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无常，天道有常。少年时代的我，是陪同父亲游街的“地主崽子”，是不能加入红小兵等组织的“局外人”，是被个别贫下中农冷眼嘲讽的“异类”，是因丧父而高考落榜回乡种地的“苦命人”。然而，正义的老师和同学们的无私帮助却成就了我的人生，成为生命中的宝贵财富和拼搏动力。如今，那些刻骨铭心的痛苦、憎恨、挫折、温暖，已化作思念和乡愁，在我灵魂深处不断激荡。愿此文能与依然奋勇向前的灵魂产生共鸣。
朝阳小学：我的酸楚与成长基石
1963年，我生于山东平度一个父亲是地主、母亲是中农的家庭。1966年，全家迁至长白山下的抚松县朝阳村，这里主要是山东胶东半岛的移民，儒家文化深厚，村民和睦。因父亲擅长裁缝、演戏、写书信且乐于助人，一家人过得很幸福。
然而，“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这份宁静。作为村里唯一的地主家庭，父亲三兄弟及幼小的我和妹妹、弟弟不得不承受戴帽游街、接受批斗的“光荣”使命。其实，多数多少贫下中农不愿参与这些“时尚”的活动，但父亲母亲却以理解和宽容之心面对。
1971年秋季，我进入始建于1938年朝阳小学读书，学校为完全小学，占地3亩左右，有5间土垒教室和1间教师室。时任校长是张振生，有黄公瑞、曹树春、贾文忠、尹长万、张玉柱5名教师，近百名学生。我们班有刘凤海、张秋香、唐风荣、邸山河等20余名同学，到四年级时辍学一年的岳世梅加入了我们班，成为班里的活跃分子，班主任是黄公瑞老师，一直将我们带到五年级。1986年，学校搬迁村西头新建280平米的砖瓦校舍。值得一提的是，张玉柱老师从1978年到2002年担任26年朝阳小学校长，在他的带领和努力下，在全体村民的支持下，朝阳小学实现了乡村标准化建设。88年被评为通化市乡村标准化校园，连续四年获全镇14所村小学第一名、两年获得第二名，一直名列万良镇前茅。后于2005年停办，这既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一种遗憾。
由于我“地主崽子”的特殊身份，老师和同学们需要与我保持一定距离，但更多的是理解与友情，鼓励我好好学习。在那个红色浪潮涌动的年代，能加入红小兵是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耀，我和后来上学的妹妹却被排除在外。记得有一次，比我大一岁的张金风同学，放学后偷偷地将红领巾递给我，让我感受下这份荣耀，当我回到家里戴上时，却遭到了母亲的严厉责罚。
在那个年代，同学们经常在放学后，被安排到田间地头、村民家中宣传毛主席语录，而我却不能参与。偶尔，有心的同学会偷偷带上我，但也只能站在角落，默默地看着他们激情高昂地朗诵着宣传口号。面对这一切，在父母的安抚和教育下，我并未心生怨恨，反而坚定了要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决心。
记得在小学四年级时，我在中心校运动会的1500米长跑比赛中，尽管落后很多，但咬紧牙关坚持到了最后，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热烈掌声，这成为我生中一个难忘的经历，至今时常浮现在眼前。五年的小学生活，我成为最刻苦、最坚韧、最受呵护的学生之一。
1980年，我遭遇父亲意外离世的沉重打击，以两分之差未能考上大学，无奈选择返乡务农。在那段凄苦的日子里，家境困顿、人情冷漠，曾经的理想与抱负一度被现实的残酷所击垮，陷入了深深的萎靡之中。1982年春天，学校急需一名临时代课老师，我作为村里唯一高中生（岳世梅以到乡里工作）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我“地主崽子”身份遭到部分村民的反对，时任校长张玉柱力排众议，安排我担任代课老师。正是这份信任与支持，让我重振信心，有了复习的机会和环境，并在万良乡业教助理柴宝贵的支持下，82年考入了柳河农校，成为村里第一个走出去的“大学生”。
参加工作后，我和爱人一起回村里向张老师表示感激之情，张老师平静地说：我只做了应该做和对得起良心的事情，主要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我为有你这个学生和同事感到自豪。听到这话，我饱含眼泪，不自主地陷入思考：为什么现在社会越发展，人类越自私贪婪，好大喜功？道德必要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后退吗？
诗人艾青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如今，已逾天命之年的我，回顾在朝阳小学的岁月，总是不自主地流下眼泪。当年老师和同学们的无私正义帮助，是我今天能够有所成就的重要基石。感谢朝阳小学，感谢老师和同学，感谢那些年的每一天。
向阳而行：初中的欢乐与收获
1976年秋季，我和朝阳小学的岳世梅、张金凤、刘风海、丰国学、唐风成、唐风蓉，邸山河、佟成力、蒋美琴、刘翠红等毕业生，怀揣着青春的梦想和无尽的期待，踏上了10公里外万良中学。万良中学坐落在乡政府东北侧，静静依偎在河流对岸的山脚下，仿佛是大自然的守护者，守护着我们这群即将步入青春年华的学子。
学校占地面积约三十亩，由三栋简单的土砖瓦教室、一栋办公室以及两栋宿舍组成。这是我首次踏入这个“繁华”的校园，一切都是那么新奇而有趣。学校有近千名学子，校长是张积水。初中一年级共有八个班，300多名学生，我被分配到了“六四班”，班长是王毅夫。我和邸山河、管仁斋、王瑞春、孙石山等十几名同学被安排在一个宿舍。在这里，我似乎远离“地主崽子”阴影，得以静下心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
9月9日下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全班同学瞬间哭成一团，悲痛之情溢于言表。王毅夫泣不成声地喊着：“毛主席啊！毛主席！”。那一刻，我心灵受到巨大震撼，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毛主席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他是我们永远的领袖，是我们心中的精神支柱。我坚定地告诉自己，我要通过学习来摆脱自卑，赢得尊重，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我对毛主席的怀念，也是我对自己的期许。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为了顺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迫切需求，开始进入拨乱反正的重要时期。为了快速培拔出大量优秀人才，全国范围内的初中和高中开始实施扩招政策，1977年，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开始步入正轨。
1976年初冬，万良中学为了加大扩张，成立了大方、北山、荒沟、向阳四所小学初中部，朝阳、庆升的初中生被安排到向阳小学中学部学习。向阳村有3000余口村民，村容村貌整洁，生态环境优美，一条清澈的河流宛如一条丝带，穿村而过，村里错落有致的民宅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
向阳小学初中部位于村中央的一块平坦土地上，北侧和东侧紧临河流，南侧则是繁忙的乡道，仿佛是一块蕴藏着无数希望的风水宝地。至此，我们由原住宿生改为了走读生，每天起早贪黑往返八公里乡路，虽然艰苦，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使得这段求学之路充满了意义。
向阳小学有300多名学生，校长是杨福。我们初一班有41名学生，班主任兼教语文、政治、音乐老师是刘茂臣，刘老师身材魁梧、才华横溢，以山东乡音乡情与我们紧密相连。张桂兰老师教数学，姜春生老师教物理、化学、体育，杨校长教地理、历史。班长是马永贵、学习委员孙向风、组织劳动委员孙成利、体育委员张树才，文娱委员张金玉、数学语文课代表于跃龙、我是物理化学课代表。
当时，我虽与红卫兵等社团组织无缘，但在学习上却很刻苦，和孙向凤等同学位列前茅。刘老师、张老师等对我寄予了厚望，鼓励我好好学习，考上清华北大，为父母、为家乡争光。为我量身定制学习计划和吃“小灶”，滋润着我的心田，进一步激发了我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向往。
在向阳小学初中部，我收获了同学间的真诚友情，和马永贵、房泽明、王春、岳世梅、张金凤等同学成为好友。记得有一次，在放学回家路上，几名贫下中农同学和我发生了冲突，关键时刻岳世梅、张金凤挺身而出化解了危机。此后，她两个每天都陪我一起走，就这样走了3000余公里的人生路，相当于北京到西藏的旅程。
参加工作后，我有幸在清华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这可能是上帝让我了却一份少年心愿吧。回首往事，我深深感慨，是向阳小学初中部老师的悉心教诲，和同学的正义无私帮助，为我埋下了梦想的种子，我将永远铭记这份恩情。
万良高中：燃烧的青春与深切的磨砺
1978年秋季，万良中学通过对八个初中班统一考试，录取了102名高中生，录取比例大约为30%。和现在初中生大都能顺利进入高中或职业学校学习相比较，当时的竞争是“惨烈”的。当然，这抑或是现在部分年轻人到迷茫和无力而“躺平”的原因，因为他们的求学路不完全凭实力而是政策，形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
进入高中的第二学期实行文理分班，我选择了理科班，共55名同学，先后有宋文福、楼庆祥、景少毅三位班主任，王毅夫、张继成两任班长。其中李玉柯、战玉杰、管仁代、高德芝四位同学在考入县一中后，又考入了吉林农大、长春水电专科学校等院校，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那时，祖国正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全国上下洋溢着奋发向前的气息。我父亲也摆脱了过往的阴影，为村里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从烧红砖到试验种植水稻，再到机械化种田，他的辛勤工作换来了家庭收入的增加。我也因此过上了“小康”生活，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然而，学习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我的字写得不好，经常受到岳世梅同学的训斥。记得有一次在上英语课时，我因一口山东话而吐音不清，老师和同学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引发同学们的哄堂大笑。直到1988年我赴美国考察时，才深刻体会到英语的重要性，后悔不已，回京后毅然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短训班，努力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
刚上高中时，因学校宿舍没有修缮好，就住在了父亲好友、曾在朝阳小学任教的鲁福田老师的家里、恰好他儿子鲁长发是我的同学，后来在安风亮同学家中也住了一段时间，我小妹上初中时也在安风亮家中住过。两位同学的父母、兄弟姐妹如同家人一般对待我们。这段经历让我深感同学之间的情谊之深，也让我对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到一丝忧虑。
就在我满怀希望地追求梦想时，命运却给了我一个沉重的打击。1980年初，父亲在外出的途中不幸被火车压死。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让我和家人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更为残酷的是，由于政策的改变，我们家并未得到应有的赔偿。面对这一切，母亲无奈带着弟弟妹妹走上信访与乞讨之路，为我的学业筹集资金。她每次回来，都会带着乞讨来的微薄的收入，鼓励我好好学习。然而，父亲的离世和对家人的牵挂始终让我无法安心学习，未能如愿以偿地考上大学，无奈返村务农，82年秋季考入柳河农校。
高中期间，结交了鲁长发、安风亮、李树怡、王福明等志同道合的同学。马永贵、房泽明、李树怡三位同学，在我到农校求学和初入职场的岁月里，帮助打理我家的田地，让我无忧追求梦想。后来，他们三位与我一起共谋事业。2021年，我在运作项目因疫受阻，马永贵慷慨鼎力相助。2012年，我在北京一个商场偶遇李树怡，原来他也追寻梦想来到北京，当时我俩激动地拥抱在一起，有说不尽的千言万语，祈愿上帝让这样的机会降临我们同学之间，能经常偶遇。
参加工作后，每当回到家乡，王毅夫、张继成两位老班长总会不辞辛劳地将同学聚在一起，共同追忆、调侃曾经的青葱岁月，留恋回味着王毅夫真情流露的“嚎啕大哭”，张继成的“婆婆妈妈”般的关怀，马永贵那清澈动人的清唱《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管仁斋那充满书卷气的“之乎者也”，孙石山的“潇洒风流”风范，濮树德纯真热情的“精明会算”本领，王福明身上所散发的“江湖义气”，安风亮的真诚的乐于助人，鲁长发的温文尔雅与“文质彬彬”的举止，李玉柯那始终如一的勤奋好学、战玉杰的独特的“孤独高傲”气质，以及濮树芹老师那悠扬的歌声和琴声，宋文福、楼庆祥、景少毅老师的真挚地授课，还有我们住宿生偷偷地跑到邻村看电影，回来要翻围栏入校的乐趣。
80年毕业后，虽然大多数同学虽未能如愿考上大学，但同学们通过努力成为优秀的领导干部、骨干、教师、企业家等，如王毅夫、孙成兰、王喜燕、刘乃俊、岳世梅、王宜红、于耀龙、王炳春、张继成、葛福全、安风亮、李玉花等。如今万良已成为经济强镇，亚洲最大的人参交易市场，我的很多小学、初中、高中同学依然在这片土地上默默地耕耘着，让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绽放。
回首那段青涩的岁月虽然充满了苦涩与泪水，但也正是那些经历塑造了我的坚韧不拔的性格，让我学会了在逆境中寻找希望，在挫折中不断奋起。那段日子不仅让我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也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生活的意义。我感恩那段岁月给予的一切，让我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
