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下午，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强调：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同时叠加国内疫情多点、多源、频发以及国际地缘政治危机加剧等超预期挑战，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5月31日《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落地，其中第三条要求6月末前基本完成发行3.45万亿专项债任务，并在8月末前基本使用完毕，正式打响了复合叠加的普惠性经济保卫战。
此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密集发布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三份重磅文件。文件指出：县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
笔者曾在国家重点支持农牧企业集团担任高管多年，2005年撰写《推进乡村改革，壮大县域经济》一文发表于中国食品安全报，出版《均衡管理》《策划与发展》等书籍。笔者认为，三份重磅文件出台，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宏观走势，立足多元化世界发展格局，建议将扩大开放、全国大市场、县城乡村建设纳入我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三驾马车”。
一、均衡发展是国家治理的终极目标
国家是指政治自治权者将拥有共同语言、文化、种族、血统、历史及地理的社会群体区别出来的领土，国家权力机构拥有治理社会的权利。国家由国土、政府、企业、百姓组成，国家财富标志是资源、公共产品、货币、企业，国家职能包括政治、捍卫主权、经济、文化、公共服务、国际交流合作等职能。国家治理的目标就是让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民族昌盛、国家富强，就是让国家的各种资源禀赋获得均衡和谐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更多地积累资本，赶超发达国家经济，我国采取城乡二元结构的非均衡发展的道路，如长期采取工农业剪刀差等政策，这种发展方式在推动国民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也造成了城乡差别加大等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决策者的意图，最终要达到的目标仍然是均衡发展。
均衡是最基本的自然规律之一，一切事物都遵循着“均衡－失衡－均衡”的发展态势。均衡管理，就是通过研究组织或系统内部各要素间制衡演化的逻辑关系，以及其与外部环境相互间的关系变化规律，把握其均衡与制衡的关系和运行机制，使其内外部各要素在质、量和能等方面保持合理的“度”，在结构方面保持相对稳定，在关系方面保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以期实现组织或系统的整体和谐，从而推进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方法。
实际上，早在2015年就有学者建议中国应构建新的“三驾马车”。随着近年来中美贸易争端升级、新冠疫情波及全球、俄乌战争等事件发生，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严重影响了我国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均需审时度势，重新设计新的发展战略。
经济、社会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鉴于中国目前发展面临的诸多不利情况，传统的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理念，应更多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角度考虑。因此，笔者认为，越是面对风云诡谲的形势，越是要保持清醒和定力。综合来看，中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依托扩大开放、全国大市场、县城乡村建设“新三驾马车”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扩大开放是经济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
总书记强调：“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历经40余不断探索和推进，中国从经济、军事、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社会等多方面实现了飞跃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是GDP实现大幅度增长，从1987年的2729亿美元到2021年的17.7万亿美元，增长65.3万倍；二是粮食食品实现了有效自给，从1978年的3.05亿吨到2021年的6.3亿吨，增长2.07倍；三是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率由1978年17.9%，提高到2021年的64.72%，增加了3.62倍；四是科技创新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1985年国家的第一件专利，到2021年359.7万件；五是城市基础设施、高速公路、航天等突飞猛进；六是国民素质及国际化视野大幅度提升；七是各项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优异成绩。
当前，我国的对内改革基本完成，实践证明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适合中国国情，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进一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当前，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还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医药事业、8000万海外华人、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世界大多数国家和民众，需要中国的进一步开放，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需要中国的进一步开放。
风雨砥砺，岁月如歌。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毫无疑问得益于不断扩大的开放力度。尤其是中国社会对外商的吸引力，不断增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开放的力度必须进一步加大。资料显示，2021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1493.6亿元，同比增长14.9%，引资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尽管国际投资市场在2022年仍面临一定不确定性，但不少企业界人士和受访专家都认为，中国有望保持强劲的吸收外资势头，继续成为全球吸收外资高地。毕马威一份预测报告显示，中国对外资具有较强吸引力，预计2022年中国外商投资将维持高位。据汇丰银行对2000多家外资企业的调查，超过90%的受访企业称，将继续扩大在华投资。
笔者认为，除了继续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从均衡管理的角度出发，同时也要加大对国内民营资本的开放力度。总理多次强调，要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进一步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凡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要允许各类市场主体平等进入；凡向外资开放的行业和领域，都要向民间资本开放；凡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不合理行为，都要坚决制止。当前，一方面要在制度层面给民营资本尽快解除各种束缚，另一方面需要破除社会上对民营资本的各种负面、不信任的观念。笔者曾在2009年写过一篇《让阻碍企业发展者下台》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信息导刊》和人民网、新华网等媒体上，谈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中国不断扩大开放，激活了中国发展的澎湃春潮，也激活了世界经济的一池春水，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
三、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刻不容缓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
评估一个国家的消费力主要是人口数量、收入水平、消费观念、社会福利。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具有丰富的资源禀赋、前瞻的顶层设计、较少的人口数量、可靠的社会福利，所以发展速度很快。反观我国虽然国土面积位列世界第三位，但荒漠化沙漠化面积占有相当比重。例如，和美国相比，国土面积虽相差不大，但人口数量是美国的4.3倍，也就是人均占有资源禀赋数量较低，这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难度大的主要原因。
通过统一全国大市场，一是满足国民多样化商品需求。猎奇、多样性生活是人类的本性，通过全国大市场可有效解决区域特色产品由于规模、资金及视野等原因，难以进入全国市场，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的弊端。二是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通过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拉动扩大居民内需消费。三是促进县城乡村资源转化。通过全国大市场，可以促进产业资本资源的优化合作，大幅度地降低生产经营成本，降低资源消耗，提高经营效益。四是提高农副产品综合效益。通过全国统一大市场，有效地破除省、市、县等地区间门槛审批的麻烦和各种妨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五是推动县城乡村文化交流。通过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可有效推动乡村文化交流，增加乡民的全国性流动，助力民族大团结。如在北京经营的云南傣族餐饮，大多服务人员都是从云南聘任，傣族文化成为餐饮店促销的重要手段。
需要强调的是，从均衡管理的角度出发，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绝不意味着不参与全球化市场中来，相反，以统一大市场为支撑，能够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
四、县城乡村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资料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在我国141260万总人口当中，居住市区人口为6.5亿、占人口46.2%，居住在1472个县城、394个县级市的人口2.5亿、占人口总数17.7%，居住在乡（镇）村人口5.1亿、占人口总数36.1%。
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前提，首先是人口的均衡布局。目前，我国的地区、城乡人口布局明显不合理，通过县城乡村建设，优化人口布局，是保障经济社会持续稳健发展的重要举措。无论是从经济贫困时期的胡焕庸提出“瑷珲－腾冲线”，还是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我国的人口存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东北、西北等地人口向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迁徙的趋势，例如广东省人口从1978年5064万到2021年达到12601万，增长2.49倍，再如我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到2021年的64.72%。
通过县城乡村建设，一是改善我国人口哑铃型结构。当前我国人口布局是一种哑铃型结构，大中城市和乡村人口过多，作为中坚力量的县城人口过少，平均每个县只有13.4万，通过县城乡村建设，未来的理想人口布局应该是城市、县城、乡村3;3:3的比例。二是改善乡村医疗教育水准。通过加强县城乡村建设，将提升县城乡村的医疗教育基础设施装备水平，吸引大量中端人才到县城乡村就业，大量乡民到县城居住或将老人子女安排到县城或乡镇所在地居住，提升乡民的医疗教育保障。三是加快推进撤乡并村进程。通过县城乡村建设，将交通、自来水、网络等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形成一大批基础设施完善、人口数量大的乡镇、村，加快推进撤乡并村进程。四是提高乡村居民家庭和谐度。通过县城乡村建设，必将吸引大量乡民返乡打工及或小资本创业，和自己的父母、子女居住在一起，增加家庭家族和谐度。五是提高乡村社会管理水准。通过县城乡村建设实现了中端人才、劳动力到县城乡镇中心村创业、打工，进而降低乡村治安、民政等社会管理成本，提升治理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从均衡管理视角看来，在县城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振兴本身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有一种对立的观点认为，乡村振兴只是农村的事、农民的事，主张离开城镇化来搞乡村振兴。实际上，乡村现代化必须纳入城市化总体框架中进行考量，城镇化建设既是经济社会发展演变的一种规律、趋势，也是乡村振兴的一种必由路径，也就是说乡村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的引领和带动。
五、“新三驾马车”护航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扩大开放、全国大市场、县城乡村建设是中国新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护航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新三驾马车”是参与国际化竞争的利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引进海外资本，海外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率高达30%，高效促进了经济发展。当前5G、高铁、无人机、桥梁工程、轻工业等产业技术位列世界前茅。通过“新三驾马车”拉动，可提供国内大市场和投资项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进程。
2.“新三驾马车”是改善城乡二元结构的利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土改、反右、承包等各种发展中的矛盾，最终都得以妥善解决或逐步减小。但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一直呈现扩大事态，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通过“新三驾马车”的县城乡村建设，将彻底改善这一局面，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直到城乡完全统一，实现社会良性发展。
3.“新三驾马车”是科学运用资源禀赋的最佳选择。资源禀赋是一个国家基业长青的根本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发展经济，我国迫不得已对优势资源进行了无序低质开发。通过“新三驾马车”，以循环经济为主导，全面盘活乡村的“小微资源”，实现资源禀赋最佳组合利用，持续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4.“新三驾马车”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鲜血液。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新三驾马车”的全国大市场、县城乡村建设将完全契合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方针、要求、保障，为乡村振兴战略注入了新鲜血液。
5.“新三驾马车”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之一，在现有城市、交通、生态建设基础上，通过“新三驾马车”的全国大市场、县城乡村建设，可加快扭转区域发展差距大的短板，形成东南西北中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6.“新三驾马车”是鼓励区域城乡居民流动的催化剂。人类的大迁徙形成了大市场，县城乡村建设可以吸引大量的城市居民、乡民到县城居住工作。当前我国县城平均人口13.4万，按未来平均达到30万人口计算，将吸引3.11万城乡人口到县城居住，拉动约70亿平方米的房地产开发。
7.“新三驾马车”是引导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桥梁。我国自2007年提出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就。通过“新三驾马车”吸引退役军人到乡镇、村担任基层乡镇及“两委”领导，参与军民融合战略，对提升国家军民融合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8.“新三驾马车”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生态文明建设本质就是为后人“乘凉”而“种树”。通过“新三驾马车”，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有序弥补改革开放以来造成的资源透支、生态环境破坏、粮食食品安全等问题，逐步建立适合社会发展的生态文明系统，责在当代，功在千秋。
9.“新三驾马车”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融合剂。通过“新三驾马车”，推动我国的人口分布呈现城市、县城、乡村、区域均衡分布的格局；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得到改善；文化、医疗有效融合，城乡、区域民众收入差别缩小，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
总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必须立足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综合研判国际国内形势，咬定发展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坚定走好自己的路，同时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