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奈：我想过一种得过且过的生活

五个月前，请朋友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李小敏推荐新书，刚看到书单的时候，就被其中一本吸引住了。

这本书是一本小说，拒绝了凛冽、干脆、留白甚多的取名，叫作“行者拉班·扫马的收集与爱情”，觉得好奇怪，又不禁翻开了书，一页一页读下去。

这不是一本为讲好故事的小说，更像一部寓言，里面充满作者对文学形态进行的恣意想象，有的读起来特别舒气，有的读来囫囵，我也开始好奇此书的作者。

看了作者简介，才知道这是一位来自四川、居住在上海的青年作者、文学编辑。10月的某个周末，因为工作关系，他带着编的新书回到成都做活动，趁此机会，我跟他约在活动不远处的斌升街厘途咖啡馆见面。

我先抵达咖啡馆，里面一派喧闹，往前走两步试图寻找更清净的地方，无果，往回走，他已蹲在咖啡馆门口等候，着干净清凉的短袖、短裤，一双球鞋，抬头一副圆框眼镜正对着我。

广奈

一九九七年生于四川，青年作者、编辑，华东师大创意写作硕士。作品发表于《萌芽》《花城》《青年文学》等刊，已出版长篇小说《行者拉班·扫马的收集与爱情》。

因为遗憾

就写了中国的「马可·波罗」

广奈是父母在广东工作期间出生的，尽管自己的故乡在南充，他却一直跟随着父母待在他乡直到小学毕业。后来，因为户籍的关系，他又不得不回到南充继续中学学业。

辗转的成长经历，使得广奈既不会说粤语，也说不好家乡话，他对城市生活的了解，就如同他对各种方言的认知都是一知半解的程度。

“我爸爸、妈妈都是初中学历，他们没有对我进行系统的文学教育。可能是语文老师每天要求我们写日记，当时，我就特别喜欢写。”

文学需要作者自身进行一定程度的训练，即便完全没有文学相关的家庭背景，父母一直都很支持广奈，无论他想买什么书都尽可能满足，也不会阻挠儿子去写作。

真正开始系统了解国内的原创文学是从大学开始。广奈喜欢先锋文学，在这个作家群体里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余华、孙甘露、苏童、马原等。

在他们的文字里有一种奇怪的力量，让广奈知道小说不仅仅为了讲述一个故事，又或者说，先锋文学作家们有一种面向世界写作的勇气吸引着他。

这对广奈影响很深，因此，他自己在写小说的时候，没有考虑一定要写现实的故事，更多是对先锋文学作家群体的一种向往与追求。

广奈曾经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参加比赛的时候，他压根没认为自己能拿奖，包括去上海参加复赛，也只是抱着去玩一玩的心态。他觉得大家都写得太好，自己根本不可能拿奖，没想，第二天便出了比赛结果——他拿到一等奖。

他用“惊讶”来形容彼时的感受，那种惊讶就是觉得：写作这条路是可行的。同时，又有编辑来向他约稿，写作的信心瞬间建立起来了，这跟投稿写作是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

之前，广奈都自己写，一直是默默无闻的状态。他认为，写作不是自生自灭的过程，作品创作出来之后，作者不一定能客观评判，只是自我认可很容易走向自负的盲区。作品始终需要跟编辑、读者等外界进行交流、沟通。

大学毕业的暑假，22岁的广奈写下《行者拉班·扫马的收集与爱情》初稿。

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主角拉班·扫马是一位专门收集小说的行者，他游历于看不见的城市之中，寻找并见证了四十种文学形态：

德斯皮纳语的所有词汇都由一个专门的企业掌管——德纳语业，如果想学习词语、阅读小说，都需要购买，一个词汇五块德斯皮纳铜币。贫困的人们无法支付巨额费用，只能掌握少数几个词语。

在阿纳斯塔西亚，这里的书不是用来读的，是用来听的。每翻开一页，就能听见文字发出自然的声响：老嬷嬷摔破了瓷碗，一只鹅从身后飞过，冰河破裂……

皮拉的抄袭文学赛尤为独特，如何通过抄袭写出一部超越原作的作品，是皮拉人始终在思考的问题。

这部充满幻想色彩的小说不为叙事，着墨于不同的小说形态，更像是一种借此喻彼的寓言。

广奈坦言，卡尔维诺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给自己的写作灵感最多，他会出其不意地从书中的一个词、一句话联想出新的故事。

同时，吸引他的还有将东方幻梦带到欧洲的马可·波罗。

与其说，马可·波罗吸引广奈，不如说与其同时期的另一位行者拉班·扫马更受他的关注。拉班·扫马是著名旅行家，景教教士，他的足迹东起北京，西至巴黎。

他和马可·波罗，一个向西出发，一个向东行走，两位行者却在世间有着不同的声名，这使得广奈觉得十分遗憾。于是，他计划写一个关于拉班·扫马的故事。

5年前，这部完成的小说就像其他青年作者的作品被放进了“抽屉”。抽屉里，一起躺着的还有其他短篇小说，广奈没有选择，他更看重作品的整体性、系统性、主题性，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一个核心或者关键议题，不是单纯把短篇小说整合在一起就够了。

因此，他挑选出拉班·扫马的故事，在写作结束的5年后，也就是今年，这部小说才得以出版面世。

不必着急

那就慢慢写和等

广奈不是一个勤奋的写作者。

2019年，暑假结束后，他进入华东师范大学首届创意写作班攻读硕士研究生。

跟同龄人拼着写的状态比起来，他说，自己太懒了，读写作专业的三年时间里，只是偶有旧作发表于文学杂志。他也丝毫没有拼着写的想法。

他认为自己缺少直面写作的勇气，看到困难就想要放弃。如果写到一半之后写不出来，他会怀疑自我。怀疑的情绪积累多了，就会缺失那种继续的勇气。能够拼着写的作者，让他很是佩服——能够克服困难把一个故事完整写出来。

现在，除了作者身份，广奈在出版社还担任编辑的职务，这重身份令他看待自己的写作有了不同视角。

一部作品会出现在恰当的时候，写完之后，不用急着立刻发表，他是一个特别愿意去等待的作者。如果有文学杂志或者编辑，觉得某篇小说够适合或者够成熟，再发出来就好。

如果总是急于求成，一定要过早的去成熟、去展现作者的天赋，反而，他会有一种恐慌感——会担心出现写作后期的力不从心状态。为了避免这种状态，慢慢等没有关系，而且，他现在更多不是关注写小说，而是去发现青年写作者们，把他们的作品编出来。

编辑和写作是一体的，是相互关联的。通过发现别人的作品，广奈会不断建立自己的审美。发现写着他所喜欢的作品的作家，然后，走进、窥进他们的世界，他觉得都一样，因为建立自己的世界和发现别人的世界——同样美好且快乐。

或许，正是抱着这种不紧不慢的心态，每年能完成两三篇短篇小说，广奈看来已经很不错了。

广奈的佛系，不光体现在写作本身，再就是对自己作品的推介。6月底，他在上海上生新所·茑屋书店有一场新书对谈；7月，回到成都，在方所成都店做过一场分享，之后就鲜少有其他活动。

“没有办法，我不是有流量的作家，其次，我写的东西可能并不会有太多人感兴趣，包括我的朋友翻了两篇就不想翻了。”广奈坦然说道。

对这样的状况，他早有心理预期。作为青年作者能出版自己的作品已经够幸运，广奈只希望这本书能够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始终相信，一本书有自己的命运，契合某一个时下的热点、某一种现象出现的潮流，一切都有可能。作者不能太急，急于推向市场，急于求得畅销，其实，没有太多实际用处。

站在编辑的角度，广奈也会跟作者说，一本书做出来就开心一下，把它看成一件好玩的事情，约一下朋友、老师简单聊一聊这本书就很好。

不要太过于认为自己的写作很重要，也不要太过于认为自己写的东西一定会在当代文学史里占有某种位置。或者说，有文学大佬推荐、写书评，作品就能进入文学史了。

做书就是做产品，跟做咖啡一样的道理，有人喜欢美式，有人喜欢拿铁，不同作者的小说有不同受众群体。对作者来说，把一件完美的工艺品摆出来了，让喜欢的人去接受它，去购买它，就可以了。

有人喜欢是很好的事情，即便没人看见或者没人喜欢，也不用懊恼。作者的职责就是持续写下去，这是一个写作者应该做的，创造、发表、出版，等待着被人发现，跟读者沟通互动，这是一个自然的、生态的过程，而不是一种资源的极端利用。

想写出这个时代的

——爱的感受

22岁，广奈就想写简短的、幻想的故事，他觉得自己还缺乏将故事写长的能力，这需要在极短的篇幅里去完成某种事件的叙述描写。

在二十岁出头的年纪，他已经做到了。

这之后，他想要换其他的方式去写小说。最近，他开始慢慢写一些写实类小说。常常，他会给自己规定在某个阶段去做某件感兴趣的事，做完之后就扔掉。

进入二十七岁左右的年龄段，广奈更想写一些关于爱情的故事——去处理一种极少数群体或者畸形恋爱的题材。

往常，写作时，作者们普遍会优先考虑男女主角的人物设置，而他希望自己作品里的主角是去性别的。性别并不是说，简单给人物设置无性别，而是说，男性与女性读者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能够分别代入各自的性别。小说角色的性别可以被读者赋予，读者能进行一种合理的想象。虽然这有一定难度。

尽管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非常多关于“爱情”的作品，他仍然想写出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爱的感受、性的感受。

像已经发表的《赫尔辛基的陌生人》，就是写在芬兰赫尔辛基，两个陌生年轻人相遇，其中一方坦然回避关系的建立，最终错过。

对于少数群体的想象，普遍还是太刻板，广奈想要写一些能够脱离刻板印象的小说，即便还没有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

他始终对人生抱持悲观的态度，认为悲剧才是生活的、爱情的内核。所以，他渴望去展现一种爱的悲剧，去呈现失望的、失落的、痛苦的、绝望的状态。

人人向往喜剧的圆满，而生活体验和阅读体验带给广奈的是：一种古希腊式悲剧的力量——这是一种撕裂的感受，一种神谕，一处永远不可能真正抵达的目的地。然而，他以及每个人不得不去面对它，去承受它，在承受的过程里去进一步体验它。

体验，这个词在聊天的过程里，常常被广奈挂在嘴边。现在的他每月花费3000元租金租住在上海，也会感受到强烈的生存压力。

不同于图书能够卖到几千万册的时代，如今，通过写作以及相关工作变得富裕，根本不现实。

“我或许只想过一种得过且过的生活。拿到工资后，我马上就会用完，去各个地方旅游。我就想在年轻的时候体验这样的生活。”

广奈觉得自己是饿不死的，即便有一天不做编辑，还可以做教育培训的写作老师，无论哪种活法都能活下去，反正自己还足够年轻，获得以及体验想要的生活最重要。

X:小都，G：广奈

G：可能在去上海之后——拿了新概念作文大赛奖，我才对自己有了一定的认可。《萌芽》或者上海写作圈能够认可你，觉得你写的小说有一点意义，就是在那种状态下就会想要写出来。

写作的信心确实很重要。创意写作的老师会鼓励我们去写作，包括上海写作圈非常注重培养、鼓励年轻人写作。某一些方面，你可能不够好，但也会给你提出意见。

在读研期间，我没有发表过一篇小说，小白老师就说不要着急慢慢写，我也渐渐认识到写作就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作品写出来后，也需要慢慢去等待，等待认识的变化，比如：原来写的小说，过几年后看，我会有完全不同的观念。在等待的过程里，你就知道自己有哪些优点、缺点。

像《行者拉班·扫马的收集与爱情》是五年前写的，出版的版本跟最开始写的初稿不太一样，我还是在慢慢修改，慢慢再去重新认识、理解。

G：创意写作主要教的还是写实小说，就是进行一种写作训练，让你知道一个故事怎样去完成。总的来说，比较偏向传统。

我们大部分的写作老师以及国内评论家，认为国内青年作者写故事的能力有一定缺陷，所以，特别注重培养其写作能力，也就是把一个故事写好。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再去进行先锋文学或者其他的想象、创作。

就是先写实际的，再写虚的，但是我自己的写作完全相反——我会先进行幻想类或者奇幻类的想象，因此，我的写实能力很薄弱，也有老师说我这样走是很难的。

说回来，青年作者创作写实长篇小说比较有难度，我们自己也认识到是这样的状态。写作专业的授课方式是经常请作家来，就自己的一部作品进行解读，我们再提交自己的习作，请作家一对一改稿。

虽然每个作家、编辑风格不一样，却有自己的基本判断力，还是能够把你的作品进一步拔高。虽说现在大家在质疑创意写作专业，质疑的更多是写作资源的问题，就写作能力的培养，依然是有益的。

G：如果按照编辑的眼光，我个人觉得缺的是风格和面向世界的一种视角。我认为作者的风格要大于写作的内容和故事。作为编辑，我也会更喜欢辨识度或作者风格强烈的作品。

相反，我觉得我们在写作培训的时候，培养出来的写实小说太过于雷同，怎样去培养写作者的风格，这点还没有真正做到。

为什么我们在读爱尔兰、美国、日本的小说时，有一种很强烈的面向世界的眼光？国内的作者写小说会自然地转向乡土，或者，过去发生的事件？我觉得太封闭了一点。

让国外读者对我们的写作进行一种文化认同很重要，这并不是讨好、应付，也并不是倾向国外读者的审美，而是要考虑在写作时怎样去平衡，能将自己的文化展现出来。

我们在对外推介图书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的困境，外国读者对我们写的故事不感兴趣——怎样的乡村和乡村里发生怎样的吵架事件、婆媳事件等等。所以，我们怎样去写一个现代中国的世界性故事很重要。

我觉得我们不是没有在做，只是还没有写得更好，但是，也会有作家用英语写作等，逐渐走出去，比如：哈金、钱佳楠等。

G：我喜欢有勇气走出去的作家群体。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对中文很熟悉，就要用中文去写我们的文化。其实，真正把眼光放到世界的文学场域去看待要更好一点。那时候，我们可能会怯懦，包括我自己也会，但不妨去做一个横向比较，看看国外的“90后”青年作家在做什么，我们的同龄青年作家又在做什么。

我们不一定要跟国外经典作家比较，横向的判断却是需要的，去看看萨莉·鲁尼，国外“90后”所认识的世界跟我们是不是同样的一个世界？网络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我们在认识世界的时候，会存在什么样的差异？我们怎样去处理这些差异？

这些问题我倒是很希望创意写作专业，去进行一种世界性的连接，而不是回到一种古老的传统，虽然古典的、传统的依然被需要，只是说这样的乡土叙事或许可以再少一点点。

G：我觉得算。当然，他们形成了风格和文化，构建起了自己的领域，一个话语权的场景。如果要我写，我完全不了解这段历史，根本就写不出来。

我对父辈故事的了解特别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也没有多少信任和信心能写出来。我更倾向于对一个虚幻的、国外的，通过自己的判断构建起来的世界观。

这跟每个人的阅读和写作习惯有关，不存好不好的问题，只是说在选择自己的风格时，会想要选择不同的道路。那就按照自己喜欢的道路去走就好了。因为风格肯定是多样的，不是所有人都要走出去。

X：刚谈到国内“90后”年轻作者的写作取向，反观国外活跃的青年作者们，不一定按年龄来划分，他们在写什么？或者，在关注什么话题？

G：最近在关注日本的作家，比较有印象的是川上未映子、村田沙耶香，她们是“70后”，都拿过芥川龙之介奖（简称芥川奖）。每年芥川奖都会有一些新人推出来，包括最近绵矢莉莎也来上海来参加助力写作计划。

2021年，村田沙耶香的《生命式》被引进国内，我就觉得这一本特别好。由于老龄少子化的影响，悼念死者的葬礼变成了享受并创造生命的“生命式”，故事很荒诞，充满了未来感。

国外“90后”的作家，玛丽克·卢卡斯·莱纳菲尔德的《不安之夜》，黛西·约翰逊的《沼泽》都是我很喜欢的，《沼泽》里有晦暗、阴郁的美，这两部小说都与欲望有关，她们捕捉到了世界的畸形状态。

X：你的第一部小说就受到孙甘露、李洱、笛安的推荐，有评论说“作者朋友太多”。你认为这是恶意的揣测吗？你怎么看类似这样的差评？

G：我们普遍对于作者会有一种不够了解的敌意，遇到不喜欢的小说给差评，其实没有关系。

每个作者的写作风格不同，每个读者有自己的审美取向，这本身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但是，在丰富的文化世界里，我们都占据着不同的位置。

我们读余华、莫言，并不是我们读完他们的作品，就真的对作家本人足够了解。作者和作品可以分开看待，两者没有任何关系。

无论善意或恶意的评价，只是读者自己对于世界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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