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早期良渚”，就是讨论距今5300年前后良渚文明社会、良渚玉礼制，以及中心——良渚古城所在的良渚遗址（群）格局如何形成发展等等这些问题，这也就是“早期良渚”考古特展所要呈现的。
一般认为，由马家浜、崧泽、良渚一脉相承的考古学文化构成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基本谱系，然而期间的发展历程比这简单的三段认识要复杂的多。马家浜文化的发生发展在太湖流域就不是铁板一块，陶器群中作为重要标识的炊器——釜就有平底和圜底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太湖西部以平底釜为标识的马家浜文化骆驼墩类型或骆驼墩文化的人群应该是太湖流域最早的土著，作为崧泽文化前身的大马家浜文化其实包含丰富的江淮地区史前文化因素。当然，在太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中，还不能对钱塘江以南从万年上山到七千年河姆渡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社会和系统的观念信仰体系的巨大影响视而不见。崧泽文化阶段，整个长江下游甚至更大的周边范围形成了所谓“大崧泽”或“崧泽文化圈”的架势。不过，我更愿意把这一时期文化交融的激烈互动称之为“大凌家滩”，大崧泽最辉煌的代表一定是140万平方米两重环壕、用玉年代集中距今5500-5300年的凌家滩，但是经过多年的区域系统调查，凌家滩的大本营显然不会在裕溪河流域，他们的大本营应该在江南、在宁镇，从南京北阴阳营到金坛三星村，再到张家港东山村，凌家滩玉文化在宁镇、浙西北山地丘陵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牟永抗先生曾最早提示凌家滩刻纹玉版与琮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凌家滩文明先锋队的接力棒应该交给了良渚，他们后来直接成为良渚文明的主要缔造者。
如此大规模人群和精英集团的移动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各种原因，距今5500年前后发生全球降温、海平面下降的气候事件是重要的催发剂，这导致各地人群生业经济、社会组织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太湖流域原先的沼泽湿地适宜耕作、适宜营建高台居住和生活丧葬，尤其是杭嘉湖平原地区，崧泽文化遗址开始爆发式密集出现，并在距今5300年前后达到第一波高峰。良渚所在的簸箕形小区域和C字形大盆地，更占据环境、资源的优势，尤其是玉石、森林和水资源的优势，在良渚文明先驱精英们的带领下，他们有目的、有计划地在此安营扎寨，迅速开始了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统建设的千年大计。
早期良渚遗址簸箕形的核心范围北依大遮山，南靠大雄山，西起瓶窑吴家埠，东至良渚荀山，远达临平玉架山，逾一千平方公里。中村慎一教授最早注意到瑶山M9圆琮的年代学意义，提出这是与张陵山M4一样的良渚早期墓葬，随着良渚庙前良渚早期小墓等考古发现的佐证，以及近些年大雄山周边石马兜、官井头、北村等重要发现，可以断定瑶山M9是迄今为止良渚遗址发现的最高等级最早墓葬，瑶山祭坛和墓葬复合遗址的年代可以上溯到距今5300年前后的松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王一级的墓地已经出现。值得欣喜的是，最近瑶山周边发现有大聚落的苗头，很有可能那里是早期良渚核心所在。
相对于早期良渚的瑶山，大雄山区域显得更清晰一些，早期良渚在这个区域非常“复杂化”，除了官井头、北村等高等级墓葬，北村还出现了不同阶层的分隔，稍远的玉架山M200用玉制度与瑶山最高等级女性墓基本一致，且不相上下，说明在早期良渚阶段，已经形成了跨区域的高度凝聚社会。这一时期，礼制出现的指示器玉钺早已经出现，琮和神像已经一锤定音，因为是早期良渚，神像设计的一些构成元素被广泛发现，如圆雕玉龙和图案化的龙首纹，玉蝉翅膀上的羽线等等，这些图像资料为讨论神像的图意提供了极大的启发。早期良渚圆雕玉龙与红山文化玉龙形制完全一致，只是个体有别，这是继七八千年前东北亚地区玉环玦、玉弯条形器传播到江南后的第二次重要文化和观念交流，（第三波是商周时期东北亚地区的石棚墓突然出现在温州地区），如此超区域长距离的观念意识形态交流和共鸣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征埋下了伏笔。早期良渚玉龙太湖流域分布甚广，但出土数量不多，多集中在良渚遗址，充分说明神像的设计和确定就在良渚遗址完成。早期良渚女性权贵在用玉制度等级上似乎不亚于男性权贵，说明早期良渚之后良渚社会组织结构也在不断改进，这时的璜和圆牌组合是最早的原始玉组佩，作为组佩的圆牌和串戴的大孔环璧不久就发展定型为典型的良渚玉璧。也从早期良渚开始，包括神祖像的确立，神祖像和王权玉钺、宇宙观玉琮的结合，玉器种类和组合、形制和纹样、数量和品质的用玉制度就成为良渚文化的重要内涵，用玉制度的区分也成为良渚文化中心与区域中心、与边缘，高等级和次等级聚落，以及拥有者不同身份、等级的重要标识，这样的用玉制度就是中华文明礼制物化表现形式的源头，这样的用玉制度的成组玉器与夏商周青铜制品一样，都成为东亚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特有标志，也就是中华文明出现的特殊性标志，这也是提出“玉器时代”概念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特征的本意。
主宰良渚玉器、与象征良渚宇宙观琮密切相关的良渚祖先神像神人兽面像的出现，是早期良渚的重大事件，这一人形化的图像从复合形式、动作姿态、图像元素构成、繁简系统等判断，就是得到了良渚社会普遍认同的太阳神式祖先神像，即邓淑蘋先生提出的古人观念中表达神祇、祖先、神灵动物三位一体可相互转形的“神祖”。这样的祖神，良渚和肖家屋脊是开创者。虽然不同形式和繁简的神祖像被雕琢在璜、冠状器、三叉形器等等玉器上，但是琮是神祖像最为重要的表达场所，图案化的神祖像展现在琮外壁对称的四角，具象的神祖像展现在琮四个对称的直槽，复式节琮立面结构的四面八方、天人合一、二方连续图案和中轴构成的天旋地转，赋予了琮上的神祖“无极之外复无极也”的意境，这是东亚地区稻作农业最高成就的古文明的宇宙观，是古代中国宇宙观的奠基者，以玉琮、玉钺为核心的用玉礼制构建的良渚王国则成为中华文明的先行者，是“古国时代”阶段最有证据表明已迈入早期国家或王国。成组玉礼器的出现就是《越绝书》风胡子对答楚王“夫玉亦神物也”提到的“圣主使然”、“大王有圣德”、“精神若此”的本意，他们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礼”和“礼制”，“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器”，《左传》记载仲尼所谓“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中国古代玉器起源早，在新石器时代尤其是东部地区非常发达，成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最重要的特点，这才是中华文明模式的根本。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这里的实物不是展柜里罗列的考古标本和遗迹说明，而是他们背后的聚落和社会、观念和思想等各个方面，这是复原古代“大历史”的重要内容。从田野调查、发掘、整理、报告出版，到博物馆的不同切面的历史情景呈现、考古遗址公园的沉浸式保护展示，都是考古学的目的和任务，有着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工作链。正因为如此，通过考古普及读物面向大众，通过博物馆考古展览面向大众，是考古面向社会阐释古代历史的重要途径。作为中华文明探源重大项目之一的良渚考古，就应该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辈和同仁长期扎根良渚考古，为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提供了研究阐释和保护展示的扎实的科学依据，为良渚和中华文明研究探索作出了重大贡献。良渚博物院自良渚文化博物馆建馆开始，就以良渚考古展示和宣教作为重任，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保持非常默契的关系，员工个人彼此之间结下了深情厚谊，学术团队之间合作勠力同心，良渚博物院常设展，以及“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北大特展、“ 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故宫特展等都取得了很好的反响，切实做到了考古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作用的充分发挥。考古工作如何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在考古所和良渚博物院的精诚合作下更得到了充分体现，本次两家单位年轻同仁主导策划的“早期良渚：良渚遗址考古特展”又是志同道合的一例，这本图录就是大家辛勤劳动结晶的再次见证。
今年，良渚港北岸浙江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一期工程就要落成竣工，隔岸相接的良渚博物院二期也应该建设在望，衷心希望两家单位和两家单位的同仁们继续保持友谊合作，共同持续推进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的良渚重点考古项目，共同持续推进世界文化遗产良渚大遗址的保护利用，深入挖掘良渚文化价值和意义，祝良渚考古越来越进步，良渚博物院越来越好。
瑶山M9出土玉琮（M9：4）
尽管考古学的诞生还不过两百年，是非常年轻的学科，但它是人类现代知识体系中极为重要、最有成绩的一支。考古学在不断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写着“历史”。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工作，是中国考古学创造历史、改写历史的重要践行者，自1936年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并发掘良渚遗址以来，四代考古人筚路蓝缕，接续奋斗，取得了一系列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的重大成果，为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成就了“五千年中国看良渚”的绚丽华章。
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博物院、中国江南水乡博物馆联袂策划举办的《早期良渚：良渚遗址考古特展》，是良渚遗址考古工作从“创造历史、改写历史”到“呈现历史、讲好历史”的自觉尝试和探索。更难能可贵的是，特展并不满足于近年来各地频频举办的考古发现成果展的内容与形式，而将考古发现与课题研究糅合为一体，是带着明确学术目标的探索性展览。它以“前夜良渚”“早期良渚”“盛世良渚”三个篇章，以考古发现的丰富遗迹、遗物等作为展品素材，将良渚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宏大叙事，以及“考古中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研究性、学术性、专业性极强的“从崧泽到良渚：长江下游区域文明进程研究”“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生业、资源与技术研究”等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转化为良渚博物院展厅内跟社会和公众共享的可视化展项。这种展示阶段性考古发现和学术课题研究成果的自觉性和自主性，充分体现了良渚考古人对于诠释和讲好良渚故事、良渚价值孜孜以求的社会责任感。考古学需要在与社会和公众的交流互动中获得反馈，认识和确立自身的定位和社会价值，而《早期良渚》展览的成功举办，无疑也是对考古人长期扎根良渚考古的敬业奉献和坚守执着的最好回报。
在《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名文件》（即良渚《申遗文本》）中，我们将良渚古国概括为“一个以稻作农业作为经济支撑，出现了明显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而支撑这一判断的是良渚古城规模宏大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系统、体现社会等级显著分化的分等级墓地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以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为主的出土物等价值要素和价值特征。讨论“早期良渚”，便是讨论良渚文化早期，即距今5300—5000年间，良渚文化的文化特征、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是如何形成的、良渚文明的源头在哪里、良渚王国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等等问题。我曾在《新地里》考古发掘报告中，把良渚文化早期分为早、晚两段。早期早段，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特征性器物群业已萌芽并逐渐形成，但在良渚遗址、苏南—沪西、嘉兴—沪南、常州—无锡、湖州—宜兴等几大区域间，仍存在着明显的器类与形制差异。到了早期晚段，以琮、璧、钺为特征的玉器群和以鼎、豆、壶为特征的陶器群，才逐步形成成熟的组合。作为良渚文化玉器上纹饰主题，不仅完成了由龙首纹向兽面纹的关键性演变，也实现了神人兽面组合“神徽”图像的塑造和推广，因此，“早期良渚”可视为环太湖地区内部各大区域间文化观念整合与认同的时期。但单就良渚遗址而言，“早期良渚”主要是讨论和呈现在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良渚古城遗址那些价值要素和价值特征萌芽及其发展壮大的原因与过程。
而在良渚古城遗址众多的价值要素和价值特征中，可以抽绎出稻作、城市、玉器三个关键要素，来聚焦良渚遗址最突出的价值特征，以及5000多年前良渚作为早期国家的社会形态和信仰特征。
理解稻作，对于理解良渚文明至关重要。稻作是良渚文明的经济基础。在世界早期文明中，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玛雅，包括中国的黄河流域，都是在小麦、大麦、黍、粟、玉米等旱作农业经济基础上发展产生的文明，而良渚，是在湿地稻作农业经济基础上发展壮大的文明。
良渚文化传承发展了长江下游地区稻作农业的传统，尤其是崧泽文化晚期产生的犁耕稻作传统，并将其规模水平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创造性地将石犁与石镰、石刀、斜把破土器等组装石制农具配套使用，发展出了同时期器形最丰富、功能最齐全的组合稻作农业工具，而且田亩的规模、田间管理的水平也发展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生业的独特性自然导致了经济社会、文化信仰等方面的种种独特性，试想，为什么会在良渚遗址发现规模庞大、功能复杂的大型水利系统？为什么良渚文化的玉器制作得这般精美？为什么在良渚文化中会首先出现神人兽面组合的“神徽”信仰？答案恐怕都跟规模化犁耕稻作农业的精细化管理及其产生的精神信仰脱不了干系。
实行规模化犁耕稻作农业后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便是人们通过利用已掌握的天文历法气象物候等知识、漫长而复杂的田间管理，以及忍辱负重的劳作与团队协作，逐渐改变了从采集狩猎到早期稻作农耕阶段听天由命的被动命运，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不再是不可掌控的天赐，农耕的付出与自然的回馈间形成了良性的循环。天文历法、气象物候、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灌溉排涝等源自祖先的知识和经验，更被视作农耕民族极其宝贵的文化传统。
可以说，正是以崧泽文化晚期石犁出现为表征的犁耕，促进了稻作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为环太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殷实的物质基础。而良渚文化时期规模化、复杂化的犁耕稻作经历及其成果，也使得作为人类的主体意识迅速觉醒并自我膨胀，祖先的地位遂日益彰显，祖先崇拜逐渐在神崇拜体系中后来居上，占据越来越显赫与突出的地位。这应该是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组合“神徽”图像（也有学者称之为“神祖纹”）出现的社会背景，也是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组合“神徽”图像，无论在玉琮还是其他造型的玉器上，都毫无例外地以神人居上、兽面居下格式出现的主要原因。我们如果将视野放大至同时期的世界，不难发现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两河流域的人面牛身像或人面翼兽像等，也存在着神人（法老、国王）与兽组合、神人在组合中处于显要与突出地位的共同特征。这种各大文明起始阶段的巧合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吗？它们有没有共同的象征意义？
城市是文明的重要标志。严文明先生说过：“都城是国家物化形式的集中表现，是各种文明因素的总汇。”中国史前的城址，目前已发现数百座，这些分布在中国大地不同区域的城址，是一道道非常醒目的人文景观，好像历史长河中一座座高耸的纪念碑，把野蛮和文明两个阶段清楚地区分开来。良渚古城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研究的四大都邑性遗址中年代最早的都邑，不仅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最为直接、最为典型的例证，还为提出判断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提供了最完整、最有力的支撑。
虽然目前考古发掘获得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还没有彻底弄清良渚古城的始建及最初使用年代，但距今5100—4900年间（属于早期良渚的年代范围）营建使用的外围水利系统，从空间和年代关系来分析，很难判断是跟良渚古城无关的独立的大型水利工程，相反，大型水利系统跟古城时空交集、关系密切到视之为古城的配套工程亦不为过。因此，尽管在631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外城、280万平方米的内城区域内，目前较少发现确凿的早期良渚阶段的遗址和遗迹遗物，但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作为良渚人精心规划和营造的权力与信仰空间，良渚古城有着宏大的城市格局、突出的选址特征、明确的规划理念、显著的功能分区、明显的等级秩序、因地制宜的营造技术和罕见的科学水平等等的典范价值，然而，所有这些价值特征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古城的规划和营造来说，先有配套的大型水利系统，后有城市主体（宫殿区、内城城墙等），似乎也不符合规划营造的逻辑次序。因此，“早期良渚”毋庸置疑当是良渚古城崛起并脱颖而出的关键期。
玉器跟良渚遗址在早期良渚时期迅速崛起的关联度更为密切。良渚遗址在崧泽文化时期还是个乏善可称、默默无闻的小脚色（相对于张家港东山村、嘉兴南河浜、青浦崧泽而言），但突然在良渚文化早期迅速崛起，一举坐上环太湖地区的头把交椅。对于良渚遗址爆发户式崛起的原因，目前还无法得到确切答案，但良渚遗址及其周边多处制玉作坊遗址的发现，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依托天目山脉玉矿资源的制玉优势，应是良渚遗址狂飙突进不容忽视的动因。
良渚遗址处于天目山余脉大遮山丘陵与大雄山丘陵之间，为一长约10多公里、宽在0.5至3公里左右的扇形冲击平原，地形狭窄，并常有山洪水患之虞，环境并不利于稻作农业生产，但富含沼泽、山林、水源和各类野生动植物资源，沼泽环境提供了制作薄胎陶器所需的黏土，山林则提供了制作漆木器的木材和生漆、制作石器的素材以及玉器制琢所必需的玉料资源。《山海经》称天目山为“浮玉之山”“多金玉”，足见其留在古人心目中重要产玉地的印象。余杭南庄桥遗址圆形玉坯件弃余物和石质“辘轳承轴器”的出土，表明良渚遗址周边立足于天目山余脉的玉器制琢，早在马家浜文化时期就已开始出现。良渚石马兜遗址的出土物显示崧泽文化时期该区域制玉传统的传承和发展。
到了良渚文化早期，良渚遗址所在区域内，软玉的制琢和使用有了爆炸式的突飞猛进。北村、官井头、瑶山、梅园里、梅家里等良渚文化早期贵族墓葬里，玉器随葬品较之于前期崧泽文化阶段，有了明显的丰富和发展。凭此，似乎又可推断当地居民在毗近的山溪沟谷内发现软玉资源，并开展大规模开采使用的时间，也应起始于良渚文化早期。由于此时玉器已逐渐成为社会政治和宗教生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源，因而凭借着令人羡慕的资源优势以及长期制玉形成的技术优势，良渚遗址及其周边地区不仅迅速成为良渚文化最重要的玉器制琢中心，而且也藉着玉器制琢的东风迅速获取在政治、经济、宗教等领域的支配权，从而摇身一变为整个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营造祭坛、水坝和城市，在环太湖地区呼风唤雨。
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神崇拜载体由陶向玉的转换过程，与《国语·楚语下》中谈到的“绝地天通”，有许多相通之处。从“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的无拘无束，到“绝地天通”的壁垒森严，自由奔放的崧泽之美，被规范严谨的良渚之美取代，是神崇拜领域“绝地天通”宗教改革和神权垄断的需要，也是农业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玉器虽然在崧泽文化中也是重要的文化因素，但总体而言，玉器在崧泽文化精神信仰和精神生活中，尤其在神崇拜领域中，尚未取得主体的地位（《早期良渚：良渚遗址考古特展》中称之为“璜的时代”）。而良渚文化主要以琮、璧等抽象几何形体的玉器作为神崇拜的载体，出现了环太湖地区高度认同的神人兽面组合“神徽”图像（主神）。当然，这一转化过程中的种种线索与细节，如外来的龙首纹如何转化为本土的兽面纹、玉琮是怎样诞生的、玉璧何以从装饰用的小璧发展为形体庞大的玉礼器，等等，都是“早期良渚”需要关照的环节。
玉器原材料的稀缺性、获取与制琢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等，均远远超过陶器。玉器制作，尤其是那些琢刻神崇拜偶像的玉器，不再是人人可及的普通手艺，需要非常专业的技能和长期的培训。将玉器作为神崇拜的主要载体，显然加大了普通民众参与神偶制作的难度，便于显贵者阶层对神权的垄断，从而获取对整个社会的支配。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早期良渚阶段，承袭江淮地区凌家滩的衣钵——良渚文化玉器对凌家滩玉器的传承，显然不是一种“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的直接移栽，而是对玉器作为神崇拜载体的观念继承——将玉器的宗教礼仪功发挥到了极致，并变本加厉，通过精神信仰的控制，实现了社会的高效运作，从而成为距今5300-4300年间中国史前文化的领跑者。
在《早期良渚：良渚遗址考古特展》成功举办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博物院和中国江南水乡博物馆有意共同出版展览图录。受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所长之嘱，让我也写个序言。在此，我向从事良渚遗址考古工作的几代考古人致以崇高敬意！并衷心感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博物院和中国江南水乡博物馆诸多为展览辛勤付出的同仁！期待三方这种精诚合作的友谊长久持续，并不断结出新的硕果！
北村出土冠状器（M106：3）
北村出土龙首镯（M106：50）
北村出土玉蝉（M106：34）
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研究”（课题编号2020YFC1521603）和“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生业、资源与技术研究”（课题编号 2020YFC1521606）及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良渚博物院、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策划了“早期良渚——良渚遗址考古特展”，展期从2021年11月19日至12月12日。本次展览是良渚申遗成功以来的首次大展，系统梳理北村、官井头、玉架山等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以及瑶山、庙前、吴家埠的考古成果。本次展览策划共分为“前夜良渚”“早期良渚”“盛世良渚”三个单元，汇集了近300件精美文物，以玉器为主，其中许多展品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展览全面展示了距今5300-5000年之间，良渚古城建成之前良渚文明和良渚王国的形成过程，试图解答良渚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谜题。展览总策划为方向明、周黎明、梁慧娟、吕芹，项目协调为罗晓群、陈明辉，策展人为陈明辉、李曼、林袁顺，活动策划为刘安琪等，在展览过程中策划了一场云导览和三场云讲座，云导览由策展人之一的陈明辉进行，三场云讲座分别为赵晔的《早期良渚的构建——官井头》、姬翔的《早期良渚的构建——北村》、方向明的《早期良渚的构建——瑶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本图录是在此次展览框架的基础之上补充完善了大量新资料而成，由于展览空间有限，许多未能上展线的重要器物在图录中得以披露，最终图录中收录的器物达500余件。而图录迟至2024年才得以出版，归因于2021年开始启动的《良渚玉器全集》项目，因疫情等总总原因，该项目的器物拍摄迟至2023年7月才全部完成，图录文稿也2024年1月截稿。《早期良渚》所选用的新出土器物的照片及相关描述均来自《良渚玉器全集》项目，因此《早期良渚》的定稿和出版也不得不延宕至2024年。
如同展览一样，本图录也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良渚博物院、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的共同成果，图录的具体编撰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陈明辉执笔完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赵晔和王宁远、姬翔提供了官井头、北村的最新发掘成果，由此撑起了展览和图录的主体内容。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蒋卫东慷慨赐序。在图录的编撰过程中，也得到了良渚博物院夏勇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朱叶菲的协助。器物图片方面，除了崧泽文化玉器和瑶山、反山等玉器使用了原有的照片外，大部分玉器的拍摄由章益林完成，而大部分陶器则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林城完成。瑶山、北村、官井头部分墓葬的复原图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念哲在方向明所长的指导下完成的。
因编者学识所限，图录难免有所纰漏，望学界批评指正。
官井头出土双兽首玉璜（M65：10）
官井头出土玉琮（M37：12）
官井头出土玉璜（M51：44）
来源：浙江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