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至20日，中华玉文化中心第八届年会暨第十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举行。会议开幕式由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蒋卫东主持，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浙江省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局局长王姝致辞。来自国内外的4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新石器时期和两汉时期玉器玉文化”的主题，共同探讨中华玉文化及在研究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玉器的重要地位。这是中华玉文化中心秉持张忠培先生提出的“四个一”（即一个展览、一本图录、一次学术会议、一本论文集）工作模式的又一次实践。
19日上午举办了“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展览暨中华玉文化中心第八届年会开幕式，下午与会嘉宾正式开始学术分享，纷纷就自己专业所长和新近研究发表了真知灼见，在学术的交流与碰撞中展现中华玉文化的无穷魅力。
近期，我们将以“通论与史前”、“良渚”、“汉代及其后的玉器玉文化”三篇推文，为大家带来这次年会的发言集萃。
（上）通论与史前篇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 郭大顺 《从西坡到反山——圭与圭璧组合溯源》
玉器作为礼与德的主要载体，在秦汉王朝立国指导思想变动中有无体现应予重视。仅就圭与璧及其组合来看，考古发现汉代圭与璧共存实例中，有原位出土位置和状态的罕见。所知以一圭一璧，圭在璧上正中位置的组合为主，从先秦至明清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这应同其久远至史前的历史渊源有关。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末期墓随葬玉斧皆竖置，被视为圭的前身。玉斧（玉钺）与玉璧共出在史前诸考古文化中多有发现，其中，浙江良渚反山20号墓玉钺在玉璧之上，或可视为圭璧组合前身。
玉璧与玉圭作为祭器与瑞器之首和中国古代玉器种类中规格最高、延续时间最长的两种文化因素，在秦汉礼制确立的反复过程中得以坚守和传承，既说明圭璧及其组合是中华文化与文明连绵不断的典型例证，也表明文化的连续性并非一帆风顺，而有一定复杂性，玉器在其中起到强大的维系作用。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邓淑苹 《史前至汉代环璧类玉器研究的几点思考》
圆形片状有中孔的玉器（包括似玉之美石），是中国历史上最源远流长的一类玉器，分为“环”与“璧”较为合理。事实上，通览史前华夏大地上这类玉器的出现与分布，最初也呈现明显的华东、华西的地域性差异。大致而言，华东地区主要制作以人体装饰为目的的“环”，而华西地区则多流行用作祭祀神祇、祖先的“璧”。
在华东地区，通过文化交流，在距今4700年左右“璧琮礼制”传播至长江下游，良渚人接受“璧圆象天”的理念，将良渚人以“鸟”象征“日”的思维，雕琢在圆璧上，较具象表达圆璧创形理念。这一理念至商代发展成同心圆纹璧等器物，并广受认同；也在华东楚族崛起后，发展出“双身合首琥龙纹璧”与 “四灵纹璧”。华西崇尚光素玉礼器的传统，自史前发展到两周，墓葬中象征墓主身份的“璧圭组配”均光素，其它雕纹玉璧亦非同心圆纹结构。
台南艺术大学教授 黄翠梅 《台湾新石器时代的喇叭形玉环》
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台湾玉器发展最盛时期，喇叭形玉环是其中造形相当特殊、个体最大、制作也最为费时的饰品。由于部分环身和凸领的角度近似垂直，呈L形的单凸领环。以往的学者对其来源有所讨论，但论据不够充分，有必要重新审视研究。
通过系统整理台湾各地出土或采集的喇叭形玉环、陶环和贝环，梳理喇叭形环的形制脉络，将之分为两型：坡状的凸领和垂直的凸领，并推测两者之间有先后关系，且可能存在地域区分。进而提出：台湾的喇叭形玉环是从台湾的贝环发展起来的。其形态与大陆西南、华南地区的双凸领环和中南半岛的L形单凸领环有明显差异，源头可能上溯到台湾南部佩戴贝环的传统，而从台东富山文化的喇叭形陶环过渡到卑南文化的喇叭形玉环的时间，则与东台湾玉矿大规模开发的条件有关。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 郭明 《玉器社会功能的演变——兼谈玉礼制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
礼制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是在律法之外规范社会关系和信仰的社会准则。红山文化时期的玉器与礼制的联系体现在祭祀活动和社会等级的标识上，尽管这种礼制与后世的存在差异。
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玉器的种类和体量的变化，显示其功能和使用方式的改变，玉器使用的规范化意味着玉器已经脱离个人的范畴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意义，在使用中具有了“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意义、具有了礼器的特征。与《周礼》所记成熟规范的玉礼制相比，红山文化的“礼制”显示出明显的制度草创初期的特征。红山文化的玉礼制体现了包容性，起到整合本地早期信仰要素并且使之秩序化的作用，促进了从扁平化社会向层级化文明社会的转变。
复旦大学教授 王荣 《安徽萧县金寨遗址出土大汶口文化玉器初步研究》
对安徽省萧县金寨遗址出土大汶口文化玉器及陶/骨质等装饰品进行了综合研究，无损检测结果表明金寨遗址出土玉器以蛇纹石、绿松石、绢云母和透闪石材质为主，不同器型玉器的制作具有明显的材质偏好。就玉器加工工艺而言，开片成型主要使用片切割技术；钻孔则依据施钻部位的厚薄宽窄灵活施钻；其中玉璜既有修复造成的连缀现象，也存在有意为之的分体连缀设计；部分玉璧的孔壁加工可能采用了“贝加尔湖”风格的轴心旋截钻孔技术。首次发现的有角璧环（四突起型）与环南中国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流行的有角玦极为相似，但金寨有角璧环的年代提前了2000余年，两种环形玉器设计之间的内在联系值得重视。
金寨遗址应为一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5200-4700BP）的玉器消费地，楔形和柳叶形剖面璧环以及轴心旋截钻孔技术的应用反映了东北地区玉器传统的南传；锥形器、中空“工”字形耳珰和分体式玉璜等玉器反映了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中下游诸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向淮北地区扩张的文化格局有密切联系。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杨明星 《先秦出土玉器矿源研究方法探讨》
从现代透闪石玉矿源研究方法出发，探讨了其用于先秦玉器矿源研究的适用性及当前的难点。通过曾侯乙墓、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矿源探讨的案例，介绍了“西玉东进”时期和 “就地就近”时期出土玉器研究方法。在出土玉器从“就地就近”到“西玉东进”的变迁大背景下，必须注意历史上矿源的差异性及现代矿点与古代玉料的非直接关联性；在应用地质学方法追溯古代玉器来源时，应当明了“就地”与“就近”的概念涵义。因此，欲准确识别矿源，需全面收集和比较各地地质样本，这要求考古学和地质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合作。此外，对良渚玉料矿源研究提出建议，包括对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地区的地质调查，以及对出土玉器的系统整理和比较等。
来源：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
审、编：良渚遗址管理区微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