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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作者孟塞风是株洲市公安局的一名退休干警，他父亲孟占科是一位资深的南下老干部，离休前是湖南湘西自治州人大副主任。此篇文章系作者以一种纪实叙亊的笔触写就，在本公众号首发。
▲南下老干部孟占科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每个中国人在灵魂深处都受到一种极度崇拜、疑惑、徬徨、担心、甚至恐惧的冲击。我的父亲也是如此。作为领导干部的父亲，在思想和心理上承受的压力，比常人更为强烈。但他始终遵循着一种正义的信念，按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忠诚、踏实、勤勤恳恳地为人民工作着。
肺结核，也常被称为“肺痨”，困扰了人类几千年，是全球十大死亡原因之一。五十年代，父亲不幸患了肺结核，但他是幸运的，因当时科研人员已研制出了一种高效、低毒性的抗结核药物——雷米封和青霉素注射液，这一药一针挽救了父亲的生命，但仍未能根治，身体还是比较虚弱。为了照顾父亲，被调职到湘西州委工作。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又几次病倒，经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结论是：失去劳动能力，生命最多维持五年（这个结论是文革期间州委书记齐寿良同志告诉他的，说现要靠自己照顾自己，组织管不了了，同时告诉了父亲医院做的结论）。因此，父亲一九六二年被免职，住进了疗养院长期休息。
说来很神奇，一九六六年，经过几年的疗养，父亲感觉身体已愈，特别是“文革”初期，在文化大革命的感召下，父亲出了院，主动要求安排工作，组织上考虑到他身体已有好转的情况，安排他担任湘西自治州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抓宣传、文教和意识形态，这项工作是十分繁杂的，风险也是最大的（文革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形势的发展，很快无法控制。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相继成立，党委、政府被冲击，工作瘫痪，学校不上课了，工厂不冒烟了，各级领导一片茫然，不知所措。在这种形势下，父亲是第一个被戴高帽子挂牌游街的领导，开湘西自治州十县之先河。随即，大批领导游街、示众、批斗接踵而来。
父亲被游街后回到家，奶奶吓坏了，妈妈十分揪心，机关很多干部也很不理解，担心父亲想不通，纷至沓来，是探望，是慰藉，也是做工作，担心父亲想不通，发生意外。父亲却十分坦然，反倒做大家的工作，说这是群众运动，行动过火，可以理解，让大家放心，自己可以正确对待。几句话打消了大家的顾虑，解除了同志们的担心。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共产党，一个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胸怀。
随着“文革”的发展，父亲和大批领导都被集中起来进了学习班。他们在学习班一边劳动，一边学习。父亲被安排在大田湾纸厂，交给纸厂的工人阶级管理。纸厂的工人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对南下这批老同志十分照顾。在纸厂安排的劳动比较轻松——每天给牛割一背篓牛草。只要天气好，每天早上早餐后带好中午饭，拿上镰刀，背上背篓就上山了，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割满了一背篓牛草，其他时间或看书，或看报，或聊天。生活、学习、劳动还算惬意。
在学习班，这些学员们还自己动手制作劳动工具，父亲制作的工具如锯子、木工用的各种规格的刨子，给铁铲、铁锤、镰刀、锄头安装的木柄等，做工细致，既实用又漂亮，深得学员们的称赞和一致好评。
在学习班，学员们还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父亲在哲学方面是很有见解的，他写的哲学笔记十分清晰，问题也提得十分深刻。曾多次对我讲，要多学点哲学，哲学能启迪人的智慧，特别是毛主席的“二论”要多读，还要多学点马克思和列宁的哲学著作。父亲在哲学的学习方面，对我的影响是很深刻的，以后我在哲学方面的偏好，与父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在学习班，一方面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政治，写批判文章，另一方是检举揭发。有一次，造反派点名要父亲检举一位州委书记，父亲说，这些工作都是中央和省委部署的，他只是具体落实，如有错，也在上面，他只是执行，他可以提高认识，但不能上纲上线，更不能捏造搞个人攻击。父亲在这方面是很有原则的，决不会毫无依据的凭空捏造、栽赃陷害。充分显示了父亲高尚的政治品质和共产党员坚定的原则性。
在学习班，有一天父亲同一位副州长上山割草，突然听到有人喊父亲和那位副州长的名字，那位副州长是个老实人，对我父亲说，有人喊我们，父亲说没听见，副州长执意要去，父亲说，我没听见，你要去，不要说看见我，他答应了。结果晚上他回来，对父亲说是开批判会，还”打”了我一顿.父亲说，让你不要去，你不听，就说在山上劳动，没听见，理由充分，他们又不会把我们怎么样。这也是父亲在学习班的一段趣话。
一九六七年，造反派组织不断扩大，他们需要大量的办公室，于是开始征用领导干部的住房。州委书记齐寿良被挤在两间房里，我们家也被征用了，造反派带我母亲到齐寿良家，要求他腾一间给我们住。齐寿良家有六个人，二间房根本不够用，再腾一间，无法居住。我母亲曾在吉首县工作，担任过吉首镇委书记，同街道居民关系不错，也很熟，于是要求到街道租民房，造反派立即答应。就这样，我们在街道住了两年，造反派经常找不到我们。房东姓张，我们叫他二伯，是个老实厚道的老人，我们关系处得不错，他常常帮助我们。那年，我奶奶得了癌症，在医院住院，被赶了出来，后在家中去世，二伯在料理后事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到现在，我们姊妹都一直对二伯心存感激。
在二伯家居住的两年，尽管父亲身上的压力很重，外面“文革”搞得轰轰烈烈，但我们家的氛围是比较悠然的。特别是寒暑假，我和津津妹回到家，海兰妹也从丹青中学回来，一家人欢聚一堂，父母亲看着我们，欣慰的朝我们笑着，看得出来，父母的笑是发自肺腑的，切切实实发自内心的，这是我们一家非常幸福和睦的时刻，仿佛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一道风景线，令人心旷神怡。我永远怀念这些日子！
一九七0年，父亲终于解放了，被降职安置在沪溪县任革委会副主任，七三年又回到州委，粉碎四人帮后恢复了原职务。
▼父亲的部分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