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湖北汉口，中共八七会议上，教员发言提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而让教员得出如此结论的，正是他的对手蒋介石。
1926年的“三二O中山舰事件”、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在共产党人面前把枪杆子的威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教员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自己描述自己“心境苍凉，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这种无奈，是包括教员在内的共产党人对枪杆子的深刻认识：
没有枪杆子，在枪杆子威逼面前，除了后退，除了让步，除了缴枪，除了把性命赔上去，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至此，竞赛的双方都极端重视“枪杆子”，并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他们的立场、思路和方法大不相同，最终成为决定彼此命运的胜负手。
首先，立场站位不同。蒋介石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抓的是自己的“枪杆子”，创建和维护的政权，只是为自己和国内外少数权贵精英谋富贵的政府。
而教员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建立的是呵护平民百姓的人民子弟兵，创建和维护的政权，是为人口90％以上人民群众谋幸福的政府。为此，他明确，“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第二，组织形态不同。
蒋介石的“枪杆子”就是简单的军队，只讲军事，只管打仗，不谈政治，国民党组织在军队里面没有什么作用。
教员的“枪杆子”可就复杂了。他不仅要求“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还明确“政治建军”，明文规定，人民子弟兵“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
为了做到“政治建军”，教员军事思想指导下的人民军队，连以上各级都设立 “双首长制”模式，政委、教导员、指导员之类的政治主官都是实权在握的领导，担任军队各级党委党支部的书记。
第三，力量整合不同。
蒋介石的“枪杆子”里面，“山头”林立、派系众多，亲疏有别，尔虞我诈，缺乏与整体数量对应的整体战斗力。
而共产党的军队，历史性的“山头”难免，但是教员努力“一碗水端平”，不断敲打“山头主义”，使得红色“枪杆子”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不离不弃、紧密团结，始终保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状态。
第四，官兵理念不同。
蒋介石的“枪杆子”，除了武器装备是当时的现代化，内部状态与前朝及军阀的队伍毫无二致。官兵不平等现象既普遍又严重，官大一级压死人，打骂、肉刑、虐待士兵，司空见惯，军队缺乏凝聚力，战斗力自然不足。
而教员领导的人民军队，创建伊始就推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让全体指战员铭记使命、明白战略、战术意图。在毛泽东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人民军队脱胎换骨，突破了“将贵智，兵贵愚”的封建治军带兵古训，成了与旧式军队完全不同、举世无双的威猛之师。
可见，虽然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教员与蒋介石的建设思想却有着天壤之别。双方经过相当的厚积薄发过程后，教员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蒋介石的身后，则是他败退台湾后的感叹，“这种没有灵魂的军队自然非走上失败道路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