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当一个野心勃勃的女生实现了财富自由

时尚   2024-11-19 16:30   浙江  

|《中国企业家》记者 梁宵

编辑|米娜
2023年那个周五晚上,与安踏正式签好SPA(股份转让协议)之后,作为MAIA ACTIVE(国产瑜伽服品牌)联合创始人兼CEO的王佳音获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笔财富,尽管没有透露数额,但按照她自己的说法,“经济自由了”。
这是她一度梦想中的成功,“曾经最想要的就是赚钱,要做成一个大家都看得到、觉得牛逼的事业。”王佳音从不掩饰她的野心勃勃,行动上也不会有丝毫的犹疑,她学的金融数学专业,头脑兼具理性与计划性,甚至于找老公都要借助一套自己钻研的SOP(标准作业程序);她曾是小红书电商部门的二号员工,保持了一个足以让人艳羡的战绩,“我开拓的新客户就没有签不下来的”。

来源:受访者

王佳音颇为自豪地说。镜头对面的她没有化妆,素面、头发随意一梳,完全一副居家打扮;但说起话来,马上就会把人带入到一种工作现场,她的语速很快,语气坚定,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种敢闯敢做的冲劲儿。
这样一个人,似乎注定要与创业扯上关系。
王佳音的创业故事开始于2016年,那一年她27岁,当时MAIA正处于艰难的起步期——销售难、融资难,她和创始人欧逸柔在北京见了二三十个投资人,但没有收到任何一份正面的反馈。
王佳音想做的事情,从来不会被“No”挡住,用她的话说,自己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对于终局无限乐观,过程中则会处处小心,在她的人生信条里,“只要事情没有做好,那就是还没结束。”
转机在一年后出现了。2017年MAIA的“腰精裤”销量破亿,一下子成为超级产品,2018年上半年营收更是坐了火箭一般,同比增长超过700%。当时正值新消费投资热潮来袭,MAIA迅速成为资本宠儿,一度被称为“中国版lululemon”,吸引了包括红杉中国、火山石资本、CMC资本、华创资本、百丽国际在内的一众投资机构,先后融资6轮,募集资金超过2.5亿元。
成功似乎来得太快。就像茨威格所说的,“她过于年轻,不会知道命运馈赠的一切,冥冥之中都标好了价格。”年轻的创业者在突然而至的“巨款”面前也有些忘乎所以了,“钱一下子就有了,我犯了所有钱多的错误。”王佳音后来反思:假如当时做了不同的决定,MAIA的未来是不是也会不同?
但创业没有如果。2023年MAIA正式被安踏收购,王佳音继续负责并购后的重组交接工作,直到半年前正式离开。
短短8年,王佳音见证了一家企业的大起大落,也经历了曾经一起战斗的同路人,从相互吸引到相忘于江湖,“创业的代价确实挺大的,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都伤痕累累。”王佳音感叹,“所幸MAIA的结果还不错,大家看在钱的份上,都能有个相对体面的收场。”
10月14日,王佳音接受了《中国企业家》的专访,以下是她的自述:

“女人野心勃勃、想赢,怎么了?”
MAIA之前,我有过几段工作经历,都挺顺利的:刚毕业就进了维密总部,是当时第一位亚裔买手;2014年加入小红书,是电商部门的二号员工,与团队一起做出了两大GMV过亿的新品类。
我曾经特别想赚钱,想成功,想做一件很牛逼的事情。很多人可能不会说得这么直白,因为这听上去过于“野心勃勃”了,而“野心”这个词似乎不太好,尤其放在女性身上的时候。但在我理解,很多人欲望很大,但那不是野心。欲望大的人有一个明显的特质,就是ego(自我)特别大,但真正野心大的人,能贯彻在目标和达成目标的行动上,这些人更关注的是结果,过程中则愿意寻求所有人的帮助和支持。
像我,就不是很挑老板,之前有的老板挺能骂人的,可能很多人不太能受得了,但我觉得无所谓。我只在意我需要支持的时候,这个老板能不能解决问题,别的我都不在乎,平时多骂一句少骂一句,又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太在意被拒绝这个事儿,从来不会被一个“No”挡住。我在小红书的战绩就是我负责的客户没有谈不下来的,比如我们要上线亚历山大·王(纽约知名的华裔设计师旗下的品牌),我想约他见面,直接联系他的团队没人理,我就会在他们办公室门口等,出来一个人我就自我介绍一遍,直到有人愿意帮我引荐——最后见到了。
后来MAIA融资的时候也是,最开始被几十个投资机构拒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受挫,但对我,只有说“Yes”那个人才有影响,而且我也相信一定能做成,因为我是一个对于终局无限乐观的人,过程中会有些悲观主义,遇到事会很小心,但是如果事情没成,对我来说,那就是还没结束。
你说得对,我是一个极度理性、有计划性的人,一般我都会提前做好未来6个月的计划,就连结婚这件事也是一样的。
很多人会说,太能干的女生不容易把自己嫁出去,其实野心勃勃的女生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看得上的男人,所以要找到合适的,就一定要“池子”足够大。我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注册了所有的dating APP(约会软件);之后我把这个过程SOP(标准作业程序)化,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标准化筛选体系:比如什么样的人可以见面,选择什么样的场景,聊什么样的问题,我老公后来就说,他跟我的第一次见面像个面试。
我之前跟一个朋友聊过这个话题,视频发到了小红书上,有些评论会说:怎么像个AI?如果这样子还是爱情吗?
我能理解这些观点,我之前也谈过很多恋爱,但今天要挑的是一个结婚伴侣,你的公司招个业务经理,都要定个面试流程,现在要找一个人生合伙人,就可以很武断地决定吗?而且从我很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爱情就是一个营销给女人的童话,试想一下,如果把过去20年、30年放在爱情上的那些期许、患得患失的能量都放在工作上,每个女生的事业都不会很差。
这些说法应该挺有争议的,包括我老公也会说,“你这样形容自己,别人会觉得有点可怕”,但我还是想分享出去,对于底层上认定的价值观的东西,我其实是不计代价的——有人骂就有人骂吧,其实挺想让更多人知道,女性野心勃勃这件事是OK的,可能会有很多声音告诉你要当个好妻子、好妈妈,但我还是想搞事业——这也是OK的。这些话大家一开始听觉得刺耳,就是因为说的人太少了。

“钱一下子多了,我们犯了所有钱多的错误”
我是2016年加入MAIA担任联创和CEO的,那一年挺难的,但MAIA的产品很快就有了起色,2018年我们年销售额就实现了破亿(元),后来融资就非常顺利了,我记得当时一周可以拿到六七张TS(投资意向书),跟投资人见面就说:我们就这条件了,中午就是截止时间……那个时候我们特别拽,人都飘了。
2019年我们融了一笔大钱,现在回头看,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花钱就很大手大脚了,犯了所有钱多的毛病。
当时钱都花在哪了呢?大概有1/3的钱拿来备货了,在当时看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MAIA的面料都是进口的,生产周期很长,经常遇到断货——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痛点,所以一旦手上有钱之后,就开始像老鼠一样开始囤货,这造成了2019年年底大量的库存。

在练瑜伽的人 来源:MAIA官方微博

现在我也在反思,当时年纪轻,抓了一大笔钱,不明白要如何投资到企业长期的生命周期上,只能看到眼前的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果再回到那个时点,我会更早把利润模型做出来,而不是盲目扩张。
换句话说,在弹药最足的时候,企业一定要去规划战略性增长,要实现的是“2年后翻一倍,5年后再翻一倍”这样的目标,而不是“明年涨10%”这样的线性增长,我的错误就在于把钱花在错误的地方,而没有为企业奠定中长期的优势。
回到2019年那个时点,对于支撑MAIA未来5年发展最重要的,第一就是产品开发能力,往上追溯就是供应链能力,我越来越发现,这才是服装公司能赢到最后的胜负手,真正能够集团化的服装公司,一定向上控制到供应链,因为这样才可以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好、快以及多样性。我们之前的供应链没有做到这个程度,好的商品不是说设计师画个图,用户就能拿到的,必须来自于品牌跟供应链的共创。
另外一个该花的钱,应该要去增强门店体验,我们当时的门店太小了,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抓坪效、抓销售的能力不够,这才是当时真正要下重本投入的地方。
假设,当时我们在这两个最核心的能产生价值的要素点投资了,能推动公司未来3~5年的增长,这样的品牌才是有未来的。

“200人的公司,需要那么多高管吗?”
在用人上面,我们也走得太快了,实际上,到最后我走的时候(2024年4月),MAIA办公室才有不到200人,回头看,真的没必要招那么多的高管。
当时为什么要招?说白了,还是因为担心自己经验不足,看不清楚未来的发展,希望借助大厂经理人的经验和视野去解决问题,但细想下来,这个思路是不对的。
当时,MAIA一年能卖1个亿,至少证明产品是用户想要的,而从1个亿到10个亿,只要解决“如何让用户买到”的问题就够了,在这个过程中,真的需要很多高管吗?还是要通过一些好的方法来不断复制、快速跑起来?
就是SOP嘛。以前觉得这玩意儿很复杂,恨不得找个咨询公司论证很久才能搞清楚,其实很简单,应该是内部团队摸索出来的,比如团队里有三个人做营销投放,每个人方法不一样,效果最好的是小A的,那就让大家都学小A,以此类推,不断调整优化就够了。所以我觉得200人以内的公司,最重要的就是抓好共识,把最好的方法沉淀下来,这样团队的效率就会很高,公司的增长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此时不需要太多所谓的高管,挖过来成本很高,记得当时我们的工资成本一下子涨了50%。而且很多精力都被占用去解决创始人心态与管理者心态之间的矛盾,高管的很多精力也都用来去消解这种矛盾和管理下级了,而不是在创造价值。不仅增加了信息传导的层级,而且增添了太多不一样的意志,你会发现,要团结一个高管付出的努力,比团结那些小朋友大太多。
所以,像我们这种规模的公司面临的难点与大公司不同,对于他们来说,要解决的是如何在组织变大的情况下,克服随之而来的效率低下的问题,我们当年犯的错误恰恰相反,本来事儿没那么多,非搞了很多事——组织的层级越来越多,沟通效率越来越低。
当然,这个反思是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创业公司,还要看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但至少应该打破一个固有成见——之前传统管理认为一把手最多对接6~8个人,所以企业到了一定规模,就得请高管,但现在不一样了,有的企业家甚至可以直接管理二三十个人,少了一个层级,效率一定是提升的,也更有利于批量产生内生人才。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一个200人的小公司是否能吸引足够专业的高管呢?没错,可以用很高的薪酬吸引他们,但他们是冲着事业来的,还是奔着钱来的?这些在大集团里历练过的高管,很会闻风而动,在公司没问题的时候还好,一旦出现问题,更容易军心不稳。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的公司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MAIA还好,虽然我们当时高管招得过于早了,也过于多了,但幸运的一点是,他们还是挺有创业者精神的,最后公司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也能减薪,一起把难关过了。
MAIA在2022年底遇到了问题。当然,没人能预料到“黑天鹅”,但我经历了这个过程,至少学到了两点,第一就是一定要为“黑天鹅”事件做好防范——这样的事一定会发生,只要公司活得够久,就一定会碰上,而当时的我们,是全然没有这种风险意识的;第二就是要对“黑天鹅”有足够的敬畏,遇事之后要坚定地回到主营业务,不必要的支出当砍则砍,像当时,我们销售额腰斩,虽然也收缩了天猫的站内投放,但还是下手太轻了,砍得不够,因为那个时候的第一目标,一定是保证现金流。现在回想起来,我太没经验,没有承担好一个CEO该担的责任,为变化做好准备。
安踏收购MAIA之后,我继续留下来,对企业进行重组和整理。这也意味着,需要像桥梁一样,连接起原来的企业目标与安踏新的发展计划、MAIA员工诉求与安踏体系内的要求,以及更重要的,实现企业文化间的相互理解,这些都需要磨合。
这也是一个创业者在出售企业时应该要有的心理准备,客观跟理性上来说,兼并购是一个产业整合的好机会,但过程中,一定要解决的就是组织融合、文化融合。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个工作是有些吃力的,能坚持下来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有机会直接汇报给老丁(安踏集团董事会主席丁世忠)。
在我心目中,老丁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一号位”。
创业之后我对此感受很深,对于“一号位”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业务体感,没有这一点的领导,喜欢定中庸的或者很全面的目标,但是完全没有战略重点。老丁是业务出身,很熟悉细节,眼光很毒,所以他的战略目标很清晰,下面的人也都很清楚,他是那种会在主要KPI上给你加码,但会帮你把次要的、不重要的KPI抹掉的人。
那段时间,我跟他开了很多会,也学到很多。老丁只管大事儿,开会没有寒暄,也不会搞什么排场,也没有闲聊,就是工作一二三四五讲清楚,所以跟他工作超简单,就事论事;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是,跟他工作的人没有觉得自己被亏待的,包括收购MAIA也是,这真的很不容易,也是他管理中很艺术性的一点。

“创业是一件让人伤痕累累的事情”
有人问我,过往经历中让我成长最快的是什么事情?肯定是创业。让我伤得最痛的经历是什么?绝对也是创业。
创业的时候我27岁,在之前的学习和职业经历中都是所向披靡,一直都很顺利,包括在打工时,你的老板会把你保护得很好,因为当一个员工锋利且有用时,老板会帮忙扫除很多其他的障碍。
所以到了自己创业时,某种程度上我的心智、我的情绪和感受还处在一个特别低龄的状态,在那样一个情况下,去带动团队、拉动那样一个生意,处理非常复杂的投资人、合伙人之间的那些关系,其实是超出我自身能力的。
事儿的问题都是能解决的,人的问题就会很复杂。当时企业大起大落,会看到人性的多样性,尤其是关于钱的事情上,还挺见真章的,而当时在面对冲突时,我又缺乏一种去拉通共识的能力,所有的反应都是应激的,在这个过程中,相信所有人都伤痕累累,带着彼此留下的伤。
但现实的业务又在逼着你往前走——今年要增长100%,明年要增长50%……我是一个特别不服输的人,但凡有一线生机,就一定要去拿到结果,即使我再崩溃,也会逼自己再冲一下。就像我小时候参加田径队,800米可以跑到2分40秒——算是很好的一个成绩,但100米却跑的不好,1500米也跑不好,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有耐力,但有限,比如说1500米,可能就超出我的耐力范围了。
所以,到了创业的最后两年,我意识到这已是我的极限了。当时公司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又赶上我生了小孩儿——两边兼顾,真的是累到要死,所以我特别不赞同所谓的女性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为什么男性不需要考虑这个命题呢?我身边有很多的女性创业者,MAIA的大多数员工也是女性,所以我早就意识到,这种平衡是不可能做到的,要么就是降低工作表现,要么就减少在母亲角色上的投入,要么就只能剥削你自己,我当时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但这种剥削累积到一定程度,到后期人就开始崩溃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在看心理医生。
之前经常会听人说,创业是孤独的,其实我在创业前两年一点都不觉得,但后面越来越确定——这是一个完全孤独的旅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尝试在情感、情绪上依赖一些人,但不管是你的高管、投资人,还是你的合伙人,最后发现都无法依靠,因为每个人的利益都是不一致的,最后只能自我剥削,压制住很多情绪和感受。
我跟心理医生沟通时也在说,我感觉在创业过程中遗留了很多问题,当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仔细处理——企业还要往前冲,我不能被干扰,所以我就把它们放在一个个盒子里面,然后把盒子放在衣帽间最上面的柜子里——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不管它们,现在终于有了时间和空间,把这些盒子一个个拿出来,看看里面装的什么,分析一下它对我的心理影响,这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做的事儿。实际上,有一些盒子现在我还不太敢拿下来,只能慢慢消化。
这就是创业的代价。实话实说,好在MAIA最后的结果不错,大家看在钱的份上至少还能过得去,有所弥补。我身边有很多创业者,他最痛苦的地方在于没有这个closure(不错的结果),创业结束了,可能他还欠着投资人钱,然后跟合伙人也完全闹翻了,这会让人更难化解掉情绪上的困境。
所以我也在想,其实创业者在公司成立的第一天就应该想好如何退出,上市是一种退出,关门结业也是一种退出,不能说只享受热火朝天的拿钱,拿了这么多钱,总归要对大家有一个交代的。
兼并购也是一个挺好的退出路径,就看创始人是不是愿意直面自己能力的边界,放下所谓的创业ego(自大)了。

“与其说创业,不如就做一个赚钱的小生意”
公司卖了,赚到钱了,很多人会觉得是挺成功的事情,但我其实觉得挺空虚、失落的,有点凡尔赛,是吧?
实不相瞒,拿到钱之后我给自己买了一些爱马仕,但兴奋劲很短暂,一下子就过去了。而像我这种特别理性的人,自己又做消费品,之后冷静下来一想又觉得物非所值。所以,我之前还做了个决定,就是以后肯定不再买一手的爱马仕了。
要说经济自由的好处,感受最直接的就是可以拒绝。以前,我是一个被责任和理性驱使的人,能够通过压榨自己拿到很多结果,但现在我可以拒绝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不搭理不喜欢的人——大多数人叫着要自由的时候,其实所希望的就是拒绝的自由,但其实当你真的拥有这个自由之后,会发现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命题——想干什么?
以前我是一个特别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人,想赚钱,想成功,但是现在,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还是不快乐?因为我发现没那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了。我跟一个朋友也讨论过,我在人生上半程一直玩一套叫做成功的游戏,成为一只被规则驯化得很好的家鸡,但现在突然被放出来,成为一只野鸡,那种感觉就像重新学走路一样。
包括现在,我内心还是挺紧绷的,有一段时间,我看到有关松弛感的视频就点开看,努力去学,后来发现越学越紧张。前段时间,我与在青腾一起上课的同学约了个闺蜜局,去香港逛街,我边逛还边输出:你看这个业态,这个陈列……那帮同学就会调侃我,一个失业的人操的心比她们上班的人都多。
所以,我确实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一定要做事儿,说不定还会再创业,但现在我对创业的看法和心态与之前已经不同了。
我们这一代的新消费品牌,经历了一个to VC的火热时期,大家之前都追求规模,去融资,然后烧钱做增长,但如果没有产品、品牌力做支撑,产生不了复购,很多投入都去打水漂了;说白了,最后只是平台、主播、物流等交易环节赚钱了,企业什么都没做成。
这两年融不到钱了,大家开始缩小规模,反而发现自己越活越好。我就认识一个这样的设计师品牌,之前他们在上海有家小店,卖得很好,很多资本找过来,融了两轮之后感觉自己被架在火上烤,后来生意变差了,他们从去年开始精简,也不要什么大厂高管了,回归到一个比较小的规模,结果反而又出了一个大爆款,在今年巴黎时装周订货会上卖得很好。
所以我越来越发现,人真的要回归到自己的关注点,不要被外界的东西裹挟,其实专注本身是非常有力量、有价值的,但说实话也更难,因为如果我们往外看,能够开疆拓土,好像永远都没有尽头,这个时候很少有人愿意主动停下来,向内问,这些到底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就像胖东来那样向内求,想打造的是一个健康的企业,一个健康企业家的状态,就不会因为外界的影响而选择不断扩张。
其实,我在之前创业的时候就很关注胖东来,但那时最想了解的是它商业成功的秘笈,现在才更能感受到它背后的商业哲学的价值。比如说企业管理,有两种因素可以激励人干活,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在被恐惧驱使,因此产生的都是劳力,另一种驱动因素是满足,由此激发出的才是创意。
这些都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回想以前做企业的时候,我很少考虑自己的感受,也很少考虑别人的感受,如果再创业,我希望能做一个让团队感觉有意思、有意义的事情,但前提,一定是个赚钱的生意。
以前,我特别喜欢别人管我叫创业者,觉得这个名号特别光鲜,现在突然觉得这些词很虚,创业者,听上去好像有一个事业要创,有一个梦想要追,这对投资者来说会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但实际上企业可能做得一塌糊涂。有时候语言本身就是有陷阱的,现在我就挺喜欢别人叫我生意人,不一定要做多大规模的公司,而是要做好一个赚钱的小生意,这才是商业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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