉器的数量、纹饰题材与墓主的职权大小密切相关，反映出贵族拥有家族墓地，且不同职权的贵族可能共葬于同一墓地。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 蒋卫东 《冠冕堂皇：良渚文化头部的装饰与礼仪》
出土于良渚文化墓葬墓主头部的器物较为繁多，其中跟头部装饰相关的，有玉隧孔珠、野猪獠牙饰、玉三叉形器、玉梳背和玉半圆形器等。根据这些器物的形制造型、出土位置、组合关系，并结合其他时期与之相关的图像资料及民族学材料，我们认为玉隧孔珠是良渚文化各等级人群中流行的玉耳饰。成组的野猪獠牙饰不止是简单的束发饰或头饰，可能是装饰在战士头盔上象征勇武的饰物。玉三叉形器形制多样，除了都有中叉的竖向穿孔外，还见有左右两叉侧面与背面间成组的穿缀孔，它显然不是简单插杆组成玉笄的玉配件，而应当是穿缀在男性贵族额带前、具有权威象征的礼仪性玉饰。组配了玉梳背的梳子，平时不仅用于梳发，亦应插戴在发髻为饰，因而良渚玉梳背，是梳背也是一种特殊的冠饰。
为什么代表着良渚文化最高等级的反山12号、14号、20号与23号墓，出土的玉梳背都没有琢刻纹饰？我们通过墓葬头部各类器物空间关系的梳理，发现这四座墓葬墓主头部上方都出土了四件一套的玉半圆形饰，玉半圆形饰出土的位置明显高于玉梳背与三叉形器，因而玉半圆形饰不是额带上的玉饰，当是叠加在额饰之上华丽惹眼的高大冠冕上的成组玉饰。这种高大的冠冕，套戴在头上，将装配玉梳背的梳子笼罩在内，所以这四座墓葬的玉梳背没有必要琢刻纹饰。古今中外，这种装饰豪华繁复的高大冠冕，向来是高贵身份最直白的体现。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赵晔 《三件奇异的良渚玉琮》
良渚玉琮通常都制作精良，主题纹饰有统一格式，具有精细化与格式化特征。但是，也发现有少量另类的玉琮，或粗陋，或违反纹样格式。杨家埠采集的有违纹样格式的玉琮，玉架山出土的粗制玉琮，以及朱福浜小墓出土的鼻饰异样的玉琮，均出自良渚晚期。由此推论良渚晚期已开始礼崩乐坏，各式不合法度的玉琮粉墨登场。以神人兽面为神符的统一信仰在良渚末期已无法凝聚民众，琮璧上的隐秘刻符，或许是试图进行宗教改革的最后挣扎。上述不合法度的怪异玉琮，可视为导致神人兽面图符转变为隐晦刻符的助推器。
复旦大学教授 秦小丽 《玉器手工业作坊与墓葬礼仪所见良渚文化晚期的社会变迁》
报告从玉器的生产消费和墓葬随葬品两个方面探讨良渚文化繁荣期之后的社会变化以及变化原因这一学术问题。
良渚文化早中期，玉器消费量大，从大型礼器到装饰性玉器，反映出严格的礼仪制度。这一时期未发现大规模玉作坊，暗示玉器生产可能由王权控制。中晚期玉作坊数量增多但规模较小，产品以锥形器和小型管珠类玉器为主，显示出玉器生产从早期的大规模礼器生产转变为晚期的分散式玉器生产。这种变化可能与晚期玉礼制的放松、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王权表现形式的演变有关。玉器的象征意义也发生了变化，锥形器成为王权的主要载体，其他玉器的装饰性意义更受重视。因此，玉器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王权规则的要求，已经开始用于满足不同社会需求。
来源：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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