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代情仇梦回首《月下独酌（十六）》（南京师范大学|虞彬）
2、成年的里程碑（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羌奕萱）
鲁迅的“医者”之路
我，周树人，于1881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城里一家姓周的家里。
如今，我再度回首短暂而漫长的人生轨迹。我承认我是学者，是作者，是行者……但我觉得我似乎也一直都在学习成为一名合格的“医者”。
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朝中为官的祖父周福清因科举舞弊案入狱。基本是一夜之间的事，周氏家族由盛转衰。我这个人人口中尊称的“少爷”也变成了可怜的“乞食者”。
父亲就是在那一刻一下子老了很多。后来，他患了重病——肝癌。作为长子，我担起了重任，每日出入当铺和药店，去请名医来瞧病。
少年的我对“病人”有了第一次的定义。
“病人”就是父亲“水肿逐日厉害，将要不能下床”，“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药煎好了，灌下去，却从口角回了出来”;是那庸医口中需要“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原对的蟋蟀，结子的平地木……”这一些奇特的药引才能治好的;是华小栓“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帖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是单四嫂子的宝儿“脸上绯红里带一点青”。
不过不幸的是，高额的诊金和我快跑断的双腿终是没能换来他一次活下去的机会。他日重一日地亡故了。自此，一颗学医的种子悄悄在我心底埋下。
我要救国人!
1898年，我揣着母亲想方设法筹集的八块银元，登上了离开家乡的小船。走异路，逃异地。从江南水师到矿路学堂，从弘文学堂再到仙台医大，我负笈东瀛，想救治像父亲一样被庸医所害的人们，望改善被称为“东亚病头”的中国人的健康问题。
求学之路上，我结识了一位老师——藤野先生。他教我们人体结构，教我们解剖。他不拘小节，工作负责，诚恳正直。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任何民族偏见的影子，着实有别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之流。
身处异乡，每每拿起解剖刀，我都在期待行医救国的那一天。可是，比那一天先来的，是让我此生难忘的“幻灯片事件”。
在上课时，面对视频里的影像:一个中国人即将被手持钢刀的日本士兵砍头示众，而许多站在周围观看的中国人，个个无动于衷，脸上是麻木的神情。
这时，身边一名日本学生说:“看这些中国人麻木的样子，就知道中国一定会灭亡!”我听到这句话，一个五花大绑的中国人和一群身体强壮、神情麻木的看客在我的脑海里忽地闪过。
从来如此，便对么?
青年的我对“病人”二字有了新的定义。
“病人”就是像鸭子一样伸着颈，死鱼般的眼睛转动着某种兴奋的看客们;是在形式上被打败了，却自以为在精神上胜利了的阿Q;是我笔下的每一个鲁镇人民。中国似乎真就是一个巨大的鲁镇啊!
我要救四万万中国同胞!
中医的道德观认为，治病是手段，救人才是目的。如果你挽救了他的生命，而他却没有向上的精神意志，这样的“治病”还有什么意义呢?医治人的精神比医治身体更为重要。这是一名合格的“医者”所需要做到的。所以，我决心以笔为刃，解剖人性，医治人心。
于是，“鲁迅”才算是真正诞生了。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1918年，我加入《新青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狂人日记》。
之后，我还写过很多文章，刻画了祥云嫂、阿Q、孔乙己、闰土、子君、夏瑜、陈士成……我也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医者”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刘和珍、范爱农、秋瑾……
我们在一起彷徨又呐喊，试图唤醒在黑暗的铁屋里昏睡的人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们不甘消沉，愿用探索的精神，不懈追求。
时代需要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待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指导老师：杨峰霞
栏目主编：梅宜芳
文/潘欣宇
潘欣宇，来自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就读于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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